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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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朋友的故事,或许我不该称它为故事,因为它就发生在普通人的漫漫岁月里,它那么真实而又震撼;细腻而又悲伤,它让我第一次深切的明白了什么是“回乡”,什么是“故土难离”。

 

在那个特殊年代,有那么一群人为了活下去,从家乡踏上了一条生死未卜的讨生路,他们来自海南、福建、两广,或者离海更远的四面八方。从上船的那一刻起,他们有了共同的名字“唐山人”;从下船的那一刻起,他们开始了艰辛的“下南洋”。新加坡华人下南洋的时代,对于我来说,仅限于停留在书本的文字或电视的画面,直到她不经意间娓娓道出那段回忆。

 

17岁的阿栋年幼丧母,眼看全家人都要生无活路,作为长子的他随着大爷大叔,从海南出发,只身来到南洋,只为能赚钱养活家里的弟妹。那是1946年,第一次坐上帆船,这帆船有多大,船后是否有尾随的鲨鱼,已经无从得知,他只牢牢记的漂了一个月,终于到达了南洋。最初的日子是什么样?想必都是垂死挣扎,终于熬到了咖啡店打杂,西餐厅帮佣,最后进了英军的厨房,做了厨师,日子才渐渐好起来,而这期间一直没有间断的给海南的家人寄钱回去。在南洋这一住就是几十年,娶妻生子,阿栋变成了栋哥、栋叔。从子女们很小的时候开始,栋叔就给他们讲,我们的家乡在唐山,我们是海南人,也会把叔叔姑姑们的家书和照片时常拿给子女们看,但是因为开始没有身份,一直不敢回乡,怕回到海南后无法重返南洋照顾妻儿,后来有了新加坡的合法身份,但是70年代始终无法自由通行。

 

时间来到1985年,栋叔的大女儿阿丽刚满22岁,她生在新加坡,长在新加坡,不知为什么,带父亲回乡的念头从小就固执而深刻的存在她的脑海里,这一年,她四处询问,终于历尽千辛万苦的找到了一家代理公司办好了中国签证;她用自己的存了很久的薪水买了山一样的礼物;她的老板为了支持她回乡,特别安排她在香港转机时住在自己的妹妹家里,终于做好了一切准备,阿丽和丈夫一同踏上了回乡的路,她要先走一趟,为父亲开路。阿丽说当飞机开始下降,当海口美兰机场的跑道出现在眼前,她的眼泪像雨一样倾泻而下,她从来没有回过故乡,从来没有见过亲人,但故乡和亲人此刻却像失而复得的珍宝,让她动容。一踏进机场,她还没来得及寻找亲人的身影,就被中国海关扣住了,海关指着她的大包土产说这些必须交税,向她索要外汇卷,阿丽根本没听说过“外汇卷”这种东西,情急之下把身上不多的新币都拿了出来,海关拿了150新币,满意的放行了。

 

阿丽的叔叔姑姑们都住在离海口很远的地方,为了迎接海外的侄女回乡,他们凑钱租了一辆面包车去接阿丽,大家都没有见过阿丽,又上了年纪,所以在机场里,是阿丽凭着照片认出了他们,她跑到他们面前说:我是阿丽!大家抱头痛哭,哭得是几十年的离情。

 

1987年,阿丽终于带着父亲和母亲回到海南的家乡,这时距离栋叔离开家乡已经整整41年,当初的年轻后生,如今成了耄耋老人,父亲早已不在人世,栋叔离家之时一定没有想到自己与父亲竟然是诀别。我不忍心去想象当栋叔的目光摩挲过家乡的一切,他会是怎样的心情,41年的光阴带走的是对父亲无限的遗憾与无尽的乡愁。时间进入90年代,中新之间的往来已经日益频繁,海南的亲戚也发生着变化,他们可以比较容易的来新加坡看望阿丽一家,1997年阿丽又带着年近七旬的父母最后回了一次家乡,之后,栋叔还是在他生活了一辈子,奋斗了一辈子,充满人生各种滋味的南洋,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他去世以后,阿丽与叔叔把他的骨灰带回了海南安葬,栋叔终究魂归让他牵挂了一辈子的故土。

 

这就是栋叔与阿丽一家回乡的故事,有太多的新加坡人有类似的故事,我很幸运,能亲耳听到这样充满人情味的故事;我很荣幸,能亲自与阿丽这样重情重义的人成为忘年交。生性乐观的阿丽最后告诉我,现在我经常回海南,几个小时就到了,有晚辈驾车接我,现在也不需要我带东西给他们了,都是他们带东西给我,我们华人最重视的就是亲人间的感情,不管距离多远,时间多久,我们都要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