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开始了第八次访华行程，而到11月，她担任德国总理就10年了。
如果为想成为政治领袖的人撰写指南，那么默克尔很可能是一个反面教材：她身形略胖，衣着普通，表达能力不佳，欠缺个人魅力，似乎更像一个家庭主妇而不是一个大国领袖。她从来没有给人带来惊喜，也不会规划激动人心的蓝图，说什么“Yes，We Can”之类的话，她的做事风格完全反映出了她物理学博士的理工科背景：系统、分析、按部就班。至于个人魅力或者口才，她完全站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反面。在2013年大选的电视辩论中，她的挑战者、经济学家施泰因布吕克的发言简练而犀利；默克尔则一如既往地唠叨个没完，说半天也说不清楚，甚至还多次遭到主持人的警告。
但就是这样一个大婶一样的人，却一直是全世界人眼里的超级政治明星，多次被评为全球最有权势的女人，被尊称为“欧洲女皇”、“圣默克尔”。环顾世界，政治领袖民望低迷、施政阻力重重是一个普遍现象，高支持率往往只存在于选举结束后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就难以为继。而默克尔是一个异数，自2005年担任总理以来，她的民望不仅历久不衰，而且持续上升。可以说，在一个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时代，默克尔树立了领导力的另一种典范。
默克尔最大的长处是善于吸纳不同政治力量的政策主张。默克尔称自己“不是即兴作决定的人”，她不轻易发表意见，通常的做法是让其它政客充分讨论，当公众意见形成一致时，她才对占大多数的一方表示支持。在处理国内事务时，这种实用主义的做法非常明显。作为前环境部长，她曾因全球变暖而大力提倡核能，但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后，她许诺在2022年前关闭国内所有的核电反应堆。她曾坚定反对全国最低工资制，但2013年最低工资被写进了执政基民盟的竞选纲领里面。德国《明镜》认为，近年来默克尔已经带着原本偏右的执政联盟党实现了向左的转变。她取消了核电、废除了义务征兵制、大幅提升社会福利、承诺处理大城市房租猛涨的问题、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现象，还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起到领导作用，而这些成就，其中许多都是竞争对手提出的核心议题。
默克尔这种折中调和、讲究实用的领导风格，和德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设计是高度契合的。德国历史上联邦主义的传统和希特勒独裁的警示作用，导致德国在战后基本上都是以联合政府形态执政。除了在1990年代时因应德国统一而建立强势形象的科尔外，德国并没有产生多少鹤立鸡群、一呼百应的政治领袖。和德国足球一样，德国的政治领导力来自于均衡、协调与合作，而不是一个超凡脱俗的明星。德国战后的主要政党联盟党（基民盟和基社盟）、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价值理念各有侧重，但都无法在政见上独树一帜，与其他政党切割得一清二楚，再加上没有哪个党能占据绝对多数、必须和其他党组建联合政府的原因，德国四大党之间既是政敌又是搭档，既是伙伴又是对手；今天互掐，明天就可能携手。这样一来，德国各政党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而更多是合纵连横、敌我不分，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为反对而反对的劣质政治文化的出现。
而且，为了避免魏玛共和国时期小党林立、剑拔弩张的局面重演，德国宪法规定在全国得票超过5%的政党才能进入联邦议院，并且严格限制议会向政府提出不信任投票，政府与议会发生矛盾时，最终往往不是政府被改组，而是议会被解散。因此，战后德国历届政府保持了相当高的稳定性。只在1982年发生过一例联盟党联合自由民主党对施密特政府提出“建设性不信任投票”而导致社会民主党政府垮台的事件。
从根本上讲，领导人和所领导的国家与人民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相造就的关系。像阿根廷这样崇尚激情和民粹的国家，自然就会产生庇隆和克里斯蒂娜这样的总统；德国人严谨务实、略带刻板的性格，则成就了默克尔的传奇。而放眼全球，互联网时代靠口才和个人形象上位的领导人，在金融危机的考验下基本都不堪一击。他们因为善于驾驭媒体和民意而脱颖而出，所以往往迷信宣传，过于注重表面功夫，内功不足；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往往过多考虑政治和选举因素，精于进行能带来立竿见影现实利益的短线政治操作，忙于赢得选举，维护权力，而对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但可能得罪人的政治决定退避三舍。在这样一个领导力缺乏的时代，默克尔看似笨拙乏味的从政风格，可能才是领导力真正的内涵所在。
而对于德国来说，现在差不多也是史上最好的时候：欧债危机导致作为欧盟两架马车的法国地位下降，德国在欧洲一言九鼎，难民蜂拥要去德国，也证明了德国的吸引力。而和英国、法国、俄国这些国际舞台上地位相当稳定的选手不同，德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历史很短暂。数量众多、互不统属的德意志小邦，在1871年才在俾斯麦的铁血手腕下得以统一，开始崛起。而此时，全世界的殖民地已经被瓜分完毕，德国不得不虎口拔牙，和英法一争高下，去抢夺“阳光下的地盘”。从这时起到一战爆发的1914年，是德国实力迅速膨胀的时期。只可惜这时的德国年轻气盛，对历史和现实缺乏敬畏，一味使用蛮力，在志大才疏的德皇威廉二世的领导下，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败涂地。一战后的德国先是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和魏玛共和国的政治混乱，接着就迎来了希特勒的上台，德意志民族满怀复仇的渴望，在狂热准备后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又再一次被彻底碾碎。
二战后，德国人不止在军事上被彻底击败，国家变为一片废墟，而且战后纳粹暴行被揭露，也使得德国人在道义上和文明优越感上彻底失败。这种民族负罪感深深影响了德国人。终于，德国成熟了，不再像一战后那样不服气又渴望复仇，他们安心了接受命运的安排，雷厉风行地清算纳粹暴行，而且从不吝啬向受害者道歉。最经典的一幕，自然是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的一跪了。德国对历史的深刻反省赢得了世人赞赏，中韩等国便不时藉此批判日本政府一直不肯正视侵略历史。
而在经济上，德国战后百孔千疮，1947年的粮食生产水平只及1938年的51%，工业生产也只有1938年的1/3。但只消20年，西德便出现经济奇迹，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帮了一把，但西德拥有的技术及人才才是关键因素。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的德国还是一个“欧洲病人”，与希腊当前的状况颇为相似。施罗德政府在1990年代进行了痛苦的福利制度改革，改革的措施包括缩短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时间，提高养老金的缴费比例，提高退休年龄等等。这些措施正是金融危机期间欧洲紧缩措施的翻版，只是德国早行动了十年。勇于改革成就了德国。从这个意义上看，默克尔今天的高民望，是因为她站在施罗德的肩膀上。
多年来，德国为了避嫌，一直拒绝在安保及外交上担当更大角色，这是一种德国式的“韬光养晦”。而伴随着德国政经实力的与日俱增，在国际舞台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成为近年德国内外的热门话题。《明镜》周刊就分析认为，德国不能再躲在其它人背后，而是应该领导欧洲扮演独立政治角色。显然，如何正确驾驭实力，在提升德国影响力的同时避免重蹈覆辙，就成了关乎德国未来命运的历史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