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主义和新常态是两个不同的理念。在GDP主义下，GDP的增长数字 是唯一的目标，GDP的增长方式以及社会的其他方面都经常被忽略，且很 多其他领域都为GDP增长服务。相比较，在新常态下，GDP增长仍然很重要，不过在强调GDP增长的同时，也要重视GDP的质量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等其他方面。
为什么提出GDP “新常态”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政府的政策和行为表现出极其片面重视GDP增长数字，因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如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医疗、教育、住房等。后来，甚至连这些原本不被重视的领域也成了用以拉动GDP增长的领域。不仅如此，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考核也极大地侧重于GDP增长数字。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GDP主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提出了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什么是新常态呢？“新”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常态”就是指比较稳定的状态，本身并不确指一个或一组数字。综合起来，“新常态”指的是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出中高速增长的状态，有别于以前高速GDP增长的状态，而这种中高速的增长必须是稳定的和持续的。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是在经济结构优化基础下的稳定增长，是经济和社会比较协调的状态下的增长。
GDP主义和新常态是两个不同的理念。它们之间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两种理念都是认为GDP是很重要的—没有GDP的增长，很多经济社会问题难以得到解决。两者不同的地方是，在GDP主义下，GDP的增长数字是唯一的目标，GDP的增长方式以及社会的其他方面都经常被忽略，且很多其他领域都为GDP增长服务。相比较，在新常态下，GDP增长仍然很重要，惟有保持一定的中高速增长，中国才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从而把自身提升为发达经济体，并产生足够的就业，维持社会稳定。不过，在强调GDP增长的同时，也必须重视GDP的质量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等其他方面。
历史上的GDP
中国的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GDP主义为主导。习近平执政之后，改变了往日的GDP主义，促成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为什么要做这种转型？就要对GDP 和GDP主义作一个科学的理解。勿庸置疑，GDP肯定很重要，但是GDP主义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必须分析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如果没有GDP主义，中国就一定发展不好吗？如果中国GDP领先世界，人们就能高枕无忧了吗？第二，以GDP为纲，就会发展好经济吗？第三，GDP增长数字是不是唯一的目标？如果不是，那么，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单纯的GDP主义能帮助人们实现这一目标吗？第四，为了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真正的目标，人们应该怎样做？
首先，第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GDP主义，中国就一定发展不好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可以去追溯一下历史。其实，在过去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在经济上是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从历史上GDP的变迁可以给人们很多有关经济发展的启示。
刚刚去世不久的经济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终身事业是收集人类有史以来的经济数据，他所提供和估算的数据是世界公认的最具权威的。尽管人们可以对其数据提出质疑，但没有人可以提供比麦迪森更具权威的数据。我们这里所引用的数据就是根据麦迪森估算的。图1和表1是根据麦迪森所估算的数据编制而成。如图1所示，中国在从公元1年至2008年间的历史里，与日本、美国、英国和日本这四个国家比较，中国在超过一半的时间里，其GDP在世界上的比例是处于领先地位。
从表1的数据分析，人们可以看出，中国从公元1年至1870年GDP一直保持着领先的水平。这样的GDP领先水平是今天奉行GDP主义的人所追求的，因为它代表了最强的经济实力。但是，这样的领先水平并非通过奉行GDP主义的政策所实现的。在漫长的历史中，追求经济增长并非政府的责任，政府的责任往往只限于维持公共秩序。中国在这一时期处于汉朝至清朝整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最为繁盛的时期。这一制度是当时社会情况下先进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经济、政治、文化、科技都取得了领先于世界的发展。在经济上，主线是重农轻商，这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是相符合的。政治上专制的中央集权对维持和平统一的社会秩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环境。文化上主要形成了对儒家文化的推崇，这不仅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治理的依据，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一切生活，使当时各种制度和社会秩序得以稳定化。在科技方面，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的科技水平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在这一时期，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统治，而非发展经济。政府官员的考核和提拔是一个非常复杂、全面的、系统的过程。官员的政绩考核中，经济方面的考核主要也只涉及了税收收入。
总而言之，中国虽然从公元1年至1870年GDP一直保持着领先的水平，但这绝对不是通过今天的GDP主义而实现的。经济的领先主要是通过各方面制度的领先而实现的，即世界领先的、与当时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各种制度。
再者，即便GDP领先了，是不是就高枕无忧，一切都好了呢？显然也不是的。从表1可以看到，在1820年和1870年里，中国GDP占世界的33%和17.1%，而英国GDP却只占世界的5.2%和9%，但是，英国在1842年发动了鸦片战争，从此为其他西方国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的时代，被分割，被欺压。中国经济从此一落千丈，而西方国家，如英国和美国等却发展起来了。很自然，西方的进步同样也是其制度创新和领先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GDP并不是一切，为了实现国家的强大，还有很多其他方面需要努力。尤其是当国家的各种制度落后于人的时候，还有人们的思想文化跟不上时代的进步的时候，GDP再大也帮助不了国家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
毛泽东时代的GDP
有人可能会问，经济肯定是很重要的，因为人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的问题和生存的问题，而这些都反映在GDP上面。答案是肯定的。经济发展确实是很重要。不过，因为经济发展很重要，就以GDP为纲，一切为GDP服务，就会发展好经济吗？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又给了人们很好的答案。中国的GDP主义可以说是开始于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大跃进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很多政策上的口号，例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以钢为纲”、“十五年赶上英国”等等。是这时期里人们完全以经济发展为纲的最显著的例子。那么，结果又如何呢？
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在这些年呈负增长阶段，而日本却呈现出非常高的增长状态。中国和日本当时都处于战后的恢复阶段，两个国家的首要目的都是要发展经济，GDP增长率对他们都非常重要。中国的战略是，对外是关起门来搞建设。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基本上除了苏联之外，中国没有和其他国家任何的经济和外交上的往来；对内，是在不切实际的口号下，盲目发展经济，例如完全脱离实际的“大炼钢铁运动”，这一本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运动，最终以全国的大饥荒收场。如表2所示，人均GDP大幅度下滑。
而同一时期，日本的战略则是，对外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发展对外贸易，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对内则是政府引导本国发展优势产业，如电器、汽车行业。通过“电力五年计划”，建立电力工作并用石油取代煤炭，这不仅带来了经济发展的高潮，而且也根本上解决了煤炭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利用举办奥运的机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同时，在文化、教育、社会建设方面，日本也是不遗余力。
其实，在整个的战后直至1978年的时期，不仅仅是日本，对于世界很多国家都是高速发展的时期，如图3所示。而中国却错过了这一黄金时期，原因当然不是不想发展经济。事实上，中国非常地想提高GDP，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但是或许是碍于意识形态，或许是文化背景关系，没有把自己融入到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中去，缺乏了使经济高速发展的制度，所以经济没有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的GDP和GDP主义
1978年以后，中国的GDP水平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如图4和表3所示，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到2010年翻了八翻，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6.8%，而美国、日本和欧洲都不到2%。中国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切实的提高。取得这么巨大的成绩的原因在于，中国采取了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政策。对外，是进行改革开放、吸引外资、设立经济特区、加入世贸组织等；对内，是进行改革，例如，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减少国有企业对于其员工的社会保障负担，在农业方面，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这一切的政策都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然而，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不仅来自上述制度创新，更来自于GDP主义。从追求经济增长到GDP主义，是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很多因素。但中国体制强大的经济动员能力及GDP增长数据变成考核各级党政官员政绩的指标等政策，无疑有效促成了这种转型。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开放的体制，中国成功地让“一部份人”先富了起来。先富的人尝到了富裕的甜头，但并没有帮助没有富裕起来的人致富，相反他们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
既得利益集团千方百计地使“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体制固定化，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GDP主义也被制度化了，因为它成为各级政府官员考核的核心标准，而“让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后富起来的人”的制度建立不起来。经济发展成了重中之重，其它的制度建设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结果，把一切事物都货币化，那些不能货币化的领域也被货币化了。本应属于社会领域的医疗、教育、住房、公共设施、环保、文化建设等等都被GDP主义侵入，成为即得利益集团的暴利领域和政府寻求GDP增长的增长点。由此，中国在取得了GDP增长的数字的时候，也付出了沉重的社会成本。这体现在：
第一，社会道德的缺失。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的文化体系是以儒家道德为主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人的道德修养是放在第一位，而物质利益排其次。人们追求自我的道德修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现在，由于一切事物都货币化，整个道德体系受到了破坏，“以人为本”的社会，变成了“以钱为本”。在人们之间失去了统一的道德文化的信奉，就失去了彼此之间应有的信任，因为金钱已经放到了道德之上。
人们看到，经济领域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例如地沟油、毒奶粉、豆腐渣工程等事件层出不穷。在这样的社会之下，不仅是低层社会的人士，包括中产阶级也失去了安全感。在一个大部分人都缺乏安全感的社会，即使GDP数字再高，也很难提高其生活的幸福指数。在另一个极端，作为对道德普遍缺乏的反应，泛道德主义在当今社会也变成越来越常见。在泛道德主义下，人们缺乏理性和宽容去看待人性的弱点，如自私和胆怯等。社会缺乏宽容，容易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极端情况下还可能被极权者利用而产生大量的暴民。在很多地方已经发生了不少这样的事件。因此，人们可以看到，在GDP主义下，当今的社会呈现出走两个极端的趋势，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社会保障机制被摧毁。在旧的体制之下，大部分的企业，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对员工及其子女家属等担负着社会保障的义务，子女教育有子弟学校，看病有职工医院，住房企业分配，老了有退休工资等等。且不说效率问题，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是有的。但是在GDP主义主导下，社会保障机制完全被摧毁，而它所确立的新的社会保障机制又处于低度状态，将员工的社会保障义务推向了社会，但是社会又没有建立起新的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就让人们赤裸裸地暴露在了这一个“以钱为本”的、而且充满个体完全没有能力承担的各种风险的市场经济社会里面，让人们更加缺乏安全感。
第三，GDP主义入侵到社会保障领域。中国的社会不仅仅是缺失社会保障机制的问题，而是GDP主义早已入侵到这些领域，成为政府经济的“增长点”和少数人暴富的领域。这让问题更加地雪上加霜。昂贵的医疗费、教育费和严重的房地产泡沫，所有这些让普通老百姓苦不堪言。
第四，贫富差距的扩大。在GDP主义下，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拉动GDP而想保持其劳动力价格优势，拼命压低劳动者工资，资本所得和劳动者所得不成比例。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占据了各个领域，使其他社会成员很难通过努力去获得成功。根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从2002年起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超过了世界的0.4的警戒线，而且每年都呈增加的趋势。可以想象，在现在的GDP主义下，每年所增加的GDP大部分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收入，而社会低层和中层的境况其实并没有实质意义地变好，或者说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变好，这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第五，环境的破坏。对环境的保护不会带来直接的GDP的增长，反而在短期内可能会减缓GDP增长的数字。所以，长期以来，环境保护被忽视。人们所吃的食物、所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生命所维系的空气也受到了严重的污染。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社会成员的身心健康，有时候连最基本的安全卫生保障都成了问题，例如由此产生的煤矿工人的大范围的职业病“尘肺病”等社会问题。
这些社会成本都很难用经济数字去衡量，所以都没有被放进GDP主义者的GDP增长计算里。假如说有一天，有办法可以把这些社会成本也放入GDP计算公式里，那么，中国的GDP增长还会为正吗？这是一个应该可以考虑的设想。
转入新常态
尽管中国领导层很早就意识到了GDP主义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也提出了诸如“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但事实上GDP主义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相反地，它已经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政府也在努力进行社会制度建设，但是每当任何制度建设与GDP主义有所冲突时，GDP主义总是会取胜，如被搁置的公共住房建设等等。
即便如此，中国经济发展在近几年呈现出下滑的趋势，2011年到2013的GDP年增长率分别为9.5%、7.7%和7.7%。GDP主义也没有办法去支撑之前的GDP双位数字的增长。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资源要素的限制。中国无论在能源和劳动力方面都面临着瓶颈阶段，所以以前靠要素高投入所带动的经济增长面临了资源的制约。第二是技术边际。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在他的著名的《中国经济千年史》一书里提到了中国的经济不会一直高增长下去，经济会在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之后进入中速增长的阶段，其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起点低，离技术边际曲线较远。在这样的情况下，早期经济可以呈现出很高的增长，但一旦经济趋向于技术边际，在没有技术突破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势必趋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2014年提出了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并指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不难理解，经济的中速增长会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常态。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虽然GDP主义要不得，但是GDP仍然重要。从国情上来看，中国还不富裕。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收入倍增的计划，即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实现这一目标，人均GDP的复合年增长要达到7.2%。
要实现以上的收入倍增计划和新常态也非常不容易，这正是中国现阶段的目标。它体现了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实现全社会人民的整体福利、社会的和谐发展、人民生存环境的改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保卫好社会，保护好环境。单纯的GDP主义帮助不了实现这一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必须做到或者注意做到很多要素。
首先，中国经济需要增长，因为中国的人民特别是中低层人民还不富裕，中产阶级还不发达还没有进入富裕国家的行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经济的中速增长，即6%-7%左右的增长是必要的。如果达不到这个增长速度，中国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经济增长的方式必须改变。以前经济的增长是粗放性的，靠生产要素的高投入，特别是廉价劳动力的投入而取得增长。但在新常态下，经济的增长必须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而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来实现。
对外的开放应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向世界开放自己，让外国的投资进入中国。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做了很多，例如已经设立了几个自由贸易区。但是还不够，还需要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开放，引进国外优良的资金和技术，尤其是好的技术。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部分是中国要“走出去”。通过这么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积累了很多的资本，这些资本需要走出去，寻找投资的机会。现在已经开始的“一带一路”项目为中国的剩余资本走出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在内部改革方面，也分为对外和对内。对外，积极地对外开放可以促成制度创新，使其与国际先进的制度接轨，尤其是通过对外开放对既得利益造成压力，并培养新的利益，以此来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从而促成内部的改革。资本积极地走出去，对外寻找市场，例如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可以转移出产能过剩的工业，为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腾出空间。对内方面，改革就是要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这里包括很多的内容，比如政府职能的转型、法治的建设、国有企业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等。
第二，觖决好环境保护的问题。历史很多经验已经说明了一点，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新常态下更是这样。现阶段面临着重工业的产能过剩，能源方面严重依赖煤炭等导致环境污染的诸多问题。对于产能过剩的问题，需要进行产业结构的提升，可以把过剩的产能，通过“一带一路”项目转移出去，一方面为国内的产业结构提升提供空间，另一方面也帮助了“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经济。对于煤炭的过度使用的问题，可以借鉴当时六十年代日本的“电力五年计划”，建立电力工作并用石油取代煤炭。
第三，重塑文化。如前文所提到的，在GDP主义下人们一方面缺失道德信仰，另一方面又在犯着泛道德主义的错误。没有了道德信仰的共识，社会就很难建立起起码的信用。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下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可能持续的。因为经济行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信用基础之上，可以观察到，越是发达的国家，经济行为中的信用经济成分会越高。在新常态下，需要把在GDP主义下的“以钱为本”，转换成“以人为本”，重塑为中国大众所共鸣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体系。
概括地说，新常态才是人们的真正的目标，它是一种理想的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状态。它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数字。GDP也很重要，是实现新常态的其中一个内容和必要条件。但是要达到新常态，还有很多的其他方面也非常重要。人们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也要从其他国家学习好的经验，使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新常态。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的数据见：http://databank.worldbank.org/ data/views/reports/tableview.aspx
2、《中国统计年鉴2014》：http://www.stats.gov.cn/tjsj/ ndsj/2014/indexch.htm
3、Maddison, Augus. (2007)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 -2030 AD . Paris: OECD Publishing (PP.14).
4、麦迪森（Angus Maddison）其他文献信息，参阅http:// www.ggdc.net/maddison
本文节选自政策分析类刊物《隆道观察》，由注册于新加坡的隆道研究院出版，关注中国和平崛起和亚太地区发展带来的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变化，追踪世界热点、难点问题，从东方视角提出政策建议和战略构想，帮助国家和地方政府实现可持续发展，打造和谐社会。《隆道观察》定价每期$10新币，如需订阅可写email至[email protected]，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和邮寄地址，将有工作人员与您联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