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习近平主政以来，“反腐”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常态”。除了打破中共历来“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潜规则，调查止步于官员死亡的困境，也正在被逐步打破。
元旦过后，中国媒体报道中组部办公厅下达了一份关于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情况的统计通知，要求各单位填报官员死亡详细情况，包括非正常死亡党员干部的姓名、性别、年龄、职务和死亡原因，尤其是关键细节，如患有抑郁症、工作压力大、家庭矛盾及涉嫌违纪违法等。如果是自杀的话，还要求填写自杀地点和自杀方式等详情。
对官员死亡原因的深入调查，普遍认为是中国高层对腐败调查的进一步深入。也有观察家认为中共此举是为更高领导层提供准确的数据，以观察十八大反腐以来对中国整个官僚体系的震动程度。如果这一震动还在中共的承受范围之内，那么反腐还将继续深入，如果反腐力度可能危及整个官僚体系的运转以及中共的统治，反腐运动可能出现转折。
从反腐的角度来说，对自杀官员的深入调查是有必要的。
根据已报道的案件，中共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件在2014年达到72起，平均每个月发生六起，数量惊人。在这些自杀事件中，患精神抑郁、死因不详或在调查中、涉案嫌疑或严重，成为死亡原因的前三甲，可见涉及腐败的确是官员选择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其中不少人是在调查初期或者审查进行中自杀的。
为什么这些官员宁可选择自杀也不愿意接受审查或者被提控的命运？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从已查出的案件可知，腐败很少是个人行为，往往涉及家族、妻子儿女、部属同僚，甚至被称为“窝案”，牵连甚广，一旦受查，波及和受创面非常大。这样的结果已经超过很多腐败者的承受能力。
在司法上，由于刑诉法规定，一旦犯罪嫌疑人死亡，诉讼就会终结。这就意味着，贪官自杀后无法进入法律程序。因此，自杀不但能够使贪官摆脱巨大的精神折磨，更可以为儿女亲人换来可能的光明生活。正如很多学者所说，在铁面无情的反腐运动面前，死亡其实是“收益大于付出”的。
由于直接涉案人的死亡，给腐败调查带来巨大的难度。案件的进展可能因此搁置，也可能减少涉案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官员自杀潮”其实是为中共的深入反腐设立了又一道障碍。
如果对官员死亡原因的调查和死后追责机制能够有效地展开，腐败官员以生命为赌注向反贪运动进行的最后一击，就彻底失去了作用和意义。这也有助于日后建立有效的反腐制度。
在官员的死亡原因中，还有近三分之一是“精神抑郁症”，另有很大一部分是原因不详或正在调查中的。对此类案件仍有必要进行深入调查，给百姓一个明确的说法，以平息民间的各种猜测和舆论。
中国老百姓大部分相信中国官场完全类似于《红楼梦》中对贾府的形容：“贾府上下，除了门口那对石狮子外，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在这样的社会舆论下，用“精神抑郁症”和原因不详来解释大部分官员自杀的主要原因，显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与其让百姓和媒体自行发挥想象或猜测官员“畏罪自杀”，倒不如查个清楚，似是而非的舆论自然会平息。同时，也给那些真的遭受精神抑郁折磨，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不得已走上不归路的官员以清白。
此外，摸底调查同时也可以让中共对官员们的真实的生存状态有清晰的认知。除了面对钱色诱惑，不可否认的是，官员们也不同程度地承受着晋升压力、问责压力、关系压力等等。根据去年11月《廉政瞭望》上刊登的《公务员健康报告》指出，官员在生理上易患高血脂、高血压、脂肪肝、高尿酸等常见病；心理上，则容易有焦虑症状、敌意、偏执症状、精神症状等。而且，35%的官员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倾向。
这群掌管着庞大国家机器的公务员们，如果均处在身体和精神的非健康状态，老百姓又如何放下心来把整个国土和民族交给他们掌管？这群身心俱已经受疾病折磨却又掌控者巨大资源的人群，又如何抵御强大的腐败的诱惑？因此，设立对公务员的心理咨询和关爱机制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机制的建立必须建立在专业的资料收集和数据分析上，对死亡官员的进一步审查，便有助于相关机构对一手资料的掌握与分析。
总之，习近平领导下的反腐运动在力度和广度上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而对自杀官员的审查一方面体现了中共将反腐进一步深推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上层摸清官场的生存状态，为完备法制建设，建立贪腐预警和有效的官员选任机制、维护机制提供准备条件。
作者徐李颖博士任职于设在新加坡的智库隆道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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