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热热闹闹准备傍晚的新加坡国庆庆典时，传来噩耗—-本地华文报老报人、文史学家韩山元于今天午前逝世，享年74岁。韩山元几个月前发现罹癌，一直住院。上周病情已经稳定，不料出院之后摔伤，突然逝世。
韩山元的长女，继承父亲衣钵的韩咏梅，在给报社同事的电邮说：“父亲今天上午11时25分钟往生了，他走得很安详。他一生在新闻界打拼，从知识报、民报、快报、晚报、早报，在报馆度留下了最重要的人生印迹。最后的日子里他还说：‘下辈子还要做记者’。他让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咏红（编者注：咏梅的妹妹，也是报社干将）和我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关心。”
▲韩山元讣告
韩氏一门数杰，都是新加坡文化界的名人。弟弟韩劳达是本地戏剧界泰斗，1990年新加坡文化奖得主。两个女儿都在《联合早报》高层，大女儿韩咏梅是华文媒体集团数码总编辑兼《联合早报》副总编辑，小女儿韩咏红是《联合早报》中国组主任，曾担任驻北京特派员，2011年获通商中国青年奖。
▲韩咏红（右）手捧奖杯，和父亲、母亲及姐姐在一起
根据文友“来了友赏”记载，韩山元祖籍海南文昌市，1942年6月1日生于马来半岛的柔佛州古来的胶林。1946年南来新加坡定居。1949年随母亲回海南岛，在乡下念小学。有一回在劳动时被同学误伤，身体非常虚弱。1951年返新加坡。1955年毕业于公教中学附小，1962年毕业于中正中学高中部。1963年2月2日，在政府的大逮捕行动中，身为学生领袖之一的他躲入一处农村，而成功逃脱。
从1968年起，韩山元服务于本地华文报业三十多年，人称“山叔”。他曾任《知识报》、《民报》编辑兼记者；1983年起任《联合晚报》编辑兼记者，后任副刊部代主任；1996年年中调到《联合早报》任执行级记者兼编辑。
▲去年7月，他还在饶有兴味讲古
2004年5月底，韩山元退而不休，继续活跃于文教界，对新加坡文史作了不少研究，也经常率团到各个历史重地作文史介绍，对文史的普及作出相当大的贡献。
韩山元走过的岁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诞生在1940年代，成长在1950年代，战斗在1960年代，迷茫在1970年代，反思在1980年代，重新上路在1990年代。”
▲韩山元接受央视记者采访
韩山元值得写的东西相当多。篇幅所限，本文略举国立台湾大学李小燕2012年3月9日在新加坡海南会馆会议室对韩山元的采访为例：
关于日本侵略军
韩山元口述：1945年，举家搬来新加坡。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结束。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8日，新加坡宣布战争正式结束。我们全家来新加坡谋生。我还记得在新山过关时，过新柔长堤时，有好多日本兵守在检查关卡。有个日本兵把我抱过去逗我玩，然后挥手让我母亲走。我母亲吓坏了，哭起来，以为日本兵要抱走我。然后，日本兵就把我交回给我母亲。我当时3岁，对这件事有记忆。
说到日本，我有好多要说。我的一个叔叔和我的奶奶在海南被日本人杀死。我的二叔参加抗日游击队，琼崖纵队，因为脚腐烂，从山林中回到家里，风声走漏，被日本人知道，把二叔抓去。在小镇集市上，将二叔绑在一棵树上，用刺刀将二叔一刀一刀刺死。奶奶看到，奋不顾身去救二叔，被日本兵用枪柄打倒在地，奶奶又起来去救，日本人拳打脚踢，活活将老人打死。日本人还不让收尸，将尸体随便抛到荒地野。所以二叔和奶奶的尸体找不到，也没有坟墓。我的父母亲知道后很难过，多年后一直打听奶奶和二叔埋葬的地方，但打听不到。当年日本人做了许多坏事，但我认为不应该由现在的日本人来负责。我不主张复仇主义，不能忘记仇恨，日期本人要抹杀过去犯的罪过，绝对不能原谅。但不能报复在日本人民身上。美国丢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行为是不应该的。当时，日本已是强驽之末，不丢原子弹日本也是会战败投降的。美国是个自私的国家民族，美国是为子试验原子弹的威力。后来炸广岛的飞机师疯掉了。
我的姐姐是间接被日本人害死，家中有三人死于日本人的铁蹄下。我对日本这个民族有兴趣研究。我看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弗洛伊德说，人有人性和兽性。我们没有那么野蛮，是人性压倒兽性。为什么有些人会做出没有人性的行为，那是兽性压倒了人性，人性显露时，他就会后悔。每个人都有人性和兽性。日本兵也是这样，有兽性的一面，但在母样妻子眼里是好人。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就是兽性。武士道精神不尊重生命。日本人不在乎生命的长度，而是重视生命的光辉灿烂。日本人喜欢樱花，樱花灿烂而生命短暂。樱花最美是凋谢时。日本人对死亡很崇拜，不太珍惜生命。川端康成拿到诺贝尔奖后就自杀了。《罗生门》的作者芥川龙之介也是自杀而死。日本是个充满忧患的民族、悲剧性的民族。日本天灾多，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时常发生。日本没什么喜剧，日本人不会讲笑话。日本人重视生命的灿烂辉煌。何田美穗是我认识的日本女孩，在中国读过书，后来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士。嫁给中国人，丈夫是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我讲我的家人被日本兵杀死，她一直哭，道歉。
关于新加坡教育
韩山元口述：我对于新加坡的教育有很大的意见。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忽略人文教育，不太重视新加坡人的文化素养培养。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不重视历史学习。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加坡人是史盲。历史课有段时期在中小学没有开设。即使有开设，读了也不用考或者是可考可不考。因为不是必考，新加坡学生功课压力这么大，有多少人会花时间去读？新加坡人十分缺乏历史知识。
举个例子：前不久，一批新加坡电脑专家去中国上海开会，会议期间有个空档，专家们到南京参观，参观中山陵，导游讲中山陵是纪念孙中山的。有新加坡专家问：谁是孙中山？中国专家回答说：孙中山就是孙逸仙。新加坡专家问：为什么把孙逸仙的名字改为孙中山，是什么时侯改的？为什么要改？然后又说：中山陵地方这么大，就纪念孙中山一个人，是不是太浪费了？
再举个例子：我在教课的时侯，问学生新加坡的历史有多久。有学生回答说：自莱佛士到新加坡，100多年吧。我说：难道莱佛士没来之前，新加坡没有历史？因为忽略了人文教育，新加坡培养出来的人才不是综合性人才，只有行政官僚，技术官僚，是无知无识的知识分子。新加坡的部长文化素养也不是很高的。袋里有钱，家中无书。不少知识分子家里没有书房，新加坡政府不重视人文素养的培养，现在才开始有一点点开始重视起来。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不是真正的双语教育，而是向英文倾斜。一般学生大学毕业出来，只懂英文，中文讲不通，中文没有文化含量，闹出笑话来。我遇到一个卖电脑的经理，我和他谈起中国有个城市叫厦门，他却问：有下门，那上门在哪里呢？另一个人知道厦门是AMOY，问我厦门是不是福建的省会。有一次我说中国有清华复旦，有个学生反问我什么是“青蛙孵蛋”。还有一次，新加坡人去中国参观大雄宝殿，问道：这个庙怎么会养大熊呢？所以，新加坡的华文没有文化含量。中小学读华文，初级学院、大学就不读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韩山元口述：我个人觉新加坡政府有一个目的，有意识地保留华族文化传统，不要让新加坡太过西化。如新加坡太过西化，就会要求新加坡学习西方民主，引进西方的民主模式，认为新加坡应有强大的反对党，要求轮流执政，威胁人民行动党的地位。行动党不想看到这种局面出现，所以让新加坡有限度地接受西方文明，加强东方文化的熏陶。
我对行动党并不反感。但人有一处惯性思维，执政太久就认为永远执政是理所当然。打个比方，一个人在社团服务，社团的汽车一直由他驾驶，每天用来载小孩、老婆，久而久之，不自觉的就认为这辆车是自己的，有一天公家拿回去，这个人就不很甘愿。人民行动党潜意识中有家长制概念，家长制是东方的政治传统，家长应该做个像样、负责任的好家长，行动党做到了这一点。但如果当自己是家长，就自然认为家长是不能换的，不甘愿将政权交出来。行动党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原则上，政府不是家长，当政府可以换掉时，这个政府执政就会更小心。家长和政府不应当作同一概念。
愿山叔一路走好！
《我们有双语优势吗？》（发表于2012年3月17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交流站）
常常听人说：新加坡有双语优势，但是现实生活告诉我们，新加坡实际上是“单语强势”的社会，真正通晓双语的人其实很少，精通双语的人才更是难求。
很多华人会讲华语，但那是日常生活会用到的简单华语，到小贩中心点食物、咖啡店叫茶用得上，但是谈论国家大事、民生或人文历史的话题。很多受过中等或以上教育的华人就很难用华语表达，换言之，他们的华语是文化含量很低的“巴刹华语”。
最近发生了好多事件，一再告诉我们，新加坡的双语水平是一高一低，高者并不高到哪里去，低者则低到词不达意，不知所云，让人啼笑皆非。
马林百列市镇会日前在乌美1道第319座组屋升降机旁，张贴了一张中英文告示，提醒宠物主人要清理宠物在公共场所留下的排泄物。这张告示的中文有漏字和语句不通等。短短两行字，错误竟达10处。这张告示海报从制作、印刷到张贴，过了一关又一关，竟然没有人看出那么明显的疏漏和错误，难道马林百列市镇会的人都是华文的文盲？他们没有接受过双语教育吗？
再说说近年来华人社团为了自我更新，引进了一些专业人士当理事，他们讲方言与华语都是“词不够用”，讲三两句就“死火”，只好转换“波道”，改用英语。我知道，有个会馆的理事会开会，竟然以英语为“第一语文”，有些理事几乎是完全不会讲华语。他们在学校不是有学华文的吗？
新加坡越来越多工商企业，明明是华人开办经营的，却没有华文名，我接触过这样的只有英文名的公司的老板，问他为什么没有华文名？回答竟然是“有个华文名就显得土里土气。”的确，很多没有华文名的公司照样赚钱发财。我认识几个来自中国的商人，他们的公司都只有英文名，没有中文名，我问他们为什么？回答是“入乡随俗”。这些公司的老板和执行人员的名片，全都把华文“驱逐”，只见横行的“豆芽”，不见“方块”。
许多原来在传统华校（从小学到中学）接受母语教育的成功人士，到了社会上工作、经商或当官之后，就自废华文“武功”，华语还能讲，华文文章不能写。我曾参加过母校公教中学校友会纪念特刊的编撰工作，征稿时收到很多公教中学高中毕业的校友，有在军界、警界、商界、各政府部门担任高级职务的学弟，写来的是英文稿，问他们为什么不用华文，回答是：华文写不出来了。
学了12年华文，最后是将华文荒废，这是不是一种教育的耗损呢？能全怪这些弃华文不用的成功人士吗？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他们离开学校也就离开华文，在工作中几乎完全用不到华文，十几二十年下来，华文早已经“生锈”，不能再用了。
他们的子女看到老爸老妈弃华文不用（因为没有用的必要），能看得起华文吗？他们愿意步老爸老妈的后尘吗？我的一名老同学说：“我也希望孩子能掌握华文，极力鼓励他们学好华文，他们问我一句话：学了华文将来像你一样把它丢掉，学来做什么？我哑口无言了。”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我不能不担心，我们只是抽象强调华文重要，但是具体做法上则是华文可有可无。如果这个局面没有扭转，我们哪有什么双语优势？
双语政策绝对是好，建立双语优势完全有必要，但将双语政策落实到行动中最重要。双语教育的成功不仅仅是看学生在学校学习双语的成绩如何，更看学生离开学校之后有没有继续使用双语，如果在学校学双语，离开学校就变成单语者，双语教育的成功就要大大打折扣了。
双语政策尚未成功，国人仍需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