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博物馆导览时，常有访客分享他们的另一番经验，双向交流的过程是挺开心，值得回味的。最近有些来自大中华区的访客对新加坡的国旗与信约兴致勃勃，作了一番交流。
早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的年代，红白两色的新加坡邦旗已经在这块土地上飘扬；1963年新马合并，这面邦旗成为州旗；1965年新马分家，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主权国，这面州旗成为国旗。
（新加坡国旗）
新加坡国旗的红色部分代表平等与友谊，白色象征纯洁与美德；国旗的左上角那一弯白色新月表示新加坡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五颗五角星代表了国家的五大理想：公正、平等、民主、和平、进步。新月和五星的组合紧密有序，象征着新加坡人民的团结和互助的精神。
陈先生表示谢意与歉意，说原来他之前误解了新加坡国旗的含义。他的思考线路是这样的：新加坡国旗跟中国、新兴的回教国家和伊斯兰教的标志形似，他以为英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已经跟中国结下不了情，中国移民以番客、猪仔、文人、商贾、女工甚至逃难义士等身份来到新加坡，联手打造新加坡的繁华。独立前的年代新加坡曾经面对马共的困扰，人民行动党骑着共产党的虎背发迹，其后主导了新加坡五十余年。此外，新马曾经是一家子，新加坡又地处马来群岛回教国家的中心点，必须对这个区域表示友好，所以将中国的红色五星旗和伊斯兰教的新月五角星综合起来，成为新加坡国旗。
这个看法颇新颖，从血缘地缘的观点来分析，也是合情合理。根据已经作古的杜进才博士的说法，他对新加坡邦旗所使用的新月与五星胸有成竹，只是对红白两色有所保留，担心会与波兰和印尼的国旗产生混淆。至于新月与五颗五角星是否含有陈先生所推断的政治考量，真是不得而知了。
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人民行动党的创党元老杜进才成为当时的副总理，领导特别委员会进行拟定邦旗、邦徽及邦歌的工作。他向内阁解释为什么“红白事”会那么棘手，因为波兰的国旗是白色在上，红色在下；印尼的国旗则是红色在上，白色在下。印尼的国旗是根据十三世纪满者伯夷王朝的旗帜设计的，1945年8月17日日战结束后首次升起。
（印尼国旗）
| “I had produced prototypes with different colours for the Cabinet to decide. I explained to them why we cannot use red and white, white and red. White above red is the flag of Poland. Red above white is the flag of Indonesia.”—Dr Toh Chin Chye, 1989.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
1959年11月18日，自治邦立法议会通过新加坡邦旗、邦徽及邦歌的设计。1959年12月3日，在元首尤索夫（Yang di-Pertuan Negara，Encik Yusof bin Ishak）的就职典礼上，新加坡邦旗在市政厅首度亮相。
揭开月亮与星星之谜
新加坡国旗与中国的五星红旗相似之处在于红色与五颗五角星。中国国旗的左上方有五颗黄色的五角星，当中四颗小星环拱于大星的右方，红色象征革命，黄色五星象征光明；那颗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星代表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颗小星环拱于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和人民对党的拥护。
（中国国旗）
为什么伊斯兰教以新月做标志呢？远古时期，世界上很多民族都崇拜大自然，在阿拉伯沙漠地方，对月亮的崇拜就更为显著了。在炎热干旱的环境中，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多在夜间进行，因此阿拉伯历法以太阳下山作为一天的开始，而新月初升则为每月第一天的开始。伊斯兰教的斋戒月，就是从见到新月的第一天开始斋戒、到见到下一轮新月开斋为止，前后一个月。
至于真正将新月作为伊斯兰教的标志，可能是十五世纪后的事。1453年，土耳其穆斯林大军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堡Istanbul），穆罕默德二世将东正教（基督教的分支）的圣索菲亚大教堂（Sancta Sophia）改做伊斯兰教清真寺。1566年，奥斯曼帝国塞利姆二世在圆穹顶竖起一个铜制的新月，作为清真寺的标志。
（苏丹回教堂 Masjid Sultan，塔尖的新月与五角星是新加坡典型的回教堂标志）
君士坦丁堡是横跨欧亚海陆交通的咽喉，是当年的国际大都会，清真寺的新月装饰就这样通过文化商贸蔓延开来，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活动场所普遍采用了这种设计，遍布新加坡全岛的回教堂都可见到类似的新月与五角星的装饰。
土耳其国旗源自奥斯曼帝国，是一面红底白色新月与五角星的旗帜，它在土耳其语中称为星月旗或红旗，红色表示权利，白色表示团结、正义、纯洁、进步。
（土耳其国旗）
另一个回教大国巴基斯坦的国旗有一颗白色五角星和一弯白色新月。白色象征和平，代表国内信奉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多神教的居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和睦共处；绿色象征繁荣，也代表伊斯兰教。新月象征进步，五角星象征光明，新月与五角星也象征对伊斯兰教的信仰。
（巴基斯坦国旗）
综合多方面的资讯，虽然对星星的内涵各有各的解说，但五角星是新加坡、中国和新兴回教国家共拥的标志，却是不争之实。星星所承载的理想，也是推动世人以和平的方式走向光明的动力。
信约是政府与人民的共同契约
每天早上，我们的学生唱完国歌后会一起念信约，信约是一个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共同契约，一个共同的信念，一个共同的理想。
1966年，新加坡的建国元勋拉惹勒南以维护族群和谐的理念和推展多元文化的信念为主题，草拟了国家信约。短短两年新马合并与分家的经历使他感触良深，人民之所以会分化，主要是种族、语言和宗教所引起的；只有放下岐见，存异求同，才能够建立一个安居乐业，国民深感自豪的幸福家园。国家信约所涵盖的新加坡梦其实也是第一代元老拉惹勒南从政的愿景。
1966年8月25日，各中小学50万名莘莘学子第一次念起新加坡国家信约。教育部的指导原则说为了表示对信约的尊重，念信约时必须对着国旗，举起右手，就像宣誓一样。
1988年6月27日，教育部的指导原则改成由“心”出发，念信约的手势是军队步操中所使用的“ta’at setia”，右手握拳放在左胸前，代表真心与忠诚。
2006年新加坡大选前最后一晚的群众大会，工人党通过念国家信约来提醒挤满实龙岗体育场的群众，必须从容接受隔天选举的结果，实现信约的新加坡理念，技巧性的为竞选活动画上句点。到了2011年的新加坡大选群众大会，各政党都采用了这个做法。
拉惹勒南的草稿是新加坡国家信约的雏形，不过通过信约来团结国民是教育部所提出的概念。1965年10月，教育部首席助理行政秘书 William Cheng提议通过国家信约来塑造国民的爱国意识，他的建议获得教育部长王邦文的支持，并委任当时的教科书与课程发展顾问 Philip Liau和政治研究中心主管 George Thomson负责起草。
王邦文将两份草稿交给刚从文化部“跳槽”到外交部的拉惹勒南，集思广益。拉惹勒南看过草稿后，写下了他心目中的信约，这份信约经过各个政府部门及时任总理李光耀的反复修改，最后通过内阁决议生效。
拉惹勒南的原稿写道：
“We, as citizens of Singapore, pledge ourselves to forget differences of race, language and religion and become one united people, 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where justice and equality will prevail and where we will mark happiness and progress by helping one another. ”
| 经修改后的信约：
“We, the citizens of Singapore, pledge ourselves as one united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language or religion, 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based on justice and equality so as to achieve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for our nation.
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
42年后，王邦文追忆新马分家前后的历史，当时他认为必须让人们认识到新马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马来亚，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因此必须通过某些途径来提高国民的凝聚力。信约的概念就是在这个大前提下诞生的。
| “When we separated from Malaysia, we were trying to inculcat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at we are now independent from Malaya. So I thought we need to have something to gel the people together.”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Mr Ong Pang Boon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2007. |
不经一番彻骨寒，怎得梅花扑鼻香。今天念国家信约，如果不了解信约背后的一段来时路，又怎能领略信约的内涵，所包含的几许辛酸，和对现在与未来的期待？
感谢作者李国樑授权新加坡眼分享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