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眼按：新加坡汇集了全球华人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虽是小岛，但时有高人来。这次是在英国卫报等媒体上开设英文专栏的华人作家欣然讲述她的出国和写作经历。很少在其它媒体上正式发表过。感谢小韵的录音整理。）
在世界的另一端书写 FROM WORLDS AWAY
时间：2015年11月1日
主讲者：薛欣然（UK）
主持人：胡文雁（联合早报）
【主持人】：
我们请欣然女士给我们谈一谈她的经历。她早年在中国生活，后来到英国度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她定居在英国，在英国写作。在异乡写作的概念对您来讲是怎么样的？
【薛欣然】：
摸爬滚打。在我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谈谈刚才孝忠提到的地图的事儿，这引发了我的一个很有趣的感受。我在新西兰的时候，做过一个采访，当时的背景是一张新西兰的地图。你可以想象一下，新西兰当时是放在地图中间的，所有其他的国家都在他底下。所以当时我看这张地图，感觉特别奇怪，他们说这是我们新西兰的地图。所以各国的地图，是各国对本身的一种认可。我去了冰岛，我发现冰岛把他们那个小国在地图上放的特别大，所有周围的国家就围着他们转。在英国的乡间，有一个博物馆，收藏了全世界最老的一张地图，这张地图是画在羊皮上的。当时英国还没有三岛，就是United Kingdom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英格兰那块很小的一部分，它被放在地图的正中间，所有的亚洲广阔的田地海洋，都被放在边上细细的一小溜。我找了半天，才找到我们亚洲在哪儿。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民族和文化自身的一种地理常识，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我现在不管给谁做一些媒体报道的时候，我一般都用联合国的认可版本。当一个国家申请为联合国会员的时候，他会有个认可版本，这个版本还是大家都认可的。因为刚才孝忠说的话，让我想到很有趣的其他的两个场景。
我的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很小的时候，由于文化大革命我父母很快就被抓走了。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第一个夜，我父母就在我面前抓走了。我当时是7岁半，我和我弟弟还有另外12个孩子，就被关起来了。我们当时没有任何的权利，去跟别人去说话、去玩耍、去交流，那个时候我非常的孤独。但是我有个非常好的语文老师，他悄悄的把我藏到放工具的地方，一个打扫卫生的角落，他给我好多书，他说：“你看大家现在都在烧书，我藏了一些书，这些书如果被烧掉，就是罪过。如果你愿意读，你可以读读。”但是我那个时候太小了，还不太懂。我记得我第一本读的就是《悲惨世界》，当时我觉得这么大的书，翻开它我都很累，因为我当时真的很瘦小。我翻开的第一页，就是小克赛德在酒吧里的工作场景，我当时就想：啊呀，这世界上还有比我更惨的人，好在我还不需要干活。
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读书，但我读的越多，我心里的委屈就越多。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坏的事情，为什么我会受到惩罚？所以我就开始有些幻想，我想当律师、想当外交官、想当记者、想当作家。如果我当外交官，我就可以到处走，红卫兵呢管不到我，也抓不住我；如果我当律师，我可以和他们吵架；如果我当记者，因为那个时候大喇叭天天给你广播，所以我也可以去喊，喊我想喊的东西；如果我当作家，我就可以翻翻这书，可以写下很多的话语，让女孩子们可以躲在角落里读。从此我的一生，为了这四个梦想，就一直在寻找我自己的未来。但是很快我就知道我没有律师的脑子，就放弃了；又很快的我知道我们家庭的黑色背景，所以我永远不可能当外交官，所以我也放弃了。
当我在军队院校工作12年后，我得到了第一个机会，可以成为一个记者。那个时候个人的档案和工作经历是很关键的，就会影响你整个的福利，为了做记者，我也放弃了，我投身到了广播。做广播的第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地覆天翻的变化。第一个，进去的时候，并不是告诉你广播的神圣。在1988年底，我进去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了一个大大的名单：什么你不能说。因为我在的那个大学，有很多国际关系，所以我接触到很多西方的文化、历史和风情。所以，当我看到了“圣诞节”不能说的时候，我特别吃惊。“卫报”不准提，反正很多一个大大的名单。我们要背三天把它都背下来，那些是永远不可以提的，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要练发音，每一个人要发标准的中央广播电台的声音。我还记得我们从中央台来的教官跟我们说：“记住中国只有两个声音：一个男声，一个女声。”，永远不允许有你自己的声音。当我开始我的广播节目的时候，我的节目被设在夜间，那个时候中国开始准备开放了。当时有个统战台（这是2003年以后才允许说的），这个台的责任非常大，仅次于中央二套的电台。它的责任是每天放干扰：“嗞—-”，整个东南亚地区其实都被他干扰到了。就是因为他的干扰，美国之音、BBC，都听不到。
所以1988年的时候，大陆就决定，准备把这个停下来了，准备把它换成文化和经济台。所以他们在全国选了7个男主持和7个女主持，那个时候我已经超龄了，他们要求是28岁以下，我已经三十多了。但是我有朋友在那，我说：“让我考考试呗，我想看看我和那些年轻人差多少。”，考到第二关的时候（一共是6关），他们说：“欣然，进来吧。我们准备办一档节目，一档没有审核的节目。”
那个时候每一篇报道，都要经过审核五次：你的编辑审核、你的语言编辑审核、你的政治编辑审核、录音审核、以及录音之前还要审核。所以那个时候，中国广播电台非常庞大，大量的人力在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当时他们就选了我，想开一个夜间节目，晚上十点钟到十二点，你可以谈一些很轻松的话题，当时国外也都在做这个事情。他们需要一个年龄大的、有一点把握的人谈这个。那我说为什么要选这么晚呢？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电话，也很少人有广播。我问为什么要这么晚呢，我们台长说了一句话：“因为9点以后，大家都去睡觉了呀。”所以我的节目是没有人听的，安全！
我开始了这档广播节目，叫做“清风夜话”。当我开始这档节目之后，不到三个星期，我收到了第一批的攻击信，那个时候很少有人打电话，连BP机都没有。写信的时候，百分之80到90的来信都是骂我，说你这个女流氓，你这个国民党的特务，你这个美国靡靡之音。有的人是寄菜刀和寄子弹壳给我，意思是说你再继续这样，我们就可能把你灭掉！有人还给我写信，那时候都已经88年了，我收到当时特别吃惊，对方写”伟大的革命战友欣然“，我当时听了这个话我当时都不知道我在哪儿了。
然后呢，再颠覆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领导。我的直接女领导，有一天特别神奇的跟我说：“欣然，我真的就不明白，听说西方人把他们的上帝带上大胡子，一到大冬天，冰天雪地给 他们发糖吃。他们在干嘛？”我最终才明白她在说圣诞老人，但是她把他和耶稣混起来了。
后来我就问自己，我到这样的地方来干什么？我是希望得到这么一个职业，去做一些能去共鸣、去引发别人思考，或者去发现一些故事的地方。但是之所以我决定留下来，是因为我的第一次采访。
当时这个电台的频率是设在河南，我们到一个开车只有40分钟的地方叫原阳，从郑州到原阳。我当时坐的是一辆警车，因为警车是比较安全的，我们下去采访坐的都是警车。那是个夏天，当时我看了路上站了很多小孩，然后有个小姑娘的腿之间都是血。我就跟警车说：“你停下来，你快点停下来！那有个受伤的小姑娘。”，因为警车上有救急包。警车上坐了三个男警察，都跟我说：“哎，欣然，别傻了，这是夏天。”我继续说：“你们听着，我的问题是那个小孩，我们应该稍微帮她一下。”然后他们说：“你怎么那么傻呀，这是夏天！”我还是不明白这是什么问题，后来我很别扭，我说：“你停车，我就要停车！”我也耍赖了。停下来以后，我问了原因后，我掉眼泪了。那是一个也不是很远的地方，夏天，当地很穷，那是1989年，他们就只有冬天有裤子，夏天是没有裤子的。这个小姑娘已经快15岁了，她当时来月经了。
这件事对我震撼太大了，因为没有人告诉我。我上过大学，我受过教育，我在大学里教过书，没有人告诉我中国还有这么穷的地方。所以我开始问我自己，我了解我的国家么？后来我回到电台，我就跟疯了一样的问我同事，问：你知道这事么？你知道那事么？然后我的同事就分成了两组，一组人就跟我说：“别傻了，欣然，大家都知道。”还有一组人就说：“真的吗？我们都没听说过。”我当时的问题就是：第一，为什么我不知道；第二，我们同事都不交流。这是我们自己活着的中国，都是我们各自活着的家庭，都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但是我们不交流。为什么？所以当时在这些情况之后，我想我应该留下，至少我有这个机会去听故事。
因此我接下来做了8年的广播节目，一直到1997年。广播节目前前后后到了1995年，之后我开了一档特别的节目，就是开了四个录音电话，每天晚上听众都可以打进来，不告诉我们名字，也不要告诉我们任何的号码，你就把你想说的故事说出来。第二天早上，我们编辑部的人、其他编辑部的人都来静静的听那些录音电话，内容真的很震撼。讲了一些家庭的生活、个人的生活，对历史、对国家很多的看法，我们要删选什么不能播。
就在有了这些电话之后，前前后后有三位女性在我的节目之后自杀了，最后一位是1997年2月16号。第一个自杀的这位女的，当时我不知道，是警察发现的尸体，她手里拽了一个我们电台的节目单子，在我的这个画面上，印了血手印，所以警察就找到我问我为什么。后来我们查了我们的电话录音，发现实际上她是给我们诉苦的一位听众。第二位是同样的，最后一位也是类似情况，所以后来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觉得很罪过。我并没有觉得我是一个主持人很了不起，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我从来没有在CV里面写过一句授奖的经历。我罪过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常常想着这三位女性，当她们临死之前，仍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她们一定有最后的希望，但是打完电话，跟我交流之后，她们仍然选择了死亡，那就证明，我是没用的，我没有帮助她们，我不知道她们的需求。
所以因为这种罪过感，加上自己婚姻的失败，还有我孩子的学习情况：小小的年龄要做那么多的作业，我觉得太可怜了，后来我就去了英国。
到英国以后，在我的人生发生了另外一次革命，那也是一种颠覆。我到英国的时候，我觉得我在中国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客座教授、主持人、电视制作人、专栏写作者，很多身份。但是到了英国，我在人们眼里，就是一个难民，毫无疑问，就是一个难民。我的语言、我的知识，什么都跟不上。而且对人家英国，所看到的情况和我在中国读到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当时就很颠覆。
做完清洁工作以后，我在伦敦大学教课，教的是一些外交官。当我听他们谈中国的时候，我有一种激动，我觉得他们离中国的距离太远了，而且对中国，除了政治就是政治，他们不觉得中国人也有血有肉，女人也是有感情的。他们不觉得我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我们自己的艺术，一切都给我这种感觉。可是中国不是只是你们街道上的Chinese外卖，我们有很深邃的五千年的文明和艺术。这个部分为什么没有，都被一个政治的帽子所替代了。
所以当我出了第一本书的时候，我就从大学辞职了，辞职也有其他的原因。辞职以后，卫报和金融时报都来找我。金融时报带我去了一个特别高档的饭店，卫报就带我去了一个地下室，特别有味道。后来我就想，这是我的味道，所以我选了卫报，写了三年。最后觉得停掉我的专栏，是因为我觉得英文写作对我来说太累了，我英文非常垃圾，我就求他们停掉专栏。卫报说，有很多人还是希望读你的专栏，所以他们就把我的专栏出了一本书，名字叫“WhatChinese Don’t Eat”。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吃，天上飞的除了飞机，水里游的除了潜水艇，地上四条腿的除了凳子和桌子，我们什么都吃，我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知道这就是中国。
实际上我在西方的生活就是摸爬滚打，从一无所知，从零到一点一点的，现在仍然如此，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