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3日，晴。
这天傍晚，我们1982年2F班的近20位老同学与当年的级任叶文慧老师在久违的校园重聚。许多同学自1984年底会考之后没再见面，有些甚至1983年中三理、商分流之后就极少见面。屈指一算，少说也有30年出头了。
▲3月23日的老同学聚会
分别时还是毛头小伙，这次见面时都已年届半百。少年同窗，久别重逢，很快就发动每人简单介绍自己别后经历。
于是，大家围着圆桌，轮流自我介绍。酸甜苦辣，略过不表。
约莫说了七八人，轮到潘博奋时，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怎么全在说英语？我根本没有想到。”
是的。别说博奋没有想到，我其实也没有想到，其他大部分同学大概也都没有想到。
80年代初的华中，虽说是中英并重的特选中学，实际上主要仍是华校文化。
当年在校园里很少听到英语，上课除外。上英文课时，老师还特别定下规矩，同学如果讲华语，要被罚款。有时上科学课或数学课时，我们调皮不听讲，个别老师还会放弃很官方的英语，而改用华语来劝诫我们，比较接地气，确实有些“动之情，晓之理”的作用。
1979年推行双语政策，让我刚好赶上了。我小学念的是崇本女校（后来也招收男生，但校名未改，成了我在华中念书期间的一个笑柄），原本是传统华校，但是那时已经做了部分改革。我们当时念的是华文第一语文（CL1）和英文第二语文（EL2），而且周会、运动会等活动，一律用华语，连校歌和校训也是华语，这点与传统华校一致。但数学和科学已转用英文教授，与英校一致。因此，那时期的崇本，实际上是处于华校与英校之间的一种状态。
小学时，我比较用功读书，而且父母管得紧。1980年参加小六会考，成绩很好，进了华中的特选课程。
进了特选课程之后，马上迎来我求学生涯的第一个挫败——EL1。
从小六的EL2，跨到中一的EL1，打个比方，并不是个平缓上升的缆车，而是极速升空的火箭。一进课室，老师讲课一半是听不懂的，另一半是似懂非懂。我记得有一次老师讲filial piety（孝道），其中讲了一句“we must respect our parents”，我把”respect”（尊敬）当成了“expect”（期待），一直很纳闷老师为何不把话说完，究竟我们应当从父母那边期待些什么？一边听课一边纳闷，后面的课就更听不进去了。
很快的，对英文的信心和兴趣完全被粉碎，加上那时父母鞭长莫及，我自律很差，开始自暴自弃。首先是英文作业不做，每次要交作业时，就骗老师作业本忘了带，老师于是让我隔天带来补交；隔天肯定还是没交，老师问起，我就说已经放您桌上了；再过几天，老师说你还是没交，我说肯定已经放您桌上了，大概是不知为何弄丢了。就这样，不了了之，到贩卖部买本新的作业本，下次作业再说。
还有个致命大杀器是假期课外读物。当时老师布置的假期读物，是一本本真材实料的英文短篇小说，如海明威《老人与海》。我读了几行，就遇到生字，再读几行，又是生字，翻到最后一看，一共92页！金庸武侠小说一套四本我要读完根本没问题，而且还很享受，英文小说别说四本，连四页都读不下去。在华中几年，没有一本英文假期读物是好好读完的，更没有一次是老老实实把读书报告写好交上去的。
当时英文考试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作文，一个是理解问答。作文一般还好，高分是不必指望，但及格没问题。理解问答就得看运气了，如果遇到比较容易懂的篇章，及格还是可以的，遇到难一点的，或是生字多一点的，肯定就不行了。
我们在英文课时有时会玩拼字游戏Scrabble。这当然也是创意教学方法之一，但我当时一听到玩Scrabble就知道这节课是地狱，因为我词汇量太少，怎么也拼不出字。当时华中还特别安排英文差的学生集中课后补习，并与传统英校合办英文浸濡营，安排住进军营，营里规定只能用英语，集中几天活动，尽可能让大家有个讲英语的环境，但实际上效果不佳。
就这样，每年年中和年底两次英文考试，一定是一次及格，一次不及格，两个平均起来全年成绩勉强及格。一直混到O水准考试，EL1考了C6，也算是祖上显灵了。
不幸中的大幸是，由于是特选课程学生，教育部允许我们在中三年底参加CL2和EL2两门O水准考试。别看平时被EL1折磨得死去活来，中三年底考起EL2倒是不费吹灰之力，过关斩将，A1轻松到手。CL2更不在话下。由于报初级学院可以选成绩最好的五科参加报名，EL2的这个A1实在为我考进华初立下首功。
无论如何，我当时EL1水平一般，一直到服兵役时还是如此。在新兵训练营时，有一次笔试，写伤兵如何救治。笔试之后，排长把我叫了去，说你写的步骤都对，可是你为什么把casualty（伤兵）写成custody（拘禁）？
我英文水平的提高，恰恰发生在我念中文系的那几年，很多人或许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我选修翻译。翻译习作极多，不但课堂上有即时作业，每周作业量也很大。当时两类翻译，一是中译英，一是英译中。英译中的时候，任何句子看不明白，根本无从下手，只好老老实实学。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慢慢地就学好了。
大学毕业后几年，回到国大念MBA，倒发生过一次趣事。我为了赶学分，有一次选了中文MBA的《运作管理》这门课。没想到这门课是用数学来作运作管理，教授在课堂上用的数学术语我完全听不懂，什么“系数”、“函数”、“值域”…… 根本是鸭子听雷，毕竟我从小学数学就是以英文教授的。后来，问问身边的中国同学，才知道这些都是自己本来就知道的概念，只是不知其中文名。时光似乎倒流到了华中时代，只不过现在听不懂的是中文。
在1982年2F班上，大概有一半同学是像我这样的小学华校生，另一半是小学英校生。我记得当年上英文课时，有这么两三位同学也似我一般痛苦不堪。一直到2018年的这次聚会，大家回首往事，我才赫然发现三个事。
一是，其实痛苦不堪的小学华校生远远不只那两三个，而是几乎人人都有从EL2到EL1的痛苦回忆，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自暴自弃。
一是，痛苦的不只是上EL1的小学华校生，上CL1的小学英校生也感觉痛苦。一个同学回忆说，自己第一次华文测验考了17分，万念俱灰。
一是，我们班上学霸方月光，中二年底，英文老师Miss Jain就游说他父母，说方英文极好，华中的华校环境对他毫无意义，于是积极推动他转校到莱佛士书院。他父母听从了安排，中三未开学就让他转校。方月光后来在莱佛士书院毕业时，囊获了除理科之外的所有第一名，举校震惊。方月光后来在事业上相当成功，2011年大选还以反对党候选人身份参加大选。有意思的是，不少小学英校出身的2F同学至今认为自己是华校生，因为受过华中的浸濡——不仅仅是CL1，而是自强不息、饮水思源、己立立人等价值观。另一位同学直接说，“一日华校生，终身华校生”。
▲（与当年的班主任阔别三十多年后重逢）
我们这代人，相对比我们早十年、晚十年的人，是十分幸运的。幸运于我们刚好在双语政策过渡期。
与前辈比，我们至少在小学就接触英文教学的数学和科学，虽然后来学习EL1吃力，但至少数学、科学等课目并没有因为教学语言的变更而遭受巨大冲击，对同学们的学习影响并不大。英文，曾经让多少前辈吃了大亏，而到了我们这代，虽然也有人吃亏，但总体上终究是安然无恙的。
与后辈比，我们当时的CL1水平还是可以的；即便是当年小学英校背景的同学，经历过四年CL1和华校文化环境的浸濡，他们今天的中文水平大概比子辈的“高级华文”还高一些。我始终认为，我们这代人是双语政策最大的得益人。
至于为何2018那场聚会上大家自我介绍时都用英语，我想，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在介绍自己过去30余年的动向，尤其职场动向，这些用英语比较方便。而在自我介绍前后的聚餐胡侃，大家不还是都用的华语吗？
因事制宜，转换自如，恰恰见证了双语教育的成功。
许振义，1985年华中毕业，1987年华初毕业。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曾任职于政府、企业、商会、大学。2011年创办“新加坡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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