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外交官:初访中国竟然见到了前后两位正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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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写到王瑞杰(时任新加坡贸易工业部副常任秘书兼贸易发展局局长;当时他的直系上司——贸工部长常任秘书——许文远,也就是现在的基础设施统筹部长兼交通部长,刚卸下人民行动党主席职务不久)、李奕贤(时任生产力与标准局副局长,现任通商中国主席)2001年率团到香港、深圳、重庆、成都、北京调研,回国之后调整贸工部及贸易发展局的中国策略。同年10月,王瑞杰升任贸工部常任秘书,李奕贤则接任贸易发展局局长,两人继续推进贸工部的中国策略。

同年,我接到一个新任务,就是接任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的新方秘书。

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Singapore Shandong Business Council, SSBC)成立于1993年11月。由新加坡总理吴作栋提议,经中国外经贸部(现为商务部)、外交部和新加坡政府批准。这是新加坡与中国地方政府成立的第一个经贸合作促进机构。之后,新加坡与江苏、四川、辽宁、广东、浙江、天津也先后成立了经贸理事会。

▲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第20次会议今年10月23日在济南举行,并举行创新发函专题研讨会。照片来源:山东省商务厅

SSBC的主要职能是研究提出双方合作规划和推进措施,确定重点合作领域和项目,引导、协调、促进双方企业间开展合作。理事会成员由双方政府经济、综合部门和大企业共同组成。双方各设联合主席一名,新方规格为政务部长/政务次长,鲁方规格为副省长。担任新方主席的有:陈原生、曾士生、李奕贤、张思乐,现任是徐芳达;鲁方主席依次为:王裕宴、宋法棠、杜世成、林书香、孙守璞、才利民、夏耕,现任是任爱荣。

理事会双方分别设立秘书处,承办理事会日常工作,负责理事会会议筹备和议定事项的落实。山东方秘书处设在山东省商务厅;新方秘书处设在新加坡贸工部国际企业发展局。

 

总理的办公室

我接任之后,很快的就迎来SSBC的四届一次全体会议,也是我的第一次会议。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全体会议,由新加坡和山东省轮流承办。

2001年7月9日,SSBC会议在新加坡召开,鲁方主席、副省长林书香、省府秘书长王科三、省外经贸厅厅长王春涛等率团前来参会。当双方的重点工作选定在七个重点领域:贸易、投资和企业发展、旅游、基础设施、金融、信息交流以及人才培训。

▲2001年,世界经济走下坡

当年,全球经济放缓,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市场低迷,新加坡与山东的双边贸易增长减慢。尽管如此,SSBC理事、贸工部副常任秘书王瑞杰在会议上报告,新加坡和山东间的双边贸易结构在过去的两年里发生了由传统的低附加值产品向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这主要是因为山东经济的快速增长。王瑞杰认为,随着中国加入WTO和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将会展现更多贸易机会,对新加坡企业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另一方面,新鲁双方旅游人数增长很不错,金融合作方面也有成果,大众食品控股和联合食品控股有限公司这两家山东食品公司在新加坡成功上市。

在那次理事会上,鲁方主席、副省长林书香也特别提出,中国今后的20年要进一步启动内需,发展的大局不变,机会与挑战共存,山东须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

会议上还讨论了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政府将制订透明的政策,以及实现与国际标准和实践一致的安全和质量标准。

会议之后,鲁方代表团考察、访问了创新科技、龙置地、复发中记、腾飞集团、大华银行、大华银行等企业,以及中华总商会、建筑商公会。

一般副省部级官员访新,我们都不会安排总理会见。本次是例外,我们安排了林书香到位于总统府内的总理公署拜会总理吴作栋,由驻新大使张九桓陪同,新方主席陈原生与我也陪同。这是我第一次到总理办公室,也是唯一的一次。如今回想起来,已经不记得为何我们建议总理会见,或许是他与理事会渊源较深的缘故吧?

▲新加坡总理公署位于总统府内

总理办公室朴实无华,在我记忆中,办公室的一边是他的大办公桌,另一边则是一套沙发,依稀记得是1+3+1结构。我们当时的会见就在沙发那边进行。

本次会见的一个主要课题是双方的人才培训课程。此项目始于1994年5月,是参照新加坡给苏州工业园区官员提供的培训模式,大部分培训费用由新加坡负担,机票和其余部分由山东负担,培训内容包括经济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出口推进及管理、税务管理、审计管理、城市规划和管理、环境管理等等。截至当年,已有33批次800多名山东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在此计划下派到新加坡来受训,吴作栋表示,由于新鲁双方合作已经转向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因此,人才培训尤为重要。

当时山东受训官员到新加坡可不是住酒店,而是住在直落布兰雅一带的两栋特批的政府组屋,当然主要是成本考虑,其次也是为了学员的方便,比如,住组屋就方便买菜、做饭。

 

首次以官方身份访华

本次SSBC会议结束不久,7月13日,国际上传出一个关于中国的大消息。

北京申奥成功!北京将主办2008年奥运会。

同年12月11日,国际上传出另一个关于中国的更大的消息。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面对这两个利好消息,新加坡政府和企业界迅速行动起来。

2002年1月,新加坡贸易发展局组织一支由75家公司的106名企业家和高层管理人员组成的大型工商考察团,以新加坡总理政治秘书陈原生为顾问,以新加坡中国工商联会(Network China)主席黄思绵为团长,到北京、济南和青岛访问,寻找与奥运相关的投资项目。

如果我没记错,那是我第一次以官方身份访问中国。

这次的印象十分深刻。主要倒不是因为“官方身份”,而是因为三件事。

很小的事。

刚到北京,我们就办一场媒体介绍会,由我担任主持人,负责接过台下传上来的条子并回答媒体提问。几个答问下来都很顺利,然后,问题发生了。

我接过一个条子,把他的提问念出来之后,把媒体名也念了出来:

“干龙网。请问干龙网的朋友是哪位?”

会场一片死寂。

过了十几秒钟,一个青年女记者慢慢站了起来,说:“我是千龙网…..”

从此,我记住了千龙网。

第二件事。在自由交流时,我有急事要找黄思绵,他碰巧在与人交谈。我到了他身后,伸手轻轻碰了他手臂,结果我被刺了一下,急忙把手缩回来。我暗自想,你西装袖子上是不是不小心有个书钉还是什么啊?

过了一会儿,我去找另一个谁谁谁,同样“伸手又被刺”,这次还很明显的“啪”了一声。

我这才恍然大悟。

静电。

我这辈子第一次接触静电。

夏虫不可以语冰。

第三件事。北京活动结束之后,我们飞济南。航班抵达济南机场时,记得是副省长林书香亲自来迎接,车子就停在停机坪上。我们一下飞机,林书香与山东人员把陈原生和我引到他车上,大衣还没来得及脱,我就上了副驾驶座,然后车子就往市区走去。

车子没走多久,我就被车里的呼呼热风吹得满头大汗,我还没法脱大衣,真是度时如年。

然后我低头偷瞄了空调设置。

30度。

风速全力。

简直就是桑拿。

之后,无论在酒店、商场,还是各种室内会议场所,几乎都开着30度空调,而且当地人还照样穿着衬衣加毛衣加西装外套,面不改色。

而我两分钟内就热得整个背都感觉刺刺的。

从那次起,我一定记得,只要从室外进到室内,包括上车,第一件事就是马上脱掉大衣,其他的事再说。

而且西装外套里绝不能穿毛衣。

 

两位未来的正国级领导人

2002年6月24日,在我赴上海就任商务领事之前,我随同SSBC新方主席陈原生及新加坡代表团,到了山东参加SSBC会议。此时新、鲁双方主席仍是陈原生和林书香,但两人在政府中各退居二线。林书香卸下副省长职务,担任省政协副主席;陈原生则在2001年11月3日大选之前从贸工部高级政务次长职务上引退,转而担任吴作栋总理政治秘书。

这次会议选在威海举办,目的是让新加坡代表团中的企业代表好好看看威海。

在赴威海之前,肯定还是得先到济南拜码头。

当时,担任山东省委书记的是吴官正,他同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离他登上仕途顶峰仅一步之遥。四个月后,在中共十六大上,吴官正获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出任中纪委书记。

6月25日,吴官正在山东大厦会见我们。身为理事会新方秘书,我当然负有做会见记录的责任。山东方参加会见的有副省长林廷生、省外经贸厅厅长王春涛,还有省外办主任,当然林书香也参加。

山东方秘书宋振华处长、李鹏副处长没有参加会见。他们在大门外等我们。当时我们两边秘书处人员共事十分融洽,沟通极好,个人私交也很好哦。

与吴官正的会见结束之后,我们一行走出山东大厦。宋振华笑着问我:“怎样?听清楚了吗?笔记记了多少?”

我说:“吴书记口音有点重,我大概听懂了一半,也记了一半。”

老宋笑说:“你别吹牛了,吴书记说话,我们都不见得听得懂一半,你怎么可能听懂一半?”

的确。

吴官正,1938年生,江西余干人。

我确实没听懂一半。听懂了的,最多三成吧?

我的笔记是怎么记的呢?主要是根据陈原生的回应,猜出吴官正说的什么。就是这么记的。会见交谈的内容不外乎新鲁两地在出口加工、旅游、教育、医疗保健、金融等方面的合作。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吴官正指出,山东必须保持内需增长,同时继续加大引入外资和外国技术,提高生产力。

提起口音,我不禁回忆起2001年我首次参加SSBC会议的情景。当时,副省长林书香在致辞,其中一句话是“我们要粉碎新加坡和山东之间的贸易“。我在本子上记下了,并画了几个圈,提醒自己会后必须去搞清楚,因为自己根本猜不透他说的究竟是什么。

就这样,一边开着会,一边做着记录,一边按捺不住好奇心一直在想究竟什么意思。

忽然,豁然开朗。

“我们要分析新加坡和山东之间的贸易。“

林书香,1941年11月生,山东栖霞人。

没办法。胶东口音,叫我这个南洋人怎么听得懂?

此趟在济南,我们还拜会了在3月刚接任山东省长的张高丽。印象中,张高丽态度比较亲商,也具有较为开放的眼界。他表示十分希望新加坡企业重视山东投资。

张高丽说话,我们听起来不但一点困难也没有,反而感到十分亲切。

张高丽,1946年11月生,福建晋江人。

我们都是胡建人!

十年后,这个胡建人步他前任省委书记江西人的后尘,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隔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友谊

这次SSBC会议,新加坡商务代表团考察了济南高新区、龙大食品集团、威海出口加工区、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等。6月28日,我从济南飞回上海。29日,陪同时任教育部兼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的尚达曼(现为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访问上海交通大学和民办杉达大学(2002年改名为“上海杉达学院”)。6月30日,尚达曼续程大连,我无须陪同。

7月1日,周一,我正式到新加坡驻上海总领事馆报到,开启接下来两年商务领事生涯。

在2001-2002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秘书处服务期间,是我至今二十年来从事中国事务最愉快的时光。原因无他,不过与我的中方搭档——省外经贸厅亚洲处处长宋振华、副处长李鹏,以及山东驻新加坡代表吕杰、刘清华的近乎完美的工作关系。

当时双方沟通十分畅通,信任度很高,许多较为敏感的事务在秘书处可以完全敞开来谈,并不需要顾虑会不会造成误会,因此办事极有效率。

写到这里,我回忆起一件小事。

2002年SSBC在威海开会时,省外经贸厅副厅长宋远方刚调去威海当市长。

那天市委书记宴请新加坡代表团,安排我坐在宋远方身边。

酒过三巡,大家吃了几口菜,自然到处敬酒。

过了不久,我也向宋远方敬酒。

他轻轻压下了我的酒杯,在我耳边小声说:“我这是白水。你我意思意思就好,你不要干。”

这就是友谊。

这样的友谊,我在中国碰到的不多。

但后来有幸再让我碰到。

那是在浙江。是在我商务领事任上。

陆续的,我会写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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