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驻沪外交官:“前任”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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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写到2002年6月底,我最后一次以新加坡方秘书的身份参加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会议,之后政商代表团大部队从烟台经北京返回新加坡,而我直接从烟台飞上海,7月1日正式赴任,担任新加坡驻沪商务领事。

向往与期待

我对这个新职务是很向往的。

一、2000年5月,我通过一轮笔试和两轮面试,为新加坡贸易发展局(现称“企业发展局 Enterprise Singapore)所录取,于是从民防部队的武吉知马消防局局长(中国称为“中队长”)任上辞职。虽然都属于公务员,但是两者工作性质和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完全不一样,起初我做得很吃力,需要花大力气转型。短短两年后,贸易发展局愿意派我驻外,尤其驻上海,是对我过去工作的认可,也说明我这个转型还是可以的。

▲照片说明:笔者2000年指挥武吉班让轻轨(Bukit Panjang LRT)消防演习之后接受电视新闻采访。

二、贸易发展局负责的是协助新加坡企业国际化,在贸易发展局工作,如果总是在总部机关而不驻外,就跟消防官只坐镇总部遥控而不领兵救火一样,毫无意义。唯有在最前线,才能有最好、最及时、最接地气的接触实战的机会,也才能最好最快地取得个人发展。贸易发展局愿意派我驻外,尤其驻上海,是对未来能力的培养,这是我十分期待的。

三、驻外人员相应待遇福利。除了正常工资,驻外人员都有生活津贴。生活津贴是根据地点而定的,级别相对低的人员(例如随员),津贴有可能比月薪还略高一些,级别高的人员(例如参赞),由于月薪本来就高,津贴相对来说就不高了(然而,总没有人嫌钱多的)。如果带家属,津贴还要高一些。单位提供高档公寓甚至洋楼作为住宿,运气好的话还配有车子。如果学龄孩子一起驻外,那么单位还会负责国际学校学费。此外,如果在新加坡有房子,那么驻外的这几年还可以把房子出租,这又是一笔额外收入。

四、我是第一次驻外,领到外交护照后,感受到外交官的许多礼遇。在机场可以走外交通道或特别通道,不必跟大伙儿排队;用的车子挂着使领馆的特殊牌照,跟随大使或总领事外出时还插个国旗迎风飘扬,当年买汽油都可以退税;出席各种活动时不是坐前排就是第二排,享受各种礼遇;平时工作联系的中方官员,在省里,副厅长和处长是标配(见楼下科普),在地方上就是地级市书记、市长、副市长、外经贸局局长(现在改称商务局局长)。我们在外派之前得到外交部、内部安全局、贪污调查局及一系列经济部门聆听“行前简报”,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就是,我们顶头上司就告诉我们:你们年纪轻轻就驻外,难免轻飘飘,甚至有些人会趾高气昂,要注意啊!不要被虚荣冲昏了头脑!

▲左:新加坡外交护照;右:中国外交部当年发予外国驻华领事的领事官证

小科普(大致如下,部分重叠,仅供参考)

与其他国家、地区一样,新加坡驻外使领馆各个处室的人员都是从职能部门派驻的,大使、总领事和负责政治、领事工作的同事当然由外交部派遣;商务处的(如我)则由贸易发展局派遣,我们职责是把新加坡企业带出去;经济处的是由经济发展局派遣,职责是把高素质的外国资本、技术等引进来;武官处当然就是国防部的军官主持工作,通常是上校,有些大国则是准将,我甚至见过东欧国家武官是中将,有点吓人;此外,还有科技处、教育处、文化处等,都是常规设置。

我的前任

我被派驻上海期间,我们上海总领事馆有总领事一人,新设副总领事一人,政治领事两三人,领事处领事好像是一人,随员一人,总领事秘书一人,这些都是外交部派驻的。再来我记得是商务领事二人,经济领事一人,文化领事一人,科技领事一人,大概就是这样。

这两位商务领事是我的前任。不是那种前任,而是这种前任。前任一个是W,另一个姓什么我实在记不清楚了,好像是L,此人非常有意思,有一次我们副总领事跟我开玩笑说,“好像也没见L做什么事,也没见他写什么报告,但你们都不管他。是不是卧底情报人员啊?”反正我到任之前,L已经离任了,后来很快好像就辞职了,反正从此人间蒸发。说他像情报人员,倒还真有几分像。

W就不一样。W干活儿很拼,也很高调,很受单位器重。他之所以从上海离任,并不是普通的调离,而是因为单位给他发了奖学金,保送他上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念研究生课程,可谓前途似锦,无量光明。

W当时还有个佳话。那年,他向单位汇报,说中国有个重量级调研单位把他列为“影响上海百强人物”,而且出了本书,有书为证。此事非同小可,大家对W刮目相看。

我到任之前,W也已经离开了。两个前任都在我到任之前走了,摆在我眼前的,只有一个找不到钥匙的大保险箱、几把门钥匙、几盒各领域中国人的名片、还有一只摩多罗拉手机。我仔细翻了名片,发现基本没用,都是些对我工作来说可有可无的人物,至于领区内各地方党政领导、主要公司老总这些我们工作最需要认识的人,名片基本不在。唯一的安慰就是L、W各留下一套公家公寓,我爱住哪套,自己随便选。我先是住到徐家汇汇金百货顶楼的那套公寓,但后来觉得有点太大,于是搬去虹桥仙霞路友谊商城旁边的丽晶大厦。

▲作者2002年摄于新加坡驻上海总领事馆(乌鲁木齐中路旧址)。

到任之前,W已经把他名下挂着领馆牌照的伊兰特转卖给我,7000美元。我初到上海的那个夜里,把车子开到公寓外绕了一圈,一不小心却逆行了——新加坡和中国驾驶方向是反的,当时我还没习惯。还好是三更半夜,路上车辆极少,没有出事。

打印机和小型音响系统

我在上海领事任上的第一次重要任务就是2002年8月新加坡贸易工业部长杨荣文率商务代表团访问京皖浙。本次活动一共九天,在北京只有一天,在皖浙却足足有八天,皖浙属于上海领区,而且率团访问的部长又是我上司的上司的上司,本次活动自然是我最重要的一次任务。这次任务后来催生许多项目,我下一篇来介绍。

正在我紧锣密鼓筹备本次活动时,接到了来自新加坡总部的一个奇怪的电话。

电话是从财务部打来的,问我上海办公室有无某某型号打印机和某某型号小型音响系统(mini hifi)。

我说,小型音响系统肯定没有,我们办公室这么小,一目了然。至于打印机,我得对一对型号。

我对了对型号之后,跟财务部说,我们办公室没有你说的这打印机。对方没说什么,谢了一下就挂电话了。

就这样,过了几天,接到直系上司的电话,让我去面谈。一谈之下,吓我一跳。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我记不清楚了,不知每年还是每次交接时,总部都会派审计师前来,这次也一样。

审计发现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发现一张大额发票,大概几千人民币,是由古北家乐福开的,内容是“办公用品”。只有发票,没有购物清单小票。单位派人到家乐福去把购物小票打印出来,一一核对上面的物品,绝大多数物品大概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打印机和小型音响系统明显不属于“办公用品”,而属于固定资产,但又没按固定资产入账。

后来慢慢查,发现问题越来越多。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W在驻北京和驻上海总领馆工作期间,多次报销机票有问题。细节就不说了,看看当年新加坡《联合晚报》的报道就知道大概了:

简单说,就是虚假报销。其实,W所涉及的款额也就“近5000新元”,应该还不到W当时单月的生活补贴,也不到W的月薪。

我印象特别深刻,2002年8月25日傍晚,贸工部长率领的商务团抵达杭州,当晚大概九点多我接到W打来的长途电话,哭丧着说上司不接他电话,让我代他向上司解释和忏悔,“救一救他”。我代他转达了,但上司仍不接他电话。其实,只要一进入立案调查阶段,上司就不方便再有私下接触了,这是常识,但对当事人来说,总是死马当活马医吧。连李光耀当年处理涉嫌贪污的部长时,也是不能见的:

▲《李光耀回忆录 19965-2000》2015-07版,第189页

W的事十分可惜,当年他才34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而且是获得奖学金到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的极少数公务员之一,明显是重点培养对象。如果没发生这事,他一年后学成归来,大概很快就会升副司长,之后,正司长一职指日可待,甚至副局长也很有可能。

因为此事,W在2002年8月被解雇,2003年11月被控,2004年10月被判坐牢八周。此时我都已经辞职下海了。

我在上海短短两年的任上,倒是见识了另一件事。

有一天,我接到个电话,是打到我手机上来的。来人兴致勃勃地说,去年我们把W领事列上了“影响上海百强人物”,还出了本书,只要XXXX元;如果您愿意多出一点,我们还可以安排出席什么什么晚宴,而且安排您与这位那位大名人同桌……

至此,恍然大悟。

所谓“百强”,原来如此。

所谓“百强”,竟是如此。

所谓“百强”,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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