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台湾舆论燃烧着两个与日本相关的话题：一是前总统李登辉投书日本右翼杂志《Voice》，质疑马英九政府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年纪念活动”，指出日本和台湾曾经“同为一国”，故不存在台湾对日抗战的事实。据台湾《风传媒》8月25日刊登的中译本，李登辉回忆自己与兄长李登钦自愿加入日本陆海军：“当时我们兄弟俩无疑是作为‘日本人’，为了祖国而战。”结果引起蓝绿阵营一片争议。
另外，台北悠游卡公司推出15000套由日本AV（成人录像）女演员波多野结衣代言、两张一组的套卡，舆论一阵哗然，纷纷抨击该公司这项决定。由于民间争议声浪，台北市长柯文哲在8月31日指示不公开出售这套悠游卡，也不会继续制作，意味着“波卡”只会发行15000套，反而让人看中其收藏价值。结果，台北悠游卡公司在9月1日开始经由电话预购方式出售，仅四小时就卖完。
这两个争议性话题，一个涉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的国家认同问题，另一则反映台湾社会存在已久的“哈日”现象，分属政治与社会课题领域，看似关系到不同世代台湾人的日本观；然而，若要全面探讨这两个话题的深层原因，有必要梳理台湾社会心理长期存在的日本情结的历史脉络。
1895-1945年日台“同为一国”
从法理上讲，李登辉称日台曾“同为一国”，他和兄长曾作为“日本人”，确为历史事实。1895年5月8日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永久割让成为日本领土。依据该条约第五条，日本政府规定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汉人两年内选择去留，“满期之后仍未离去该地区之居民得依日本国之决定，视为日本国臣民。”已故旅日台湾学者戴国辉1985年在《日本殖民地支配与台湾籍民》一文指出，这项条文的宗旨，并非赋予台湾人国籍选择的自由，台湾人只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而已。日本政府对于未迁出的台人，可强制给予具有限制性的“台湾籍”之名的日本国籍。但台湾汉人多因大陆谋生不易而渡海前来安家落户，所以在两年期限内返回大陆者很少。据1950年《台湾省通志稿大事记》统计，只有6456人返回中国大陆。
过后，由于台湾产业发展需要劳动力，加上中国大陆生活艰难，仍有不少中国人渡海赴台，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在台中国侨民超过一万人。1920年代，在台中国侨民开始向北京政府陈情，希望透过外交单位保护侨民及申请开办华侨学校，而中华民国外交部也开始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交涉。1929年国民党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后，行政院通过在台湾设立领馆一案。1930年5月17日外交部任命林绍楠为驻台北总领事、袁家达为副领事。1931年4月6日，中华民国驻台北总领事馆正式开馆，各地华侨领袖、台湾士绅辜显荣（已故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台独元老辜宽敏之父）、日本官员、英国领事等都到场祝贺。
根据1930年中华民国外交部《驻外使领馆组织条例》，驻台北总领事馆的主要任务是替台湾华侨登记国籍、设立华侨学校、保护与联络在台华侨、核发台人赴中国的签证，定期报告台湾情势与领馆活动。日治时期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与台湾往来频繁，中国许多学术单位都曾组团赴台考察。1935年，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和福建省主席陈仪也曾到台湾参观访问，由台北总领事陪同参观。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对日抗战，台湾总督府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十天，禁止岛内收听中国大陆广播。此时，台北总领事馆主要工作就是协调外籍轮船将愿意回国的华侨分批接走，共计有4万6000人因此返回中国（Denny Roy著《台湾政治史》）。1938年2月1日，最后一批华侨离台后，台北总领事馆正式降旗关闭。中国对日抗战期间，受日本扶植、由汪精卫主持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1940年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1941年，汪精卫政府重开“中华民国驻台北总领事馆”，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
中华民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明确地界定了台湾作为日本领土的法理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就如台湾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五十年的殖民统治时期究竟应称“日据” 还是“日治”的争议，在国民党政府责成撰写的中华民国正史中，为了重新确立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不愿意多谈这段屈辱的历史。反倒是一些倾向台湾独立的学者，例如2005年薛化元、戴宝村、周美里合写的《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国民的历史》，更愿意凸显台湾在清朝时期从中国版图上被割让出来，强调在1945年9月日本投降之前一直都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从而接续后来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谈到台湾人“志愿”参加日本军队，李登辉仅提及部分的历史事实。1937年随着日本对华军事扩张，军人出身的日本总督小林跻造开始动员台湾人参军；尤其在太平洋战事爆发后，实施志愿兵制度（陆军从1942年、海军从1943年开始）。周婉窈1995年在《日本在台军事动员与台湾人的海外参战经验（1937－1945）》一文中指出，超过8万名台人在战争期间担任陆军士兵及海军船员，另有12万6000人担任非战斗人员（如护士、信差、传译等），约有3万300人因此丧命。尤其是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虽然日本还未在台实施征兵制，台湾青年申请加入陆海军服役的人数，比日军所需要的人数还多；不少台人还附上血书，表达对日本帝国的爱国情感和对日军的崇敬之意。台湾青年踊跃参军固然与殖民教育所灌输的亲日价值有关，他们也认为从军提供了台人由被殖民者地位、转而与日人平等地位的机会。不过，日本学者近藤正已指出，志愿兵制度也有“被强迫志愿”的案例。1998年，另一位日本学者若林正丈在其著作《蒋经国与李登辉》中指出，像李登辉那样以学生身份被征召的台湾学生，只是形式上入队。所以也有人拒绝入伍，例如与李登辉同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的彭明敏（1996年曾担任民进党籍总统候选人），就为了躲避强迫入伍而不敢到学校。
台人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马关条约》签定后，1895年5月16日台湾士绅商人筹组成立“台湾民主国”，并推举清朝巡抚唐景崧为民主国总统，临时招募3万5000名民兵以反抗日本接收，但仅坚持4个月又24天就宣告灭亡。王晓波在《台湾史与台湾人》中指出，台湾民主国亡后仍有简大狮、柯铁虎、林少猫等领导的游击队袭击日军，直到1902年林少猫被歼，前后血战七年。此后，虽没有大规模武装组织的抗日运动，仍有零星的武装抗日事件，例如1915年的“噍吧事件”，据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称有3万多人惨死。在陆军将领佐久间左马太担任总督期间（1905－1915年），日人开采森林树木，入侵原住民居住的高山地区，而与原住民发生冲突。1930年10月27日在台中附近山区雾社，数百名原住民攻击并杀死日本州知事及其他196名日本人，受到日军报复杀戮，甚至遭使用生化武器对付（《台湾政治史》）。王晓波指出， 台湾人在“噍吧事件”之后鉴于武装抗日死难之惨，自1920年代改以非武装之抗日运动，可分为民族运动和阶级运动。其中，民族运动又可分为在殖民体制内寻求台人平等地位、以林献堂为首的“台湾派”，以及蒋渭水在体制外抗争的“祖国派”。至于阶级运动，则可分成无政府主义、人道社会主义和台湾共产党。除了岛内抗日运动外，也有台人潜回大陆直接参与抗日运动，例如抗战期间在重庆从事对日谍报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就有台人李荣居、谢春木担任要职，还有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
台人对日本同化政策的反应
台湾是日本第一个殖民地，日本只把台湾视为帝国土地的一部分，但并非帝国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只想统治台湾，而不想给予台人平等地位。1914年12月成立的“台湾同化会”，是明治维新重臣、日本少数民主主义者板桓退助伯爵提倡，并得到林献堂等人配合鼓吹，呼吁日本人要与台湾人分享平等权利。但总督府视台人为次于日本人的殖民地人民，反对“同化运动”，台湾同化会只存在一个月就被台湾总督下令解散。陈鸿瑜在2003年研究指出，台湾华人对日本同化运动有四种反应：一是以辜显荣为主的完全赞同者；二是以林献堂为主的有保留支持者；三是以蒋渭水、蔡培火等为主反对同化但承认殖民统治现实而主张成立自治议会者；四是完全反对同化主义的左倾团体，如王敏川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和台共。陈鸿瑜认为，台湾华人反对同化主义的同时，其中汉人民族主义不够坚强，固然受日本武力镇压所致，也因未能与中国取得联系及获得支援有关。反对同化主义的社会运动者，最后只能在日本殖民统治现实下寻求“体制内改革”，只要求部分的自治权。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海军大将小林跻造出任台湾总督，发起“皇民化运动”，虽承认日台人通婚，也开放台北帝国大学给台湾学生就读，但禁止使用中文及上演中国地方戏曲、关闭汉人寺庙，禁止台人在公学校使用台语，警察也关闭汉文私塾。1941年4月19日，总督府成立“皇民奉公会”，随后鼓励台人改取日本姓名，并对被核定为“国语（日语）家庭”的台人给予特惠奖励，强制台人奉祀日本神道教的“天照大神”。日本学者尾崎秀在《战时的台湾文学》一文中写道：“若同化政策意指成为日本人，则‘皇民化’的意思是‘成为忠良的日本人’。但日本统治者所企望之‘皇民化’的实态，不是台湾人作为日本人而活，而是作为日本人而死。‘作为忠良日本人’的意思是指发现‘作为日本人而死’之道理，并为之奋进。在‘皇民化’美名之下隐藏了特别志愿兵制度、征兵制及配合台湾要塞化而实施之战力动员计划。”而据周婉窈1991年的博士论文《皇民化运动：战时日本统治下的台湾（1937－1945）》指出，仅有7%的台湾人选择成为“国语家庭”。
日治时期开始的西式教育普及化
1895年，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主张以免费义务教育来普及日语，以有效统治台湾。1898年，总督府设置“公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小学）接收台湾学生，日本子弟则进入“小学校”就读。“公学校”教材较浅显，内容不如“小学校”，形成台人与日人教育之间的差别待遇。小学校获官方提供较佳的教学资源，形成日后升学的不公平竞争。
1919年以前，优秀的台湾子弟从“公学校”毕业后，除了赴日留学外，在岛内主要升学管道：一是进入“国语学校”师范部，毕业后担任公学校教员（例如作家吴浊流）；二是进入“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毕业后成为医生（例如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杜聪明、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台湾民众党的创立人蒋渭水）。“国语学校”师范部及“总督府医学校”曾是台湾最高学府，也是培养台湾知识份子的摇篮。
1941年总督府废除“公学校”、“小学校”的差别待遇，一律改称“国民学校”，并从1943年起正式实施六年国民义务教育，至该年底全台共有1099所国民学校，小学生93万2525人，儿童就学率达71%，在当时亚洲仅次于日本国内，已接近欧美国家的水平。矢内原忠雄在《帝国主义下之台湾》中指出，日本所有在台湾的教育投资固然基于殖民统治利益的需要，其高等教育明显排挤台籍学生，台人没有得到公平受教育机会。但在初级教育方面因国民教育普及，消除文盲，提高人民素质，为台湾社会现代化奠定了相当基础，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1942年，美国海军上校葛超智（George H. Kerr，又称柯乔治）在一份关于战后台湾问题的报告《被出卖的台湾》（Formosa Betrayed）中认为，台湾“在日人指导下经过五十年高度的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准已高过（中国）任何一省”，“中国没有足够的行政人员和技术者来掌握复杂的（台湾）经济”，并预见“低度文化统治高度文化必然产生冲突”。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本来是台湾从政权、财产、教育、语言到文化进行彻底民族化（中国化）的历史机遇，不幸1947年发生“二二八”官民族群流血冲突事件，使台人在思想和感情上去殖民化严重受到挫折。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曾建民在《台湾“日本情结”的历史诸相》（2010年）指出，当时一般民众虽在民族和国家认同上未明显动摇，但在语言、生活方式、习惯、思考方面又逐渐逆回到殖民统治时期，“出现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二重结构，这就是后来台湾日本情结的原型”。
1950年以后，在东西方冷战格局和美国反共霸权秩序之下，台湾与日本在政治、军事防卫维持紧密的依存关系，在经济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台湾从资本、技术、工业原材料到关键零部件都依赖日本输入。曾建民指出，在中国内战和东西冷战的“双战”结构里，虽然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台人国民意识强调党国民族主义并灌输抗日历史教育，但台日之间紧密的政经从属关系的现实，使得台湾社会原有的日本情结得以温存、延续、强化，甚至进一步转化为“日本第一”、“模范日本”的日本情结。
1994年李登辉巩固其权力地位后，一方面提出“去中国化”的本土论述，另一方面对台湾殖民历史的合理化或美化，表现在1997年的《认识台湾》的国中教科书中，使得本土论开始进入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领域。曾建民认为，正是受到《认识台湾》教科书的影响，使得台湾年轻世代的日本情怀（哈日现象），集中表现在2010年对电影《海角七号》的热潮。李登辉在1999年出版的《台湾的主张》一书中，也曾主张中国应该摆脱“大中华”思想束缚。
结语：李登辉的日本情结
《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将台湾与澎湖等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帝国，因此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选择留在台湾的汉人在法理上明确属于日本帝国臣民。虽然如此，总督府视台湾为殖民地而非日本本土的延伸，台人未能享有与日人平等的国民权利，岛内教育政策对日人和台人采取差别待遇。为了殖民统治台湾的需要，除了赴日留学外，总督府早期设置“国语学校”师范部及“总督府医学校”供台人在岛内升学，以培训公学校教师和医生。1937年日本扩大侵略中国，总督府基于动员台人的需要而发起“皇民化运动”，才统一实施六年的国民义务教育。由此历史脉络来看李登辉的教育养成轨迹，才能理解其日本情结形成的时代背景。
1923年，李登辉生于台北县三芝乡源兴居，此时台湾岛内汉人基本上已停止大规模武装抗日的斗争，像林献堂等精英转而向日本殖民当局争取部分参政权利。1929年，六岁的李登辉进入汐止公学校接受小学教育，并取了“岩里政男”的日本名。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李登辉进入教会开办的淡江中学。1940年，17岁的他进入台北高等学校，皇民化运动开始，而他有机会进入帝国大学成为明日精英的准人才。1942年，台湾实施特别志愿兵制度，李登辉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农业经济学科，在台湾入队再到日本本土接受预备士官教育，获少尉军阶，编入日本千叶高射炮部队当见习军官，不久日本宣布投降。
日本右翼学者若林正丈指出，日本大正（1910－1925年）时期出生的世代，他们人生的黄金时期必然被战争耽误。这一时期的台湾殖民地人民，人生更为坎坷：先是殖民宗主国发动战争，接着宗主国战败，在台湾回归中国后又经历“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像李登辉这样的台湾“大正人”，在民族上并非日本人，在国籍上也不再是日本国民，但战前所学的“国语”——日本语，仍是他们营造知性和感性生活的凭籍，常会慨叹自身的幸与不幸。所以，李登辉1994年在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时，才会说出备受政敌抨击的“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其实，李登辉并非唯一有亲日情怀的国民党前领导人，蒋介石也曾赴日接受军事教育并在日军炮兵部队服役一年，崇尚日本军人作风。蒋介石除了1949年特赦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等259名战犯，1960年更委托冈村宁次招募一批前日本军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所谓的“白团”），协助培训国民党军队准备反攻中国大陆。为了接收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的台湾，蒋介石1944年任命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娶日本妻子的陈仪出任“中央设计局”属下“台湾调察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并在1945年后担任第一任台湾省行政长官。
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开展了一部分“去殖民化”工作，但直到1950年国府迁台后为了巩固内部权力和集中思想意识，“去殖民化”才纳入国家机器中全面操作。尽管如此，从1950年到1970年代，留学过日本的大陆领导人和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台湾企业家，以理性态度共同运作台日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在这个上层建筑之下的台湾民间社会，则以纯粹的爱憎情绪来看待日本和日本文化。一般外省民众直觉上对日本反感，而城市中的本省人则认为日本什么都好、什么都是进步，这种崇日情结与江浙精英昔日在上海滩的崇洋心理，本质上都是盲目而极端的。
作者：李气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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