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加坡人,借高考之机,谈对作弊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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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1日,中国媒体报道,今年的高考将于本周末正式拉开大幕,洛阳市似乎感觉监控力度不够,于是动用了无人机。这种六旋翼无人机可飞近千米,能在500米的高度悬停,空中续航力半个小时,抗4至5级的大风。附近一旦出现可疑信号,无人机便可捕捉信号,并帮助工作人员迅速、准确定位。

看到这则新闻之后,就这个话题跟几个来自中国的朋友聊天。大家一个普遍的认识是:古已有之,于今更烈。

有个朋友说,她20岁时曾经受朋友之托,冒充中年女子考试。被监考老师发现了,监考老师说:“你走吧,我不要为难你。”就把她放走了。

去年12月,中国女子张丽娜为了赚钱治病,冒充他人来新加坡参加雅思英语鉴定考试,在考场上被揭穿,后来被判入狱五个月。张小姐在同意前来新加坡代考时,肯定没有想到败露的代价竟然是牢狱之灾。我朋友要是看到这则新闻,大概要庆幸自己不是在新加坡代考。

我十年前在江苏某县级市的一家新加坡制造业公司担任总经理。按照中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总经理、车间主任、安全员一定得参加安全培训和安全考试,及格之后,安监局发予合格证件。总经理、车间主任、安全员必须持证上岗,否则,出了生产事故要承担很大责任。

参加了两个周末的安全课程之后,学了化学原理、各种安全措施和制度、应急方案等等,然后参加考试。我就像当年在国大参加考试一样,带了护照、两支笔和涂改液,把课本放在考场外的墙边就进考场。

进入考场后发现,所有其他同学都把课本带进来,还继续阅读。我心里偷笑,还差一两分钟就开考,抱佛脚有何用?这时,考试开始了。

刚开始时,还是那个很熟悉的场面,大家悉悉索索在考卷上写着。过了十来分钟,我猛然看到旁边的同学把抽屉里的课本取了出来,开始翻找答案。我一惊,四处张望,赫然发现翻书的原来大有人在。

再过十来分钟,考卷上我能答的全答得差不多了,答不了的也就不答了。这时抬头一看,有些同学已经索性把课本放到桌上,压在考卷下直接抄。监考老师走过来,他们也不紧张,继续抄。还有传递考卷互抄的。老师有时看考场秩序实在难看,便在桌上敲了几下,说:“注意!注意一点啊!”考场确实一下子守规矩很多。但是,过了几分钟,故态复萌。

我当时后悔极了。想抄也没课本可抄,想继续写也实在写无可写,傻坐着也没意思,于是把考卷交上,拎包回家。

当时,考试大概只过了一半时间,我还记得老师脸上惊诧的表情,大概他没见过这么早交考卷的,更没见过考卷上有些答案栏是空白的。

一周后,考试成绩揭晓。果然,我成绩最差。不过好歹也是及格了,领到了安全证,可以继续合法担任总经理了。

我后来似乎开了窍,心想,即便我实际成绩不及格,批卷老师说不准也会主动帮我填上几处答案,拉我过关,否则,历年都是全班高分及格,今年就忽然有个傻子考不及格,实在也有损老师教书育人之名声。

两年后,我到了北京工作,买了套房。2011年回新加坡时,准备把房卖了。当时有买家建议:“我们同意500万(人民币)成交,不过按300万出合同吧。我契税可以少交很多,你身为卖家所该交的各种税金也可以少很多。双赢嘛!”我不敢也不愿。对方带着不解且同情的目光离去。

我慢慢就想明白了,这是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人情社会。只要不是做得太离谱,谁也不会跟谁过不去。惟独忘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体现不了公平公正,而且鼓励人人钻空子。长远来说,每个人都是输家。每个人在占着自己的那一丁点儿小便宜时,同时在被更多的人占便宜,得不偿失。

造假也是一种作弊。各个地方都有造假,马来西亚有血燕造假、越南有饲料油造假、台湾有食用油造假。新加坡也有造假,我就看过在微博上“兜售”论文和作业代写的。不同的是,如今中国社会上的造假,实在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就在洛阳无人机监控高考新闻发出的同一天,《新京报》报道,5月中下旬以来,北京打掉六家桶装水“黑水厂”。

消费者花高价买来的桶装水,竟是被二次污染、细菌可能超标数百倍的井水。这些冒充名牌的“黑水”竟然也有“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码”,而且还进了正规单位、学校、居民区。之所以能进得了正规单位,是因为假水价格低,有些公司采购员以正规桶装水进价,从中收取回扣。

两则新闻都指向同样的根源——造假成本太低,远远够不上社会代价。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上对一些作弊和造假现象的容忍度相当高,比如上述安全考试作弊,我一些中国朋友的反应是:这是在社会上的小考试,这样的作弊问题不大。

也就是这样的容忍,纵容了一再的作弊和造假。如果对付每一次作弊都处以张小姐一样的徒刑,大概很快就没人再敢作弊。过一两代人时间,就会从“不敢”到“不想”,到时,诚信大概就成为国民性格基因的一部分了。

(作者许振义是隆道研究院总裁。感谢作者授权新加坡眼分享,本文原载于《联合早报》2015年6月7日《义点义见》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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