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新加坡签证为何被拒,前签证官首次解密花样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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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派厦门与上海期间,我除了负责领事馆的行政、礼宾和领事工作,还负责签证工作。一般情况而言,在规模比较大的使领馆,签证工作是由新加坡移民局派驻的官员担任,但由于上海总领事馆人员少,我当时也兼任签证官。

那个时候的签证办理可没有现在来得便利,商务签证虽然可以免交押金、但必须提供工作证明和新加坡邀请方企业的注册证明。现在的签证政策比起当年来是一大进步。当时领事馆收到的商务签证申请材料,频繁出现一些假材料,因此,签证官员就必须腾出更多的时间核实材料的真伪。

上海作为一个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众多,一般来说,这些大公司递交的商务签证申请都比较规范,而且材料都比较完整。比较令人头疼的是一些空壳公司给中国申请人提供邀请函来赚取费用。这些申请由于不是真正的商务往来,往往就会出现一些“造假”的文件,身为签证官的我经常都必须和这些家伙斗智斗勇,见招拆招。

是否发放签证是一个国家主权的行使,根据自身国家的入境要求与规定,并不是所有的申请人都会获得签证。虽然对签证的申请要求和审核过程,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自身的政策考虑,但是,同在一个城市或领区,签证官都有交流与聚会,也会有互相分析信息的做法,因此,不同国家的签证官员一般都会彼此认识,并会不定时的交流聚会。签证官也会在签证工作上有信息的分享,确保大家都不会发放签证给有不良企图的申请人。

面试是签证工作中最耗时间的一个环节。每个使领馆的签证部门都有不同的面试规定、要求和标准。在我任期之间,所安排的面试,主要是为了核实一些信息或材料等、或是无法和新加坡的邀请方取得联系。为了把来办理签证的人,与前来面试的人错开,当时所有的签证面试都安排在下午。

2000年我抵达上海工作时,当时的签证申请一天只有40-50个,到了我离开的时候一天已经是几百本签证要审批。在面试的过程中我碰到过许多奇特而有趣的个案。

在我做面签官的时候,新加坡尚未实行签证程序简化,要办理商务签证的话,申请人必须提供新加坡公司的邀请函、新加坡公司的商业注册和申请人的工作证明。

按照惯例,商务签证申请人大多都是去新加坡开会或洽谈业务。但我们根据经验发现,邀请函都是为了提供“方便”而非真正的商务邀请。还有一些新加坡公司直接把信纸给中国的旅游中介公司,任由他们使用。更有一些邀请函是伪造的。因此,领事馆有必要在审批过程中要求一些申请人前来面试,以便让签证官深入了解申请人。

 

先说识别邀请函的真伪。假的邀请函不难识别,一般从信件的格式,选择的字型和大小,书信的语句、措辞和所用的纸张都可以透露很多信息。只要是新加坡公司发的公函,我的“火眼金睛”一看就有熟悉感。

而“冒牌”的新加坡邀请函多数有许多错字,很少能够逃出我们的双眼。“中国制造”的新加坡邀请函有两种,一种是公司确实存在,信纸也是公司的,但并没发过邀请函,信纸被人家盗用。另一种冒牌邀请函,是利用空壳公司的真实地址,但所提供的联系人和联系信息都是假的。除了有趣的山寨邀请函,更有逗趣的“冒牌”申请者。有些新加坡邀请函邀请的商务伙伴,清一色都是女的。年龄都介于20-30岁,来自中国的五湖四海。除了江浙沪一带,还有黑龙江、湖南、湖北、四川、吉林、安徽等。到了下午面试的时间,领馆就会美女如云,个个打扮时髦,高挑美丽。高跟鞋、修长的美甲、时髦的长发……我庆幸自己不是男的,否则我可能会神魂颠倒,眼花缭乱矣。其实没有窍门,提供真实材料,真实的回答问题是关键。又何况,每个领事馆的签证官审批的方式是按照各自国家的规定与政策,如何面试,问什么问题,每个签证官都不相同。

比方说我,脑子里鬼点子很多,面试中喜欢标新立异、天马行空,一般都会让前来面试的人“胆战心惊”。但面试的问题一般还是以申请人递交的材料为范围。接下来我就来讲讲:那些年被我拒签的故事。记得有一次,一位女申请人在职业一栏填了“财经股票分析师”。当时上海刚刚有A 股和B股。我问她:“外国人可以买A股还是B股?”我本以为这是个常识性问题,结果她竟然难为情的沉默了很久,最后苦笑说不知道。她所递交的材料也有很多可疑之处,你说这个申请能批吗?

很多签证申请者其实并不知道他们被拒签,很多时候都是自己造成的。最常见的就是申请错误签证的类别。明明是来旅游或是探亲的却偏偏要申请商务签证。现在申请旅游签证已经很便利,千万不要以为朋友有公司,就可以让他们帮忙申请。现在的旅游签的要求与审批程序,和商务签一样简单便利,不要误以为商务签比较容易批准。

又一次,申请者是一个时髦女郎,她自我介绍说是洁具设计师。我问她设计哪些方面洁具?她回答说是“水管、水喉”。于是,我给她笔和纸,让她画出水喉的样子。她立刻露出了奇怪的神色,手颤抖地接过笔和纸。接下来的几分钟内,她把笔尖点在纸上,低头沉思,却始终画不出水喉的样子。我故意好奇地问:“怎么啦?你是设计洁具对吗,让你画个水喉很难吗?”她迟疑许久后,终于坦白说自己不会画。看她慌张又心虚的样子,我早已经意识到她是个冒牌的设计师,也不知道到底要去新加坡从事什么“商务活动”。结果可想而知,我当场拒签,并告诉她要去新加坡的话,重新申请旅游签证。有时候,这些所谓的虚假信息或材料,有些真的不是申请人有意欺骗。根据经验,许多签证表格的填写都不是本人,甚至连签名也是人家代替签的。这就容易造成“被”提供虚假信息。比如,填写学历、工作、婚姻状况或宗教时,填写表格的人随意填了一个,如:大学,专业人士、无宗教。若此人这一次提供的信息和系统记录的信息有出入,就会造成签证官的怀疑或被直接拒签。

若是申请人是通过新加坡人或永久居民担保提出申请,在有怀疑的情况下,移民厅会要求在新加坡的担保人,提供更多其他信息如和申请人的关系、怎么认识申请人等。若是申请人是以本地公司的名义担保申请商务签证,移民厅在有所怀疑的情况下,也可能要求担保公司额外递交材料,如申请人的工作证明、劳务合同、工资、机票、酒店、和担保人更多的个人信息。

一旦移民厅提出这些繁琐的要求,申请人的信息材料很有可能与移民厅的记录有很大的出入 ,或是当局怀疑有欺瞒造假的可能。若不能及时提供所需的材料,或是补充的材料内容与移民厅原有的记录有差别,就有可能被拒签。因此,旅游签证要比商务签证容易得多。拒签的原因众多,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义务告知申请人被拒签的原因,这也是所有国家都行使的主权之一。因此,如果申请人没有隐瞒、没有提供虚假入境的原因,那在拒签后,可以给签证部门或官员写一封信,说清楚要去该国的原因,并解释递交的材料可能存在的问题,来帮助签证官员对你的申请加以关注。有一次,一个30来岁的女士申请商务签证。通过查看她的出入境纪录发现,她每次都是持商务签证入境,并在期满后继续延长逗留时间至极限才离开。而回国后,她又马上出境。这样的纪录很不合逻辑。她更像是在新加坡长期居住,而不是短期商务旅客。于是,我让她前来领馆面谈,想具体了解她去新加坡的真正原因。

面试时,她对我提出质疑,问为什么需要面试,语气中带有不满的情绪。她还义正言辞说自己需要常常到新加坡去看孩子,邀请函是新加坡公司的朋友给她发的。

我要求她提供孩子在新加坡求学的证明,她一听就立刻指责我故意刁难,还强调邀请函是真的,问我为什么要“搞”她,还让我马上打电话到该公司核实。我解释说,如果不是谈生意或从事商务活动,就不可以申请商务签证,但可以申请旅游签证或者探亲签证。有亲人在新加坡的人,都可以向移民局提出申请长期访问签证,在正常的情况下都会批准。然而,她不肯提供孩子在新加坡念书的证明,也不肯申请旅游签证,坚持要办商务签证。由于她不能提供符合商务签证的证明,我拒绝了她的申请。一走出接待室,她就开始在门外大吵大闹,久久不肯离去,还破口大骂我这个新来的领事刻意刁难她。

我让在领事馆里工龄最久的老汤去劝她离去,她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越骂越凶,老汤灰溜溜回来不停的摇头说自己搞不定她,请我自己去劝。由于她的行为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我只好亲自走出办公室劝阻。她见我出来,非但没有罢休,还越闹越凶,得瑟地继续站在排队领签证的人旁边叫骂,还指着我说我就是那个新来的、刁难她的签证官。

我并没被死缠烂打所吓退,毅然走到她身边,以严肃的口吻说:“这位女士,你要在新加坡领事馆里这样继续闹下去,我会让站在门外的武警协助,请你出去。” 她听后,骂骂咧咧地拂袖而去。

她离开后没有罢休,通过朋友给总领事打了个电话,投诉了我这个三把火的新签证官。总领事一般不过问签证事宜,但是由于这个女士投诉官员有意刁难她的申请,于是,总领事让我汇报一下具体情况。

新加坡的制度一向透明,上级官员不会违背政策而给予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特殊照顾。总领事在了解了情况和看到所有的申请材料与记录后,便回电给他的朋友,建议那位申请人按照我之前提出的建议,申请家属探访签证。这是我第一次领教一个无理取闹的签证申请者。这位中年妇女的骂架本领超强,嗓门又大又高,骂人的速度像开机关枪,肺活量超好,几乎不需要停顿换气,表情凶神恶煞还掺入眼泪做效果,悲情与愤慨交织,颇有感染力。记得那天回到办公室后,小姑娘助理们都围了过来,说那女人“凶的嘞!”(上海话很凶的意思),连我们领事馆的老员工老汤—-一个典型的上海中年男人都“么办法”(上海话没办法、搞不定的意思),她们还说新来的傅领事“老结棍”(上海话了得的意思)。 幸好我站稳了立场,没有被吓到,还学会了几句上海话,也算收获不小。

外人看来,签证官都是高高在上一副刀枪不入的冷漠,实际上,我在上海那四年,几乎每天都要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求签”招数,一天下来也是身心疲惫矣!很多签证申请者不了解,一个国家发放或拒绝发放签证,是国家权利。大闹面签官,只能证明申请人没有搞清楚国家主权的概念,也没有搞清楚签证官的权利范围。

被拒签后,采取的最佳行动是赶紧找个朋友帮你写一封请求批准的解释信,详细说明自己为什么必须去,然后再重新申请一次,耐心等待审批,而不是大哭大闹。

我在任期间认识的许多中国朋友,都认为身为一个签证官,我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获得签证。我必须经常为这个错误的认知做解释。

签证官行使的是新加坡移民厅赋予的权利,签证的审批是按照规定与相关的政策,若是一个人因某种原因不能被批准入境,签证官就无法批准他的申请,不管这个人是谁。

所以的审批,内部都留有记录,官员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妄自行为,除非他准备付出沉重的代价,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新加坡对待公务员的管理非常严格,犯错、渎职或贪污的官员轻则开除,重则坐牢!因此,新加坡公务员都是循规蹈矩,安安分分的那种。

驻沪四年,所有旅行社对签证官发出的非官方宴请和邀请,都被我一一拒绝。由于工作的缘故,我必须做到和这些这些有利益挂钩的公司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确保没有利益冲突。若需要谈事情,都可以到领事馆来进行。

2004年,在我快卸任之际,上海的几家旅行社的老总都相约到领事馆来拜会,并特地邀请我和他们吃一顿饭,当欢送晚宴,却被我拒绝了。他们很感叹地说约了我四年都没约到,还说我太“严谨”,就吃一顿饭都不“赏脸”,他们安排的旅游活动也从不参加。虽然他们这样说,但是也很体谅我的立场。

在驻外使领馆发放签证的工作,是一个”高危“岗位,种种诱惑经常性会出现。在过往的案例中,也看到一些同事因为抵挡不住诱惑犯错误入狱,因此,我在上海工作期间非常谨慎,设定了一个自我要求:若是推不掉的饭局,除了按照规定上报以外,我要为饭局买单,这样就能做到不犯错误又能避嫌。▲2003年,林忆莲为了给中国保姆申请签证特地到领事馆来,她的到来让馆里的同事们都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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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傅琼花:

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学士,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新加坡前驻华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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