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孝忠
谢谢大家出席今天的活动，我也很荣幸可以坐在两位作家的中间。关于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心得，包括我过去10年在中国生活的经验，其中跟写作有关、跟出版有关。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写作，作过学生通讯员，念了中文系，毕业后就加入联合早报，开始做记者。做了4年之后，虽然当时的工作环境很开心，我所在的副刊组挺好玩的，可到了后来我就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因为我喜欢写东西，我想要离开新加坡，到其他地方去尝试一下。我就想到中国，因为中国怎么讲呢，至少是一个中文的中心，我觉得到那边去会有很多不同的机会，可是，作为一个新加坡人，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到中国去写作，你怎么可能和中国的那些写手作家比较。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想这么多，就决定去了。去了之后，我发现中国有很多很多的期刊，那时候有九千多份的期刊。在新加坡写作，可能就是几份报纸、杂志，可是中国有很大的空间。
我记得我第一次写的一篇稿，是美国国家地理中文版的一篇关于上海的稿子，要写一万字，我从来没有写过那么长的一篇文章。同时对于一个新加坡人，到那边就有很多所谓的culture shock，特别是在写作上面。我遇到的很多编辑，知道我是新加坡人都觉得很奇怪，对他们来说很多新加坡人的中文都不太好，说的也不太流利。那时候也有很多新加坡人是被派到北京或者上海去工作的，他们每次看到中国人，都会开始说不好意思我的中文说的不好，或者说我的中文不好我不会写中文。他们都会这样介绍自己，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我带来困扰，因为别人会觉得你们新加坡人都不会写。后来我发现，虽然我们平均水平没有办法和中国人比较，可我们的确有一批人，他们是可以用中文来创作的，而且能提供很不同的视角。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记得10年前，我在中国认识了一些复旦的学生，他们是新加坡派到中国去念中文系的。后来联合早报也做过一个采访，他们发现每一年中文系的第一名都是新加坡学生，那原因是为什么。后来他们去访问那个教授，教授说我们底子没有像中国人那么好，可是我们有双文化的背景，能够接触到很多不同的资料，所以我们的视角很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可能就是作为一个新加坡人在中国写作或者从事出版的一点优势。
陶杰
那么到了上海，上海是个很好玩的地方，我现在还是很怀念在上海写作的日子。11、12年前，那时候生活在上海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租房子也不贵。也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到台湾去，因为台湾也算是一个中文出版业很重要的地方，可是那时候其实到中国是比较容易的。要留在中国很容易申请，因为中国有很多所谓的漏洞。比如说你要申请工作准证，你就可以找一个公司帮你办，就是你说挂名在那个公司下面。包括那时候有很多的一年的签证，所以说那个时候要留在中国很容易。也包括我认识的很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他们来到中国做不同的事情。包括我身边有个朋友，是用英文写作的，他到上海去，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到上海去生活，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不过我们算是比较另类、比较少见的新加坡人，因为大部分的新加坡人到中国去写作从事的行业，不外就是金融、或者管理层一类的工作。
后来慢慢的写了之后，帮其他杂志写稿。你们知道我喜欢旅行，刚好那个时候碰上了一个机会：lonely planet要进军中国市场。他们知道我喜欢旅行，通过一些朋友的介绍，当时就加入了lonely planet。加入lonely planet最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和三联书店合作，三联书店是中国很好的一个出版社。那时候我想学更多东西，我就加入了lonely planet和三联合作。当时也是个很特别的经历，因为很少有新加坡人可以在中国这个体制内的出版社工作的。那时候还挺好玩的，早餐啊午餐啊都是免费的，你可以到楼下的食堂，像当兵一样，拿着一个铁的盘子，去领那些菜啊饭啊，然后过年过节的时候还会送月饼啊送什么的，挺好玩的一个经历。当然整个在三联书店就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特别是对中国出版的情况的有了一些了解，让我学到更多东西。当后来我们换了一个出版社之后，就跟中国地图出版社合作。那时候中国地图出版社是个蛮有趣的一个单位，一进去那个单位的时候，就发现了那个地图。中国的世界地图和我们看过的是完全不一样，它是中国摆在中间的，（众笑），所以和我们平时看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些小小的东西，可以看出中国他有很多他自己的那一套的想法。
薛欣然
当时lonely planet是BBC下面的，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那这两套想法要怎样合并在一起,是那个时候最大的难题，也是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所有的出版物，因为我们有两种书，一种是翻译的，就是他们英文版的；一种是我们自己，包括我们训练中国旅行者写的关于中国的内容的。所以就有两种作品，然后你会发现中国的确是无所不在，就包括我们出的那个南极的书，有很多敏感的内容。比如说福克兰群岛，因为那些战争的关系，英文版的是站在英国的立场的，中国出版社觉得他们是站在阿根廷立场的。包括这个名字也不一样，中国称他为马岛。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包括比较靠近一点的越南，因为海界线的问题也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们要怎样出版这本书，怎样在不修改太多东西的原则上出版？在中国出版，那时候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根据中国的意图来出版的话，那旅行者拿到越南去用的话，这本书就会被越南没收。可是如果我们用越南或者说是国际的认可的原版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在中国出版的。所以最后我们就把所有的“海”拿掉，只有陆地，那就没有问题了，（众笑）。所有很多各种，包括印度啊什么很多各种小细节，这些也让我觉得挺好玩的。
我做了大概七八年吧，然后就觉得我要回家了，因为我去中国太久了，现在的中国和我刚开始的那个中国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身边很多韩国的法国的朋友，都有这个想法，可能到了一定的程度都不想要留在那边，就想要回家了。回家之后，发现就在中国的这10年，改变还蛮大的，如从传统出版到现在的电子出版。很多人开始拥抱电子出版，我就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加入了一个做电子内容的apps。这是完全在这几年发生的，我记得 我念中学的时候，我们写GP就有national society，描述如何没有现金的一个社会。但是在中国的大城市已经实现了，他们基本上有个手机就能。比如说我最近偶尔还要到北京去出差，还没有搭飞机之前就通过微信一号专车定了一辆车，到了那边，坐上那个车，就已经付款了。跟朋友吃饭，你可以用微信支付，甚至是要AA的话，我们可以用微信分钱包，把钱分给不同的人。很多的这些，你会发现中国人特别爱手机，身上最重要就是手机，他们用手机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包括阅读、订机票。我们那时候也做过调查，西方人还没有那么喜欢在手机上做那么大量的现金交易，在中国已经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加入了生产电子内容方向的工作，这个电子内容因为换了不同的载体，其实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完全和我过去做传统媒体的经验不一样的一个经验。
这些差不多就是我要分享的在中国的故事。
—–本文为小韵根据叶孝忠讲座内容整理—–
在世界的另一端书写 FROM WORLDS AWAY
时间：2015年11月1日 2.30pm to 3.30pm
地点：TAH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三位主讲者：陶杰、叶孝忠、薛欣然
主持人: 胡文雁（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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