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新加坡时事评论文集《义点义见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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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薄发,经过近四年的时事评论文章写作,本地学人许振义本月出版文集《义点义见集》,并将于4月19日(星期天)下午两点假新加坡金门会馆(72 Keng Lee Road, Singapore 219248)办新书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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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振义祖籍福建金门,先后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商学院。曾在《联合早报》、政府、企业、商会、大学任职,现为南洋嘉木商务咨询公司创办人、隆道研究院总裁,从事中国与亚洲政治、经济、社会和政策研究。

他从2002年至2010年常驻中国,担任新加坡驻沪商务领事,同时担任多个义务职务,包括上海黄浦区、南京市和连云港市投资顾问等,后来担任中国新加坡商会执行总监、新加坡—浙江经贸理事会理事等。2010年底回国之后,活跃于华社,在福建会馆、金门会馆、南洋学会等多个社团服务。

许振义从2011年8月开始在《联合早报》上写专栏文章,平均每三四周写一篇,加上一些其他渠道发表的文章,到了今年初累积了近六十篇。这些文章主要涉及四个方面:新加坡政治与社会、新加坡华社文化与教育、中国政治与社会、工商管理观察与其他课题。许振义说,现在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也算给这段时间和这些观点留下记忆,若干年后的人们如果看到这些文章,或许可以从这个侧面感受这个时代的脉搏和呼吸。

作者在《义点义见集》中写道:“我坐飞机时喜欢看陆地的夜景,看天,看云。陆地上人类的聚居地闪烁着点点灯光,或明亮或昏暗,或聚集或疏落。每一盏灯或许就在照映着一些人的悲欢离合,每一盏灯的背后就是一个故事。天上的云朵形态各异,变幻无常。更有意思的是,同样一朵云,不同人看出不同东西,我看像虎,你看像犬,他看却像龙。不同的阅历、角度、观点,甚至不同的心情,就可能形成不同的见解和结论。因此把专栏命名为《义点义见》——作者所写不过是个人点评和见解,一己管窥,不值一哂。”

新加坡政论文章占了《义点义见集》的三分之一。作者的这些文章对新加坡政治提出批评和建议。比如《后港补选的反思》相当尖锐地评论重划选区让人们质疑人民行动党此举的正义性,翻新与选票挂钩则是利用全民财政资源的分配来优先照顾执政党选区,作者认为这些竞选策略和手段已经不适合当今的政治生态。文章同时也举出工人党在这次补选中也暴露了不识人、不团结的问题。这些看法并不新鲜,但是,敢于在主流媒体如此撰文而且立场中立公允的,比较少见。

在《后李光耀时代》一文中,他提出,新加坡现今社会的政治和选战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政党内部出现两派甚至三派截然不同的政见且无法调和,最终导致分裂将是毫不意外。这也许是后李光耀时代的行动党面对的最大潜在挑战。同时,他认为,新加坡一直在不断改变,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肯定会继续改变。这些改变,固然与李光耀是否存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整个时代的作用力。

作者也关心移民融合课题,写了几篇有关的文章。《撕裂• 融合》观察到,无论是来自何处的移民、客工、专业人士都被放到显微镜下,一举一动很容易被传到网上鞭挞,有些还是捕风捉影,同样的,一些移民和客工也收录新加坡人的各种不文明行为上网反攻,相互攻讦,以致撕裂。他认为,应该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少一点情绪化,少一点先入为主,少一点炒作。《抽离•认同》则指出,一些新移民的情感和认同往往还萦绕家乡,就像我们祖辈魂牵梦绕着唐山一样,十分正常。反之,如果情感和认同太容易转移才真正可悲可怕。他认为,我们身为老客应该多包容,多支持和理解,也多沟通,新客也应该时刻提醒自己的身份已经转变,在情感上必须慢慢作出抽离和认同,双方都得主动付出努力。

由于作者曾经常驻中国九年,而且目前在做中国政治和政策研究,因此,他的文章也有一部分是讨论中国政治与社会课题。例如2012年他写《展望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国除了政治和经济改革,也需要文化改革,必须调整扭曲的权力观,否则无法解决社会诚信缺失、价值观失迷、道德滑坡等问题。《打虎记》认为中国官场习性积重难返,不是一时可以改过来的,必须下更大的工夫。中国下阶段的反腐不能只停留在运动,而需要持续贯彻到具体的政策执行的细节,包括对党政官员的选拔、任用、评估和监督。《四不贪》认为,除了制度上要形成“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同样重要的是得让官员“不齿贪”,也就是从内心鄙视贪腐行为。只有把清廉内化为价值观,形成普遍通行的社会伦理,那么人们才会有自律。做到“四不”,才能在根本上清除贪腐。无论规章制度或社会伦理,缺一不可。

短评

《义点义见集》得到了不少名家点评。

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前总编辑林任君说:“振义这些年在中国的浸濡让他累积了丰富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有相当充分的了解。这方面的学识和敏锐的观察力,在他的文章中明显反映出来。除了中国课题,本书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是他对新加坡政治的评论。身为土生土长的学人,作者对本国的政治生态和行为、政策的形成与背景、政党之间的博弈,以及客工、移民、社会融合和身份认同等课题,自然有更深刻的体会和更深入的了解,因此他对问题的分析到位,批评也相当尖锐,往往能一针见血。”

凤凰卫视全球新闻总监闾丘露薇说:“香港的官方和民间层面总是喜欢拿新加坡作为竞争和比较的对象,甚至曾经有人作为目标。和我一样,对于新加坡有兴趣的朋友,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可以对新加坡的方方面面有一个快速的了解。”

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创刋总编辑张力奋博士认为,与常态的专栏作家不同,许振义的履历很独特——记者、商会高管、驻华领馆商务领事、分管中国事务的大学官员、智库研究者。经历决定他的视野与态度。他的文字,多在新加坡与中国两地游走。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开放改革的背后,一直有城邦之国新加坡的影子与参照。想了解新加坡,还有新加坡眼里的中国大陆,可借用许振义这双眼晴。

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毛大庆博士认为,许振义以他在中国多年生活、工作的细微观察,媒体、政府、企业多元化的工作背景以及深厚的华文功底为基础,用比较的手法,长年积累,写出了一篇篇见微知著、发人深省的好文。这些文章对于开始二次改革的中国,颇有裨益,也对当代新加坡的政治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改良做了很好的剖析。

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主任郭振羽教授说: “作者曾常驻中国多年,工作经验跨越媒体、商企、学术和民间社团等领域,近年撰写专栏,对中新两国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商贸等等课题发表评论,可说是位全方位的社会评论者。”

序言节选

《义点义见集》有三篇序言。新加坡总理公署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陈振泉写道:“民众和政治观察者经常给行动党政府提意见和建议,振义的许多文章就对政府提出了直接的批评和建议。行动党内部对反馈和建议进行反复研究和辩论之后,有些政策需要进行反思,作出调整,顺应新形势。”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官委议员蔡其生在序言里说:“我在国会里看执政党和反对党议员议事、交锋,对他们的能力、风格、性格、理想都有一些新认识,也对新加坡的政治生态的演变形成一些看法。振义这些文章,论点见仁见智。他在主流媒体上以实名发表这类文章,角度虽尖锐,然而立场中立,立论公允,还是值得一读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隆道研究院主席郑永年的序言比较特别,是一篇长近万言分析中国当前反腐败的文章,他说:“因为是文集,振义涉及到很多主题,并且每一个主题都可以深谈。对这样的集子写序很难。但如果随便写上几句,对读者来说又有过于随便之感。因此,我想,不妨利用这个机会,抓住一点,谈些振义和我自己都关心的课题。我选择讨论的是中国的反腐败运动。”

郑永年总结时说:“从振义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新加坡在一党独大的政治现实下,反对党如何与之竞争并从中崛起;可以看到进入中产时代之后的社会的政治诉求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执政党和反对党在亲民和民粹之间如何挣扎平衡。这些现象在中国其实也在发生,只是程度不同、形式不同、发生的阶段不同而已,本质是一样的。”

《义点义见集》新书发布会

时间:4月19日(星期天)下午两点

地点:新加坡金门会馆(72 Keng Lee Road, Singapore 219248)近地铁站小印度和花拉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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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点义见集》售价S$15。除了书店、及新书发布会之外,可以通过三个途径购买,请点击底部阅读原文访问链接并填写资料,进行预订。三种预订方式:

1. 汇款。收到款项后将邮寄至您的地址:

Bank Name: OCBC

Beneficiary: Koh Chin Yee

Account No.: 503-230641-001

Branch: North Branch

Branch Code: 503

汇款信息中请注明英文姓名。汇款之后,请把汇款截屏连同邮寄地址发至[email protected]

2. 通过支票付款。支票抬头:Koh Chin Yee

邮寄地址:Cederwoods Consultancy, One Raffles Place #54-00 Singapore 048616

支票背面请写上姓名和邮寄地址。

3. 到新加坡眼办公室以现金购买。地址:One Raffles Place #54-00 Singapore 048616。

时间:周一-周五 10: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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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新加坡本地邮购,可免邮费。外国邮购,需付邮费,请先来邮咨询。

附:《义点义见集》篇章节选

第一部分:新加坡政治与社会

《邻里纠纷》:无论执政党做得再好,总有人认为不足,更何况还有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执政党高比例垄断国会的蜜月期已逝如流水。执政党必须学习与持不同政见的人一起共事。

《饮鸩止渴乎》:政治的觉醒,不在于是否敢于投反对票。而在于是否能够在有必要的时候,放弃短视的私利,为社稷的长期利益作出牺牲。

《民粹主义确实恐怖》:如果我们的人民走向民粹主义,别说今天白党执政,哪怕将来蓝党红党橙党星星圈圈党执政,一过了蜜月期,恐怕也都免不了遭受民粹之苦。永无休止的辩论,永无休止的为小利而舍公义。

《另类政绩工程》:对创新过分追求,难免放松了对本职工作的刻苦努力。到了后来,甚至演变为只愿做大事、花俏事、风头事、VIP事,而不愿做小事、老实事、无名事、草民事。

《因“找不到爱情”辞职》:人的贪欲是无穷的。低薪固然激贪,高薪并不养廉。廉政主要靠的是严格执法,大公无私,是把狼打得不敢吃人,而不是靠把狼养饱了不吃人。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政治负有教化人心、塑造国民性格的重任。 21世纪什么最宝贵?不是人才。是人心。

《君子和而不同》:新移民和本地人在生活习惯、文化背景、语言宗教各个方面存在差异是正常的。时而发生小争议也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媒体也不应加以炒作。发生争议时,应该化解,而不是激化分化。

《后港补选的反思》:由于各种因素,新加坡人从政治冷感忽然变得热衷政治,跃跃欲试者大有人在,其中不乏趋利钓誉之徒。这时期的政党更需要能识人、能团结人。

《过犹不及》:批评有助改进。但批评有时也是刁钻的——由于事物总有正反面,其利弊得失必须取舍,如果只抓准了反面进行批评,而忽视其正面作用,这样的批评听了虽很解气但只有娱乐意义。

《宽于待己,严于待人》:当一个指头指向别人的时候,有四个指向了自己;与其埋怨别人不包容,不如反思为什么别人不包容。

《话说全民对话》: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得继续加强与选民的沟通和相互了解。如果只着眼选举而不重视沟通交流,民主政治有可能退化为选举政治。

《浴火蜕变》:新加坡政治生态已进入新纪元的萌芽阶段,反对党今后很难再仅靠扮演反对或监督的角色上位。选民会要求有作为的反对党承担更重大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政治责任。

《对人民行动党的一些期待》:人民协会应该服务所有民选议员和他们所代表的选民;社区翻新的进行应根据实际需要而非政治倾向;选区划分应该相对固定,如需作出任何调整,必须明确告诉选民具体理由;应该让行动党议员在重大课题的表决时脱离党督约束。

《劣币驱逐良币》:公民社会鼓励人们进行辩论。这种辩论应该是坦率的、激烈的、有理有据的、出于公心的。惟有如此,才能为公共事务提供有价值的反思、批评和建议。

《城殇》:有多少人愿意为50年、100年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而做出今天的妥协甚至利益牺牲?为政者该如何在满足选民短期利益的同时,确保兼顾远期战略利益?

《期中考评》:20年前许多人大都为下一代考虑,克勤克俭。现在一些人则重视及时行乐,不打算为将来考虑太多。随着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变化,这样的思维恐怕会越来越多。

《民无信不立》:越有希望赢得大选的反对党言论会更谨慎,更负责任。他们在辩论政策时会三思后行,因为有朝一日他们如果上台执政,就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起政策责任。

《替代政策》:我国若要进入两党制,首要的问题是反对党的整合。反对党不整合,两党制永远没可能出现。

《抽离•认同》:一些新移民的情感和认同往往还萦绕家乡,就像我们祖辈魂牵梦绕着唐山一样,我们不必、也不能对此多有苛求。反过来看,如果他们的情感和认同这么容易转移,那才是真正可悲可怕。

《撕裂•融合》:今所谓之撕裂、融合,乃人类习性,自古已然,不足为奇。不同的是,当今网络科技发达,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有利撕裂,不利融合。

《城市牛皮癣》:我们的城市牛皮癣可不只森林黑店。我们还有其他黑店,还有芽笼的地下赌档、卖春药和黄碟的地摊,还有组屋走廊、楼梯口摆放杂物等等。

《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一直在不断改变,在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肯定会继续改变。这些改变,固然与李光耀是否存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整个时代的作用力。

第二部分:中国政治与社会

《从723事故看中国现状》:当局对舆情不但不疏不导,反而加以扼堵,进而激发舆情加速恶化。不少风骨峥嵘的媒体报以大篇幅留白抗议、双关讽谏甚至直接抗命。

《骆氏针灸》:仅靠表层的制度和文件是无法控制住三公消费的。除了制度和文件之外,恐怕还得在政治上和社会风气上改革努力。

《国情不同》: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往往爱用“国情不同”四字来开脱自己的一些行为和思维,却鲜少从同一角度尝试理解对方的行为和思维。

《展望中共十八大》:没有政治和经济改革,就无法消除特权和垄断,无法避免占有既得利益者贪婪掠夺,无法实现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无法避免在底层者因拼命自保铤而走险。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中新两国政府近年来都面对着来自民众越来越大的议政压力,新加坡这三五年来的政治和政策变化及其背后的深层思维是很值得研究和参考的。

《阿玲护照事件》:如果万事都只按明文条例办,久之则成了怠政的最好借口,多办多错,少办少错,不办不错。反正不必思考更不必费劲,最好是堂而皇之拒绝了事。

《中新文化差异》:与中国人往来,固然要掌握中新文化差异的宏观规律,但切忌先入为主,务必抱着开阔的心态时刻微观观察,因异制宜。

《抱火英雄》:人们对现实失望。平民英雄的出现,对人们的精神是一大振奋和鼓舞。这时,人们不但不会对科普感兴趣,反而产生抗拒甚至反感。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希望,不是真相。

《慈善演出》:劣质表演一再炒作,慈善变成了演出,媒体明知这些新闻的社会意义极其有限,偏偏受制于同行压力而不能不报道,形成了恶性循环。

《打虎记》:反腐是应该打虎,但更应该从制度上确保驯良的家猫只抓老鼠,而不疯长成噬人的猛虎。

《人情与规则》:当规则得给人情过多地让路时,办任何事都有可能参入许多意料不到的因素,导致交易成本上升。 《岁末漫谈养老》:但是人们的观念和习惯一旦形成,要扭转趋势谈何容易?

《四不贪》:除了制度上要形成“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同样重要的是得让官员“不齿贪”,也就是从内心鄙视贪腐行为。

第三部分:新加坡华社文化与传统

《挽狂澜于既倒》:重英轻华的双语教育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我们不能一边在政治上高歌重视华文,一边在政策上肆无忌惮的抛弃华文。

《以德育人》:学生的成绩虽然优异,却少了一份感恩的心,把所有的成就归功于自己。

《只怕有心人》:翻译要做得好,精通双语是基本要求,最好还得掌握双文化。为了译文准确无误,往往还得做大量的调研工作。

《知彼知己》:同样是华人,在不同社会环境中长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不一样。别说新加坡华人了,连台湾人和香港人都不会跟中国大陆人三观一致。

《双语双文化》:未来领袖大学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素养:一、知识面要广,能够跨学科、跨行业、跨领域思考和分析问题,并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二、必须了解日渐复杂的全球化环境,在跨文化交流中如鱼得水。

《贵在坚持》:问我将来在家准备跟孩子讲华语还是英语?我下决心说,既然学校和社会上都用英语了,那么我们在家还是用华语吧。

《再谈双语双文化》:年轻人母语能力差,既有制度因素也有家庭因素。大环境不利于母语的学习和使用,家庭和童年成了保障母语学习的最后堡垒。

《须记来时路》:宗乡会馆有存在的价值和需要,尤其是在培养新生代的责任感、历史感、荣誉感,让他们把诚毅、勤恳、忠信、仁爱、急公好义等传统价值观加以内化。

《封神意义》:在崇祀膜拜这些神佛人物的时候,人们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进行了内化,并通过文学、艺术、民俗和信仰的潜移默化,对社会教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分久必合》:多元总能带来碰撞的火花,彼此互补养料,增添辉煌。但是,碰撞多了,往往也不可逆转地融合为一体。

《不成脏,无以言》:粗话脏话固然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也有限制和约束的必要。不分场合的以脏话粗话替代正常话语,终究只能是一种文化倒退。

《从何处来 往何处去》:由于历史短浅,根基不稳,我们一方面自豪于“新加坡人”这个文化和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有时却对它产生自我困惑和怀疑,尤其在受到外力冲击的时候。

第四部分:工商管理与其他

《新加坡校车管理启示》:保障学童安全,提高校车的安全系数是物质性的,这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还是提高整个社会的公路安全意识,特别是为自己、也他人生命负责的人本意识。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先决条件》:政府和商会能为企业提供的是扶持性的、辅助性的扶持和服务。企业的发展只能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再无捷径。

《入乡随俗》:成功的外企应该懂得在入乡随俗、因地制宜的同时,懂得过犹不及的道理。

《高管的考核和选拔》:选拔管理人员之前,最重要的评判其潜能。升职不是奖励,而是要求升职人负担更大更重要的工作。

《比比看,谁比谁臭》:对网络上不理性的互骂,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冷处理。互骂从网络扩大到传统媒体上,再蔓延回网络继续骂,而且骂得更凶,智者不为也。

《财富与价值》:由于全球化和知识型经济的影响,贫富差异扩大,富者和达者所能享用的社会资源和机会一般不是普通百姓所能企盼。在一定程度上,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弱化了草根阶级的社会流动能力,加强了精英阶级的自我更新加固能力,造成社会流动性不畅。如果社会流动长期不畅,必定影响社会稳定。

《敢说真话》:敢说真话当然比粉饰做作、阿谀奉迎的好,但是得讲究6W1H,不是为敢而敢,为说而说,更要警惕自以为是。

《选择与责任》:该如何选择,决定在我。无论做出什么决定,都有相应的后续。后续的责任也在我。如果不敢选择,那么就象《Y》中的兽医,对生活麻木,抛弃了梦想。

《有容乃大》:遇到个事,自己戴起了价值裁判的高帽,独以自我角度大行口诛笔伐,匿名者尤是如此。若要换位思考,自我克制,退避三舍,得理尚且饶人,反而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从马航事件看信息管理》:面对千千万万自媒体的竞争,在抢播独家新闻和花时间核实新闻真实性之间,除了职业道德,还牵涉到媒体人的分析力、判断力等专业素养问题。

《漫谈跨国经商》:我们常常喜欢学习成功企业。但我总强调,对失败案例的借鉴更为重要。聪明的人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习,睿智的人从别人的失败中学习。

《在李光耀的照耀下成长》:李光耀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市镇崛起为第一世界城市的时代,一个新加坡人塑造共同价值观和国民身份认同的时代,一个新加坡人从贫穷走向富裕的时代,一个新加坡政府从权威政府转化为协商政府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