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一场邂逅
伦敦。 二十世纪初的大英帝国，如日之升，如日之恒，世界各国的精英纷纷汇聚在这个在泰晤士河畔的帝国中心，谈论着一单一单的生意，享用着一杯一杯的美酒，阅读着凝聚了人类文明的书籍， 欣赏着自希腊罗马时代流播的艺术。当然，也有很多人思考着革命和救国。
一位来加勒比海的英国殖民地小岛特立尼达的华裔律师（华侨当时称特立尼达为千里达）Eugene Chen (Eugene Acham), 不满于他在小岛成功的律师生活和事业，也来到了伦敦游历。特立尼达岛面积不过4828平方公里，处于中美洲加勒比海南部，紧邻于委内瑞拉外海，当时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Eugene 1878年出生在特里尼达，也在那里长大成家，他自小接受英文教育，根本不会中文。在伦敦，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海外的华人华侨团体。在一次新年晚会上， Eugene邂逅了两位华人，伍连德 (Wu Lien The) 和刁作谦（Tiao Tso-ch’ien, 或 Philip Tyau ，1880 – 1974)。前者是医生， 后者是在英国学习法律，准备参加律师资格考试。
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字星联，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开创者，也是世界医疗史上公共卫生和防疫事业的先驱。伍连德出生在当时属于大英帝国海峡殖民地之一的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1896年获得女皇奖学金前去伦敦伊曼纽尔医学院（Emmanuel College） 学医，研究传染病和细菌学；1903年回到海峡殖民地行医， 并在槟榔屿成立第一个禁烟（鸦片）协会。1907年， 伍连德应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邀请， 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一职。1910年12月，东北爆发鼠疫，伍连德被清政府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在四个月内便控制了疫情，成为此后全世界防疫事业的典范。此后， 伍连德一直为现代中国的科学和医学事业奋斗不息。 1937年日本攻占上海，伍连德退到香港；1946年回到英属马来亚；1947年他最后一次到中国；1951年，伍连德将其位于北京市东堂子胡同的住宅捐给他一手创办的中华医学会。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西亚逝世，享年82岁。去世前， 他曾经把自己的藏书赠给南洋大学图书馆。
1950年代后，伍连德淡出了中国视线， 直到2003年春萨斯爆发，惶恐中的人们才发现将近百年前的伍连德已经给大家留下了检疫和防疫的经典模式和科学方法。
▲ 图一、伍连德（https://en.wikipedia.org/wiki/Wu_Lien-teh）
▲ 图二、伍连德赠南洋大洋图书馆赠书印
▲ 图三、伍连德赠书封脊
这两本伍连德赠给南洋大学图书馆的藏书， 都是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亚局势的著作，表明了他对祖国的关怀和研究。
和伍连德一样， 刁作谦也曾留学英国。刁作謙出生在广东兴宁县，是民国著名外交家。十岁时候（大约1890），他跟着父亲移居檀香山 （孙中山曾1878-1883也在檀香山学习），中学毕业后便回到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学习。 1901年大学毕业后， 他先在英国北部的一所学院学习拉丁文，第二年考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先后获得文学士和法学士。1907年刁作谦在英国中殿律师学院获得大律师资格；1908年获得剑桥文学硕士学位，并担任中国留欧学生监督秘书；1909年出任中国留学生监督。1910年他回国通过留学生考试，获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后长期在外交部工作。 1933年9月，他被派为署理驻新加坡总领事；1935年10月，他升任正式的总领事（公使待遇），监督、指挥驻马来半岛的各领事馆， 旋召还。1938年日军占领广州，刁作谦移居香港；1941年底年日军占领香港后，刁作谦被日军扣留。1943年，刁作谦以回乡探望八十多岁的老母为由乘机逃脱。抗战后任外交部顾问， 1949年迁居香港，1974年12月1日刁作謙在香港逝世，享年95岁，葬礼由北伐名将张发奎主祭。
▲ 图四、刁作谦（https://en.wikisource.org/wiki/Who%27s_Who_in_China_(3rd_edition)/Tiao_Tso-ch%27ien）
Eugene和伍连德、刁作谦相识的时间， 大约是1907年的新年前后。那一年，伍连德应邀到伦敦參加神学博士文英兰主持的禁鸦片烟会议。
初次见面，Eugene 对两人的经历颇有兴趣，因为三人都有海外生活、成长和教育的背景，而出生在海外的伍连德即将回到大清皇朝效忠， 更令Eugene 震撼。可以囿于礼貌，他寒暄几句就错开了。等他晃过神来，想再去找这两位留学生进一步交流，他们已经消失了。这次短暂的邂逅， 却埋下了Eugene 这位海外华裔和近代中国的不解之缘。
从Eugene 到友仁：陈友仁的诞生
1907年，Eugene已经29岁， 接近孔夫子所说的三十而立的年龄了。他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可以说三十而立。作为家中的的长子，他成功地从小卖铺的孩子转变为本地成功的律师，而且 八年前（1899年）他已经和Alphonsine Agatha Ganteaume (Aisy), 一位美丽的混血姑娘结婚。1908年， 两人有了第一个孩子， 是个男孩。不过，数次伦敦之行后，Eugene 的内心世界已经泛起了波澜，他决定离开特立尼达，全家移居世界的中心：伦敦。
1911年春，32岁的Eugene带着老婆孩子来到了伦敦， 住在贝克街（Baker Street）背后的十层楼克莱伦斯门大厦（Clarence Gate Mansions ）的一个套间里。 顺便插一句，贝克街221号B (221B Baker Street) 可是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居住的地方噢， 他们或许和Eugene 一家很熟（这当然是一本正经的笑话）。不久， Eugene一家又移居到克里夫顿山11号（11 Clifton Hill）, 签下了99年的租期。安定之后，Eugene 便进入伦敦大学学习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
正在此时，辛亥革命爆发了。当时还在美国丹佛一家中餐馆打工的孙中山在报纸上看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 便离开美国到欧洲， 准备说服列强支持中国革命。 在伦敦，Eugene 参加了孙中山的一个演讲会。孙中山鼓励在伦敦的华人回到中国去， 为新的共和中国服务。Eugene 即刻认识到，中国可以为他提供一个比特立尼达广阔得多的舞台，他决定到中国去。
以后很多人误以为Eugene 回中国是配合孙中山的行动。这个说法并不确切。Eugene 确实受到了孙中山的感召和激励； 但到中国去， 更是他内心深处的召唤和渴望，一切并非革命的安排， 而是Eugene 本人的决定。毕竟， 他和孙中山不过是初次会面，并没有深谈， 遑论深交。
1912年一月，Eugene 买了一张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票，告别了哭哭啼啼的妻子和三个小孩，从伦敦利物浦街的火车站出发，奔向北京。他从来没有到过北京，不懂中文，在中国也没有亲戚（他的父亲是太平军战士， 失败后带着一条假腿逃到加勒比海地区谋生），也没有朋友，一切就像一条小船漫无目的地驶向迷雾茫茫的大海…… 如果不是在火车上碰到了伍连德的话！
火车在柏林车站停留了很久， Eugene 在站台上忽然发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华人：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一顶当时最为流行的巴拿马帽，西装革履。那人也对Eugene 点头示意。两人顿时回想到伦敦的邂逅，而后在旅途中逐渐深入交谈。听到Eugene 此次旅途的目的，伍连德颇为赞赏。在横贯西伯利亚的旅途中，两位青年倾盖如故，成为一生的知己。伍连德体贴地提醒不懂中国传统的Eugene：你到中国需要一个中文名字， 不如就叫友仁吧。于是，一个叫做 Eugene Chen 的海外华裔便成为此后名震世界的陈友仁了。
伍连德和陈友仁， 两位出生自海外的华裔青年，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他们志同道合，是基于对祖国最朴素的热爱，并对近代中国做出了他人不可比拟时间无法泯灭的贡献。他们的选择和道路，象征着海外华人对于近代中国生死相依、不离不弃的情感， 虽九死而无悔。
革命外交家
到了北京， 伍连德和陈友仁住进了六国饭店（北京饭店）， 伍连德便把自己的朋友、上司、同事统统介绍给了陈友仁。经伍连德的介绍， 陈友仁认识了交通部长兼代理财政部长施肇基 （Alfred Shi，1877-1958）, 后者是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硕士，他的太太Alice 是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的侄女；Alice的表妹以后嫁给了著名外交家顾维钧。陈友仁的第一份工作便是施肇基的英文秘书。不久，他也为刁作谦主编的英文报纸《北京日报》（Peking Daily News）写稿， 在媒体界声誉日隆。
1917年5月，陈友仁因为批评段祺瑞而被捕入狱。一星期后，他经过友人营救出狱， 随即经天津乘船到了上海， 和孙中山会面。此后陈友仁一直追随孙中山， 从上海到广州，从广州到北京， 直到孙中山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在广州时期， 他是孙中山最亲密最可信任的的战友和同志之一；孙中山逝世后，他也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
1926年10月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广州国民政府辗转搬到了武汉。在1927年夏宁汉合流之前，陈友仁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由于他精通西方法律以及坚定不移的反帝立场，他被美名其曰为革命外交家。他最辉煌的事迹便是主持收回了汉口和九江英租界，成为近代中国洗刷国耻的标志性事件。武汉政府也因此赢得了代称——“陈友仁时代”。
1927年8月，蒋介石和汪精卫达成妥协后， 作为左派的陈友仁和宋庆龄一起从上海秘密乘船去苏联， 并在苏联发表了批评蒋汪的宣言。 当时的报纸传言两人私奔，以后又衍生出两人情人关系的流言蜚语。
陈友仁在广州时代就和后来的革命领袖蒋介石、毛泽东和周恩来熟识。后三位都从他身上看到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对革命的忠贞以及外交家的学识、素养和风度。陈友仁的小儿子1938年到延安的时候，适逢江青也住在同一个招待所，便为这位上海来的影星拍下了珍贵的一瞬间。
▲ 图五、江青（右）初到延安 （Yuan-Tsung Chen, 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London: Union Square Press, 2008, 318.）
革命时代的爱情和婚姻：张荔英 （Georgette Chang）
1926年5月， 陈友仁的第一任夫人Aisy病逝。自从陈友仁1912年离开伦敦到中国后， 两人聚少散多。Aisy 一人拉扯孩子长大殊为不易， 陈友仁至为感激。 1928年， 陈友仁离开莫斯科， 自我流放在巴黎。读者或许疑惑， 为什么陈友仁不回到他熟悉的伦敦呢？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陈友仁在和英国谈判收回汉口、九江租界的时候， 得罪了大英帝国。1930年春， 陈友仁和张荔英（1906-1993）在巴黎结婚。
张荔英是民国元老张静江（1877-1950）和夫人姚蕙的四女儿。 张姚有五个女儿，个个才貌双全，号称“五朵金花”。第五个女儿张菁英（Helen，1910年—2005年) 和新加坡也关系密切。她是服装设计师，嫁给了抗战期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总队长、以后是中研院第一批院士的林可胜 (Robert Kho-Seng Lim，1897-1969)。林可胜的父亲是海峡殖民地出生的教育家和学者林文庆，曾担任厦门大学校长，是陈嘉庚的密友； 母亲黄端琼是著名同盟会员黄乃裳之女；姨父则是伍连德。
张静江的四女儿张荔英 （Georgette Chang）出生在巴黎 （也有说在中国出生）， 成长在国外。在完成高中教育后，张荔英于1926年进入美国纽约的艺术学生联盟正式学习艺术，继而赴巴黎的克拉洛西美术专科学校与比娄学院接受私人美术训练。她潜心美术，颇有天赋。
1930年春，张荔英与陈友仁在巴黎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据说宋庆龄也以大媒身份赶到巴黎参加婚礼，当地很多报纸都作了报道。当时张荔英不过24岁， 而陈友仁55岁， 仅比张荔英父亲小一岁。这对老夫少妻是所谓真正的白发红颜，一树梨花压海棠；可是，年龄的差异反而使得他们的感情非常好。婚姻甚至成为她艺术上成熟和突破的原动力。这年秋天，张荔英的作品入选了巴黎的Salon d’ Automne 画展。加上她华裔女性的身份和显赫的身世，张荔英成为艺坛的新星。在画展中， 张荔英认识了作品同样入选画展的刘抗。刘抗小时候在马来亚呆过， 在上海美术学院学习油画， 而后到巴黎留学，以后辗转到了新加坡， 成为南洋画派的开创者之一， 被认为是新加坡的艺术大师。两人今后在新加坡还有将近四十年的交往。
▲ 图六、张荔英（Yuan-Tsung Chen, 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London: Union Square Press, 2008, 318.）
关于陈友仁和张荔英的结交和婚姻， 目前仍是一团迷雾。张静江是孙中山的老朋友和早期革命活动的忠实赞助者，被孙中山称为“革命圣人”，而蒋介石称其为“革命导师”。张和陈友仁大概在广州时代认识。 张荔英和陈友仁结识， 恐怕还是因为父亲的关系。在广州， 由于和孙中山的关系，陈友仁和张静江经常走动。张静江不仅爱好古董 （二十世纪著名收藏家和古董商卢芹斋Loo Ching Tsai最早是张的厨师和贴身随从），而且酷爱美食。 有一次， 陈友仁在广州的家里宴请张静江。为了让张静江满意， 陈友仁根据记忆，描述了家乡特立尼达的几道风味菜， 请厨师照猫画虎。结果厨师不辱使命，让张静江赞不绝口。在陈友仁的广州住宅中， 当时悬挂着一幅巴黎风景的水彩画，作者是张静江的四女儿张荔英。这幅画是张荔英给陈友仁的礼物。他俩究竟如何相识无法考证。大概是1920年代某次在张荔英回国探亲的时候， 认识了陈友仁。
▲ 图七、张静江和姚蕙夫妇 (https://kknews.cc/history/9632×88.html)
▲ 图八、卢芹斋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620/12578943_0.shtml）
1928年， 陈友仁离开莫斯科抵达巴黎。他选择了巴黎， 是否因为张荔英也在这个城市？无从而知。可以想象的是，两人之间的交往渐多渐深， 终于不顾张静江的反对，在巴黎缔结连理。
画家Georgette Chen
在巴黎期间，两人相亲相爱，是革命时代中的陈友仁难得的宁静和幸福时光。这期间，张荔英给陈友仁画了不少肖像。婚后按照传统，她所有的画作署名都是 “Chen” (陈张荔英）。
▲ 图九、陈友仁肖像， 张荔英作（https://www.esplanade.com/tributesg/visual-arts/georgette-chen-liying）
下面一幅自画像应该也是两人婚后不久的作品。 张荔英的特立独行， 或许可以从她的侧视和白眼中得以管窥，而艺术家的才华和气质则是一望可知。这幅肖像，象征了两人的婚后的生活，弥足珍贵。
▲ 图十、张荔英自画像（http://wemedia.ifeng.com/7679038/wemedia.shtml）
▲ 图十一、张荔英陈友仁夫妇合照。 来源：（https://kknews.cc/history/zko2rk3.html）
1931年1月1号， 陈友仁张荔英夫妇在法国邮船上碰到了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1903年2月8日 – 1990年12月6日）。后者是后来的马来亚联邦和马来西亚第一任总理， 被认为是马来西亚之父）。东姑阿杜拉曼对他们夫妻印象深刻，称赞陈友仁 “善于雄辩。我不仅全神贯注地听，而且感受到他话里传达的激情。他的一席谈促使我投身政治斗争……陈友仁在我的思想里点燃的火花，到今天依然闪烁光芒。”（根据陈友仁小儿媳陈元珍采访陈友仁儿子陈丕士和2000年1月采访新加坡李成义先生谈话。见《陈元珍，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 香港三联书店，2009年， 第3页。 ）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联合国民党左派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陈友仁担任外交部长。福建事变失败后， 陈友仁遭到蒋介石通缉，再度流亡巴黎。
中西来回之后，陈友仁和张荔英选择了广东和香港交界处的一个小镇居住。日本人入侵后，他们移到了香港。1941年底日本人占领香港后，认出了藏在半岛酒店的陈友仁和张荔英，把他们送到上海软禁起来，期望他们加入汪精卫的伪民国政府，陈友仁断然拒绝。1944年5月， 陈友仁牙痛， 日本军队派牙医给他拔牙。令人不解的是，陈友仁居然因为拔牙而死亡，时人纷纷表示他是被日本人暗害。1949年后，陈友仁的遗骸被移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选择新加坡
抗战胜利后， 张荔英获得自由。
▲ 图十二、张荔英《自画像》1946年
此幅自画像做于1946年，也即陈友仁逝世后和张荔英被释放后， 未亡人依然署名“Chen”。肖像中女性， 依然侧脸而视，依然带着一丝冷峻的白眼，仿佛看穿了人世的一切。
1946年到1949年， 张荔英在国内和世界各地如纽约、新加坡漂泊展览。1954年，应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林学大之邀，张荔英任教于该校长达27年， 为新加坡的艺术贡献了余生。 在新加坡，张荔英又见到了东姑曼阿都拉， 并给他绘作了肖像； 她和刘抗也在新加坡重逢，共同为新加坡的艺术做出了贡献。张荔英应该和她先生的老友伍连德见过面。
1993年， 张荔英在新加坡逝世。
无论在陈友仁，还是伍连德， 抑或刁作谦，以及年轻的张荔英，还是她的妹夫林可胜，他们都是海外华侨，有着侨居和留学的经验和身份，他们在人生、教育、革命、外交、医学、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和近代中国的创建休戚相关。他们有时被祖国记忆，有时被南洋荣耀，或者他们的被遗忘，被埋没，虽然是时间流逝的必然，难道不也是革命和建国的操弄吗？
作者杨斌 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对本地历史颇有研究，刚刚出版《上座传经事已微—饶宗颐新加坡大学执教考》一书。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限量版300本。点击这里可以购买作者签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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