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尤其是中共三中和四中全会通过两个重要改革决议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三中全会的核心概念，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四中全会的核心概念，就是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制度改革。尽管三中和四中全会决议，没有过多关于政治建设和政治改革方面的讨论，但一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法治建设更具实质性。
法治是任何国家最基本的国家制度。现在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还有30多年的时间，如果能够顺利实现三中和四中全会所设计的改革和发展顶层设计，主要是在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同时，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也到位，到本世纪中叶，就可以实现民主富强的“中国梦”。这也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对未来中国的期待。
2013年在印度尼西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期间，习近平发表一个题为《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的主旨演讲，提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2014年，习近平在俄罗斯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又再次强调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的确，如果出现颠覆性错误，少则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多则已有的改革成果会付之东流。因此，“在哪些领域存在犯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就成为关键。人们必须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具有充足的知识准备;否则不但无法主动去避免颠覆性错误，而且任何颠覆性错误一旦发生，便会束手无策，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执政党自身的错误
首先的问题是如何定义颠覆性错误。尽管造成和引起颠覆性错误的因素有很多，但这里主要指的是那些由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所造成的错误。在中国目前的总体政治环境中，颠覆性错误至少可以包括如下几类。
第一，改革和发展出现方向性错误。中国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主要归功于执政党的有效政策，但这些政策还没有能够转化为制度。在制度化高的社会，政策不容易发生方向性错误。制度约束着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行为，各种制度之间构成互相制衡的局面。
当然，制度化高的社会，政策制订的有效性也经常成为问题，因为制度之间的互相制约性过高，往往难以高效决策。在中国，各方面的制度性程度仍然较低，政策占据改革和发展过程的制高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决策的效率很高，甚至非常高，但因为缺少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容易发生政策的方向性错误。
并且，一旦发生方向性错误，不是很容易马上得到纠正，改革和发展因此有可能误入歧途，最终走向一个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
第二，改革和发展停滞不前。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因素制约着改革和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容易改革的已经做了，剩下的改革举步维艰;同时，利益集团已经成长起来，阻止和反对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类似的局面在很多亚洲国家就是常态。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例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就是因为长期缺失改革和发展的结果。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了初期的快速发展后，数十年没有实质性变化。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等收入国家，一些已经进入高收入的社会，也面临类似的发展瓶颈。例如，日本在上世纪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尽管政府也不时试图改革，但始终没有实质性的发展。台湾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民主化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也呈现停滞不前的局面。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这些年中国社会热烈讨论的话题，反映了人们对改革和发展停滞不前的担忧。
第三，改革和发展出现倒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取得了巨大的建设和发展成就，但也面临很多问题。为数不少的人开始把这些问题，视为是邓小平以来中国改革方向出了错误的产物，即认为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这一方向是错误的。如果是方向性错误的产物，就要改变方向。如果这种改变方向的努力成功了，改革和发展势必倒退。“倒退”还有“不进则退”的意味，就是前面所讨论的停滞不前的局面。
当然，如果出现重大危机(无论是由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引起)，也会导致倒退。例如中国bajiu年发生tianANMEN事件，又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了印尼苏哈多政府的倒台，印尼出现大规模的动乱，使得过去数十年的建设成就一夜之间付诸东流。
第四，出现动乱甚至革命性运动。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各类的“颜色革命”不断发生就是很好的说明。任何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必然面临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风险。旧的制度解体了，新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旧的规范解体了，新的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
这些都会导致人们的深度不安，形成一种集体行为，往往最后演变成社会运动和革命。此外，一些转型社会因为政府政策不当，往往出现深度的收入差异、社会分化，从而造成革命。在那些具有多民族的国家，这种风险更是巨大，结果是国家分裂。
第五，由国家不当的外交政策所引起的外部国际环境突然恶化，导致上述诸种内部局面的出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国家外交政策的不当导致其外交环境的恶化，而外部外交环境的恶化又反过来影响内部政治社会的稳定。
作为大国，今天中国的内部政策和外交很难分离开来，任何内部政策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外部国际环境。如果这种影响对其他国家是负面的，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应和反弹。如果这些反弹是针对中国内部的，便会对中国内部局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外部环境的恶化也会促使国内不同社会力量的分化，一些社会力量表现为针对外国的民族主义，也会有社会力量针对国内政府。
宏观层面才是导火线
这些类别的颠覆性错误，大多发生在宏观层面。在中国那么大的国家进行改革，犯一些小错误不可避免。在一些局部层面，即使发生了一些小错误，也很难触发整个体系的危机。只有在宏观层面出现了问题，才可以触发颠覆性错误。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近来所发生的变化，如下十个内部领域有可能犯颠覆性错误，包括：
一、意识形态的回归
二、党权和政府权力的严重失衡
三、党内民主制度得不到确立，不同利益难以调和
四、反腐败始终处于运动过程中，有效制度得不到确立
五、改革方案不能有效实施或者流产
六、整体官僚体制的不作为甚至消极抵制
七、寡头经济转型成为寡头政治
八、社会改革失败，社会暴力化并陷于无政府状态
九、少数人垄断发展成果，社会高度分化，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
十、社会大动乱或者发生“廉价革命”
这些领域主要关乎执政党及其政府，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讨论。
第一，执政党的建设。中共是执政党，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设计者和执行者。执政党本身的建设决定了其是否有能力来设计和推动改革。在这个层面，应当关切的是意识形态和组织，因为意识形态和组织历来就是中共的两根主柱。这两个主柱，无论哪一个出现问题，执政党这座“大厦”就会变得摇摇欲坠。再者，反腐败也是执政党建设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改革必须通过政策来实现，因此必须关切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改革和发展政策，能否顺利有效执行下去。在政策执行方面，官僚体系的作为成为关键。如果官僚体系在政策执行方面“不作为”，甚至通过各种方式抵制，同样会演变成颠覆性错误。
第三，改革的好处能否惠及整个社会。这里涉及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关切的是中国会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抗议潮甚至革命运动。历史上，大规模的社会抗议和革命，在很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造成了颠覆性的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中国仍然面临这种可能性。
正因为存在着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人们必须对那些可能的颠覆性错误有足够的认识，才能预先防范。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具有犯颠覆性错误可能性的领域，也正是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这表明这些领域也是中国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领域。实际上，这些领域也是中国的制度建设能够取得重大突破口的领域。
（文章首发于2015年2月24日《联合早报》，感谢郑永年教授授权新加坡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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