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四代人，代代有中国情缘

由

新加坡眼

2025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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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在他回忆录里写，“除了英国，其他任何国家对新加坡政治发展的影响都不及中国来得大”。

别说新加坡这个国度，就连我这个普通的家族，短短四代人，每一代人都跟中国有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情感。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再过两天是新加坡、中国建交35周年，谨以此文，祝中国国泰民安，祝两国友谊历久弥新，两国交流合作深化巩固！

（中新建交35周年图片展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二楼举行，将持续至10月11日。欢迎光临。图源：新华社）

回首百年

我祖上家贫，世居福建金门。现在，经常听到有“台湾金门”的说法，以讹传讹。我总是不厌其烦地更正——只有福建金门，从来不存在“台湾金门”。即便是台北当局，也把金门县和连江县（马祖列岛）归属福建省，而非台湾省。

金门孤悬海外，本来就是作为拱卫福建的海防要塞使用，土地贫瘠，并不宜居。到了明清，甚至多年陷入倭患和兵患，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就是从金门的料罗湾率水师出击。后来康熙收复台澎金厦，在金门也有过至少两次大战，哀鸿遍野。

所以，出海谋生，下南洋，成了很多金门人唯一的生存之道。

（三藩之乱时，清荷联军与明郑军队交战于金门西北乌沙头。图源：网络）

1900年，光绪当了26年的皇帝。这一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在遥远的黑龙江，则发生了江东六十四屯屠杀。

就在同一年，一个叫许嘉永的男婴，诞生在福建金门的后浦。金门的村落绝大多数是一村一姓，一姓一村。有句话叫“姓许徛后浦”，就是说后浦是许姓的聚居地。

在那个时候，金门还不是县，而是与厦门一样，归属福建同安县。清朝灭亡之后，1912年，政府把厦门、金门从同安独立出来，建立“思明县”。“思明”二字颇有来历，出自郑成功，就是“思念明朝”之意。这时的许嘉永才十一二岁，但就经历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二个政权。

下南洋

金门土地贫瘠，而且缺水，风沙大，不适合耕作。与许多金门人一样，许嘉永自幼家贫，没有念过书，到了十多岁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与其在家饿死，不如冒险下南洋谋生。当时他20多岁。

幸亏熬过了海上险恶，许嘉永安全抵达新加坡。当时李光耀还没上小学，在家跟父母讲英语，跟外公、外婆讲峇峇马来语，跟其他小朋友则讲参杂着闽南语词汇的马来语。新加坡与槟城、马六甲一起，归属“海峡殖民地”，在英国人治下刚好满一个世纪。这是许嘉永经历的第三个政权。

（四岁的李光耀。图源：李光耀回忆录）

虽然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但是华人与中国关系极其密切。新加坡是清政府外派领事的首个城市；北洋水师曾两度正式访问新加坡。早在1906年，孙中山的同盟会就在新加坡设立南洋支部。自1911年，华人就占新加坡人口的四分之三，至今如是。

绝大多数是文盲和穷人

那个年代，南下谋生的绝大多数都是穷人、文盲。李光耀1978年就跟邓小平说过，“我们新加坡华人是中国广东和福建等地南方人的后裔，祖先都是目不识丁、没有土地的农民；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开枝散叶，没什么事是新加坡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

跟大多数南下华人一样，许嘉永到了新加坡之后，只能当苦工，凭着金门人靠海吃海的本能，开了个手工作坊，以制造舢板为生，勉强还能维持生计。

不久后，1927年，妻子欧玉治也南下。欧玉治是金门欧厝人，欧阳姓、欧姓、区姓源于一姓，在金门聚居于欧厝。

（1948年欧玉治的侨民登记证。图源：许振义）

欧玉治南下之后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局势大乱。翌年，1932年，长子许乃火出世。这一年，欧玉治27岁。在那个年代，27岁才产子，算是晚育了。又过了四年，1936年，次子许乃顺出世。

许乃顺就是我父亲。我们家本来按“克、公、允、侯、嘉、乃、丕、绩”等字辈排列，不知为何，到了我这一辈，祖父决定不用“丕”而改用“振”。不过，到了我孩子这一代，我们又改回了“绩”。不为别的，只为孩子将来知道自己的根在福建金门。

父亲未满周岁，1937年7月7日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寇全面侵华。很快的，四个月后，10月26日，老家金门就沦陷了。一直到1945年10月3日，金门才光复。很巧，10月3日后来是新加坡、中国建交的日子。

1939年，日寇封锁了中国沿海，中国只好开辟滇缅公路，从印度、东南亚经云南输入医药、弹药、武器等战略物资。在陈嘉庚领导下，3200多名南侨机工从新加坡出发，投入滇缅公路运作，对中国抗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南侨机工当中有90多位是印度人、马来人等，同样为中国反法西斯做了重要的贡献。

陈嘉庚对新加坡贡献很大，尤其在教育和社会方面。我的母校——华侨中学就是陈嘉庚于1919年创办的，而我服务的社团——福建会馆和怡和轩则是陈嘉庚进行了改革，影响华社至今。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也对新加坡社会贡献巨大，他后来成为新加坡大学的首任名誉校长。新加坡大学是我母校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前身。

国破家亡

全面侵华之后，战局胶着，日本未能在“三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同时还面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制裁和石油、钢铁的禁运。为了给庞大的战争机器“输血”，日本悍然南下侵略东南亚，掠夺战略橡胶、石油、锡矿等天然物资，奴役东南亚人民。

1942年2月15日，大年初一，新加坡沦陷，日寇改名为“昭南岛”。这是祖父经历的第四个政权，当时他42岁，祖母37岁，父亲6岁，母亲王锦绣才1岁。还好他们在三年半惨绝人寰的日本占领时期都活了下来，才有了我。

不过，许多人没有这么幸运。国既破，家亦亡。尤其为了报复华人支持中国抗战，日军在新加坡展开“大检证”，屠杀了数万华人。多少人惨死枪下，多少家庭妻离子散！

新加坡沦陷两年后，1944年6月29日，祖籍南安的林谋盛积极参加地下抗日活动，在马来亚怡保被日军杀害。后来国民政府追封为陆军少将，安葬于麦里芝蓄水池畔。至今，新加坡人谈起抗日英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谋盛烈士。

1945年8月15日，吃了两颗原子弹的大日本帝国无条件投降。英国人又回到新加坡了。这是祖父经历的第五个政权。

（图源：网络）

我们的国父是孙中山

不过，当时在新加坡的华人除了少数取得英国国籍的，绝大多数仍是中国侨民，对故土中国的情感无法割舍，包括我祖母，一心向往回“唐山”探亲，也就是中国。一直到我念小学的70年代，新加坡都独立十年了，华文老师在上课时，还说“我们的国父是孙中山”。

光复后的新加坡，百废待兴。民不聊生，教育简直是奢望。父亲念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母亲连小学都没上过，终其一生，除了数字，唯一能写的字就是“王”。

从中国到新加坡：一个底层女工一生的故事

父亲刚踏入少年时期，就发生大事。1949年10月1日，父亲13岁。这天，陈嘉庚踏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翌年，他定居中国。七年后，陈嘉庚放弃英国国籍。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逝世，政府以国葬规格举行公祭仪式。在陈嘉庚之后的新加坡华社领袖，全都在新加坡落地生根。陈嘉庚落叶归根是个分水岭，也是个标志，代表着新加坡华族从华侨到华人的转变。

1949年10月1日之后，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阻断了与中国的来往。许多华校生本来在高中之后可以到中国升学，但现在此路不通。1955年，在陈嘉庚之后继任福建会馆主席的陈六使带头创办了南洋大学，成为世界范围内唯一在大中华地区以外的华文大学。南洋大学1980年停办，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

（今年是南洋大学70周年纪念，也是福建会馆185周年纪念）

1959年，新加坡从英国取得全面自治权。那一年，副总理杜进才带头设计新加坡邦旗。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华人受了五星红旗的影响，要加上星星，马来人要新月；设计必须尊重各民族的感受，“结果我们就选定新月加五颗白色星星”。

这面邦旗，后来成了新加坡的国旗。

1963年9月16日，新马合并，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这是祖父经历的第六个政权。短短两年后，新马分家，新加坡独立，共和国政府成立。这是祖父经历的第七个政权。

翌年，1966年，祖父病逝，终年66岁。66岁，却经历了七个政权，平均十年不到就一个。从他过世至今，快60年了，而新加坡共和国还是新加坡共和国，历经了那种风起云涌的历史时代的祖父，大概是想都不敢想的。

华校教育

我孩童的年代，新加坡还有华校和英校。所谓华校，就是华文第一语文、英文第二语文，其他科目一律用华文教学，英校则相反。李光耀、柯玉芝夫妇是英校生，但他们的三个子女——李显龙、李玮玲、李显扬，则全是华校生。

我上小学之前，母亲决定让我上华校。按她的说法，上英校，读“番书”，小孩子越读越“番”，不懂中华价值观，所以必须上华校。

我小学是传统华校，本是女校，后来虽然也招男生，但校名没有改，仍然叫“崇本女校”。母校早已停办，校址现在改为艺术中心。

那个年代上华校，华文和中国的氛围很浓。课外书都是看中文书，我小学就爱看历史故事、成语故事。而且，到了儿童节，老师还会带大家到附近的黄金戏院看中国电影。我记得很清楚，其中一个就是《小铃铛》。

我在黄金戏院还看过不少中国电影，包括《祝福》《神笔马良》《甲午风云》《少林寺》《西安事变》《开国大典》《周恩来》《霸王别姬》等等。那个年代，看电影是件大事，父亲带我们兄妹看电影之前，还要求我们必须先洗澡，干干净净才能去看电影。

1981年，我考进了华中。同年九月，新加坡与中国互设贸易代表处。实际上，这是在建交之前的非正式外交机制。

正是因为小学的华文氛围浓，到了华中念中学时，我就负责中一的班级壁报，喜欢在壁报上写三国故事。最好笑的是历史课，老师批评说，振义的历史测验成绩就像股市，高高低低，考中国历史就高分，考西方历史就不及格。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一看到巴比伦、十字军东征这些，就懒得看，更懒得背；读到中国历史，就兴致勃勃。

华中对我影响很大，其中一个就是双语教育。我小学念华校，学的是英文第二语文。但是，上华中之后，由于华中是特选学校，华文、英文都是以第一语文水平教授。

（9月30日，智慧文创出版英文版《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

1988年，李光耀问自己，“一百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

2023年，为了纪念李光耀百岁冥诞，出版华文书《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收录李光耀推行的多项政策，对新加坡影响很大，其中一个就是“双语教育”。

就是因为华中给我中、英文第一语文的双语教育，才让我后来在职场上能够从容游走于中文、英文两个世界，也让我对自己中华文化的根有比较深层的认识和认同。

前两天，英文版《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也出版了，可在友谊书斋、大众书局、草根书室、友联书局、Kinokuniya和卓尔书店购买。

（中新建交35周年照片展，有关于新航开通北京航线以及招收中国籍空姐的历史照片，欢迎参观。图源：新华社）

第一次实地感受中华文化

1985年，我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当时我们学校乐队代表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参加比赛。同年1985年5月15日，新航开通上海、北京航线，拉开了与中国内地通航的序幕。当时我就想，要是年底这场比赛是在中国，该有多好！

到了高中时期，很羡慕那些拿政府奖学金到台湾念中文系的学长学姐。到今天，新加坡政府奖学金也可以到北大清华等大陆著名高校留学，而且门类不仅中文系。可见两国关系发展之全面和高速。

1988年，我第一次实地感受中华文化。那一年，我到了台北。所见、所闻，完全就是我对中华文化的期待和仰慕。尤其喜欢台北的书店，当然，卤肉饭、焢肉饭、鹅肉、烧肉粽等等，都是回味无穷的美食。

一向附庸风雅。到了台湾看到好多刻印章的小店，来来回回走了几遍，实在忍受不了诱惑，忍痛掏钱刻了个牛角质地的姓名章。回到新加坡之后，满怀欣喜地把家里所有的书，在扉页上都把它盖上了。前几年，我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又看到了刻章的店。这次不再犹豫，给女儿刻了个章。我心想，希望孩子长大之后也能有一些中华文化气质。

当时入境台湾还有个规定，就是不能携带有任何带着“中国”的东西。所以，连带有“中国制造”四字的小锁头也不能用。当然，后来就没有这种要求了。

中国的崛起就在眼前

两年半服役之后，1990年进了大学，自然而然选了中文系。那一年10月3日，新加坡、中国正式建交。

到了1993年，中文系出现两件事，都跟中国有关系。一个是引入了好几个年轻的中国大陆老师，包括张敏、张洪明等，教学方式让我们耳目一新，至今令我受益匪浅。

（林徐典荣休。图源：中文系第13届毕业特刊）

另一个是林徐典教授卸下系主任一职。林教授的学术成就在此不赘述，他在荣休仪式上的一番话，我记忆犹新，大意是说，中文系的同学们不必担心前途如何，因为中国的崛起就在眼前，中文系毕业生恰逢其盛，今后大有可为。

毕业之后，我当了几年消防官，后来，回到国大念MBA。恰恰是这个MBA，让我人生发生了变化。

在念MBA之前，我总是觉得，文人就应该清高，温饱就行，挣钱做生意这种事，文人不屑也不必碰。但，读了MBA，我才开始发现，原来经商也有其中的学问和修养。更重要的还有两个事。一个是我选修了不少跟中国有关的课，如“中国商务”“中国与WTO”，开始对现代中国商务感兴趣；另一个是我接触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对中国人的学养、见识、经历，刮目相看。从此对中国的兴趣更浓厚了，一心想到中国去发展。

在上海当外交官

所以，过了不久，当新加坡贸易发展局招人的时候，我毅然“投笔从戎”。很快的，在我面前掉下了两个天大的好机会。

首先，我在总部担任华南与港澳处长，后来，也开始负责山东、四川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让我直接接触中国官员、中国企业，学到了不少，也交到不少好朋友，尤其在山东省外经贸厅。

然后，第二个天大的机会来了。驻上海商务领事职位要轮换，局里本来物色好了人选。偏偏这位老兄是“红毛派”，不喜欢中国，不愿去。局里只好重新物色。结果这个美差就落到了我头上。

2002年初，我外派上海，担任商务领事。在这个任上，我负责协助新加坡企业在长三角地区投资。那几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有目共睹。物价也突飞猛进，我刚到上海时，请客吃饭只要不点鱼翅鲍鱼这类名贵菜，基本可以不必看价格，随便点。2013年，我在北京大董请客时，一看菜单吓了一跳，除了一个凉菜，其他价格都是三位数；即便是凉菜，也只是其中一道是两位数，其他都是三位数。

（在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做简报）

两年后，2004年我下海。跟两年前同事抗拒去上海完全相反，我辞职的消息一传出，马上有好几位年轻同事毛遂自荐。尽管前后只差这么两年，中国已成了香饽饽，人人抢着要。

从担任驻上海商务领事开始，我的每个工作岗位都跟中国有关。2004年到一家上市公司的泰兴公司担任总经理；2007年到北京，担任中国新加坡商会的首任全职总监，后来担任美国跨国公司的北京大区经理；2011年担任通商中国首任总经理；2012年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事务处主任。2015年担任隆道研究院总裁等等。目前在《新加坡眼》，也是跟中国读者打交道的多。

（9月25日，参与“中新媒体人座谈会”。图源：新华社）

我家四代人，祖父母先是清朝子民，然后是民国百姓，然后是民国侨民，然后是日本占领时期的牛马，然后是马来西亚公民，最后成了新加坡公民；第二代，父亲母亲也经历了侨民、沦陷牛马、马来西亚公民、新加坡公民的过程；我是第三代，一出生就是新加坡公民，但与中国关系很密切。到了我孩子这一代，跟中国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母亲原籍中国不说，她第一次出国就是去中国台湾，那时才两岁；再大一些，几乎每年都去中国大陆，有时一年还去两三次。而且，在幼儿园里就有中国新移民朋友，不像我，一直到20多岁念大学才开始接触中国人。

在90年代末之前，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不多。那个年代，在公共场地如果听到中国口音，肯定会转头看一眼，因为少见。而且，那个时候，新加坡的中餐主要都是传统粤、闽、琼、潮汕、客家菜，极少有中国其他地区的菜馆，百胜楼的天津馆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