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加坡华文出版协会于2005年成立，由20多家新加坡出版社、书商组成，宗旨是配合华文教学改革，进一步推广华文教育的发展，并促进新加坡华文图书的出版与进口，加强新加坡华文出版业与海外华文的沟通和合作。
新加坡出版业即将跨入2020年，对华文界亦是如此。回首看去，昔年盛景历历在目；向前展望，机遇与挑战并存……
▲新加坡华文出版协会与山东出版集团交流2019新加坡书展
跨过千禧年（2000），新加坡出版社玲子传媒出版了中国作家九丹的《乌鸦》，此书在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下，在亚洲华人世界掀起了“乌鸦风波”，一场维持许久的评论战在本地各报刊涌现，可说是“满城风雨”。“九丹”与“乌鸦”成了当年报章的“热门新闻”，并延烧至亚洲各地。《乌鸦》一书则创下当年新加坡世界书展的销售记录，第一版2000本在书展期间被抢购一空，后来中英文版总共销售了三万本，成为本地罕见的出版现象。
那是2001年的事，这场“乌鸦风波”成了新加坡华文出版业在跨世纪后的一件大事，并催生了一些以外来移民的生活与际遇为背景的新移民书籍，例如《我们中国人》《人蛇手记》《路在何方》《陪读妈妈》《中国女子的新加坡》《百合——中国母亲在新加坡的情缘》等，这可说是新加坡跨世纪初期的移民创作现象，而这类作品从当年的特别容易引起注意，到近年的大家已不那么在意，反映了一个大时代的社会变迁。这一系列新移民出版物，成了社会发展的文学书写，且不论其文学成分，这些作品的内容肯定记录了新世纪初期的移民社会现象，包括一般人难以进入的黑暗角落。而这时期的新移民书籍，也成了后人与学者研究社会发展的民间材料。
新加坡出版业即将跨入2020，综观这些年的新移民作品与出版，我们可看出新移民创作与出版已从跨世纪初期的偏重现象书写，逐渐转向近年的偏重文学创作与出版，由此可看出，新加坡中文出版基本上仍是以文学为基础，无论是本土创作或新移民书写，文学创作仍然和新加坡的中文出版息息相关，而所谓的新移民文学也逐渐融入了新加坡文化熔炉，成为新华文学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化格局下，新加坡的作家结构、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也出现了变化，以新加坡两大文学团体新加坡作家协会和新加坡文艺协会来说，一部分成员与中坚分子是新移民的身份，他们主要来自大中华地区，其中以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作家占多数。新移民的文学、文化类书籍出版，也成了新加坡华文出版的组成部分。
从四五十年代到新加坡独立建国之后，一直到今时今日，新加坡的华文出版在文化传承与文学传播方面，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华文出版“回归文学，以新华文学为基础”是必然并合理的现象。
新加坡的华文出版既是商业活动，也是文化活动，它在上个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对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跨世纪后，其贡献已逐渐从经济转向文化。尤其是在母语程度低落，年轻一代华族的东方文化价值观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新加坡的华文出版无可避免地背上了文化包袱，并被赋予“特别使命”，特别是提升母语水平这任重道远的“任务”，和语文教育挂上了钩。
纯文学方面，文学团体仍是跨世纪后文学书籍尤其是文学期刊的主要出版动力。除了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协会、锡山文艺中心、五月诗社等历史久远的传统团体，一些近年成立的新团体也陆续出版了自己的文学期刊，例如大士文艺促进会、新文潮、书写文学协会等。此外，本地出版社玲子传媒和八方文化也积极协助本地作家出版文学作品，其中玲子传媒更在近几年把约三十部新加坡华文书授权到中国、港台等地出版，为文学输出与文化交流贡献了力量。
跨世纪后，华文教改需要华文出版配合，新加坡华文出版协会，就是在此情况下成立了。那是2005年的事，在时任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曾士生的推动下，新加坡二十多家出版与书业团体成立了协会。包括出版商和书商在内的25家成员，致力于资源共享、合作出版及进口学生读物。协会创会会长是林玉玲女士，至2017年改选后，林女士继续当选为会长。不过，由于社会变迁，一些成员已退出市场。新加坡华文出版社与书业机构原本就不多，成员逐渐减少与更新也反映了这行业面临了严峻的挑战，无法生存者则只能退场。
到2019年为止，协会的活跃成员包括名创国际（原泛太平洋教育出版）、友联书局、玲子传媒、八方文化、新加坡报业控股、大众书局、友谊书斋、泛亚出版社、亚太图书、赤道风出版社、雪妮语文中心、创而新等。由于新加坡的特殊情况，协会会员也接受和华文出版有关联或有出版书籍的机构加入，例如语文中心、书籍印刷公司、教育机构等。
新加坡出版协会的任务之一就是把华文出版的语文教育挂钩，而实际上由于新加坡市场小，成人世界的华文阅读风气低迷，因此华文出版自然就偏向教育和学生，而书籍出版也往往把学生视为主要的目标，包括文学出版。教育部在跨世纪后对学校华文教学作出重要改革，使课外阅读成为语文学习的一部分，也扩大了出版社在校园的发挥空间。以名创、友联、友谊和玲子传媒为例子，大部分业务都来自校园，来自教育。一些出版社长期积极向校园扩展业务，推动课外阅读，以维持业务的稳健成长。以玲子传媒、友谊书斋与友联书局等为例，一年在校园承办数百场流动书展，并协助学校制定阅读计划，不但为学生提供了多方面的阅读选择，也将文学、文艺与文化带入校园，除了支撑业务，也惠及学生。由此可见，相对于跨世纪之前，跨世纪后的学校业务对华文出版与书业的影响至关重要。
学生的课外阅读和语文学习虽然是新加坡华文出版的重要支柱，但是也有部分出版社并未从中受益，漫画社或以出版漫画为主的出版社便是其一。由于海外漫画市场的大幅度萎缩，加上内容与版权的局限，新加坡主要漫画出版社与漫画店在近几年相继关闭。以出版外版连环漫画著称的创艺出版社为例，因受日本漫画市场低迷与版权欠缺的牵连，于2014年清盘。曾经遍布新加坡的连锁漫画店也陆续关闭或转型为游戏与玩具专卖店。曾在上世纪末以《漫画神雕侠侣》引起轰动的亚太图书，近年虽然出版了不少文化、习俗漫画，但也面对漫画市场萎缩的挑战。
在过去，某种热潮的减退往往造成某类别“顾客失踪”，新加坡出版业也有此现象，外版连环漫画是典型的例子。而跨入了新世纪，网络新媒体时代让出版业（包括英文出版）面临了另一场文化革命。
由于海内外华文阅读推手的推动，海外儿童绘本的大量涌入，绘本作者的大量涌现，以及一些畅销绘本的普及，千禧年后新加坡的绘本阅读和推广情况发展得相当良好。在华文阅读能力普遍低落、华文书读者越来越少的新加坡，绘本成了最受欢迎的青少年与儿童读物。尤其是2010年之后，新加坡出版业开始重视本地绘本的出版与推广，而一些既能创作故事又能绘画的本土华文绘本作家，也在这时候出现，例如阿果、小邝、余广达、虎威等，近年来都成为知名的新加坡绘本作家。
本地华文绘本作家的出现，不但打破了海外华文绘本垄断本地儿童市场的现象，也为新加坡的孩子提供了更多内容贴近本地，文字运用也符合本地水平或习惯的读物。而一些本地绘本也突破了“儿童书”的局限，成为老少咸宜的读物，例如阿果的得奖绘本《寻找》，不但是近年最畅销的本地绘本，也被一些国家的出版社看中，目前已被翻译成七种语文版本，在本地、马来西亚、港台澳、韩国、中国和越南出版发行。
相对于其他华文儿童书类别，绘本能广受欢迎，主要原因是除了文字较少，图画较多，符合新加坡儿童的阅读习惯与语文学习需要之外，新加坡教育部在也重视绘本的推介，学校尤其是小学也把绘本当作学生们的重点读物。
不过，在新加坡出版绘本也面对也一些挑战，主要的困难在成本较高、市场较小、作者不多。因此，对本地华文出版社来说，绘本的出版往往是求重质不重量，因为出版社无法以“量”来和大量涌入、种类繁多与价格较低的海外儿童绘本竞争，所以只能靠特色与精品取胜，例如玲子传媒近年出版的绘本，多数属于本地题材，例如虎威的《三轮车跑得快》《外公的小房间》《小熊的新衣》等。
新加坡不乏文学创作比赛，但是和已出版书籍相关的奖项很少，目前我们只能见到历史比较悠久的新加坡文学奖（Singapore Literature Prize）和2012年开始主办的新加坡书籍奖（Singapore Book Awards）。
新加坡书籍奖是新加坡出版商协会（Singapore BookPublishersAssociation）主办的常年比赛，主要对象是出版业者，属于出版业者的奖项，得奖者会出版社或出版单位。
新加坡文学奖则是由新加坡书籍理事会（SingaporeBooksCouncil）的双年奖，属于已出版文学书籍的赛事。这项于1992年开始主办的只有英文书籍组别。2004年则开始增设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组，接受其他语文书籍参赛，此后新加坡文学奖开始出现华文文学书籍得奖。2014年，各语文组别再分为小说组、非虚构写作组和诗歌组，所以2014年后新加坡文学奖也产生了更多的华文书得奖者。
新加坡文学奖目前是新加坡唯一以已出版文学书籍作为评选对象的文学奖，对文学圈来说，它已经成为一项具有象征意义、也有代表性的本土文学奖项，一般作家出版作品后，只要水平符合，都希望能入围甚至获得新加坡文学奖。所以新加坡文学奖也推动了新加坡的文学出版活动，包括了华文文学书籍。
相对于大中华地区，新加坡华文出版社在走向网络时代、面对电子书与电子商务科技时，较偏向静观其变，或动作不大。这主要是因为本地华文出版市场小，大部分本地出版社缺乏资源在网络时代作出大改变。
整体来说，新加坡华文出版在网络世界里步伐较慢，主要是因为不了解如何使用网络科技，在技术与认知方面受到局限。因为不认识，所以自然就能避则避，能不动就不动。
跨世纪后的电子商务与电子书科技发展虽然风风火火，但是，由于新加坡的中文世界缺乏这方面的技术支援和知识传播，因此一般传统的中文出版社对网络宣传、网购、电子书等新一代技术一知半解，或根本不知如何参与。业界也缺乏这类针对中文电子书、中文书电子商务的专业课程，因此一些华文出版业者不知如何着手作出改变。
网络时代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随机性的网络阅读占用了新加坡人的不少时间，这是现代业者必须关注的问题。而跨世纪后，书籍网购与网络阅读风潮对书店的影响日渐明显，造成一些书店关闭的关闭，缩小的缩小，直接影响了出版社的发行与销售管道，所以出版社也必须调整策略，设法找回读者，而不是任由读者离去。
由于出版社不同于书店，出版社是内容生产者、内容供应者、知识产权拥有者，因此，如何利用这方面的优势，在网络时代作出有利的改变来顺应局势，改变销售方式与出版形式，是新加坡出版业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新加坡华文出版业尤其是文学出版，虽然已不如上世纪那般蓬勃，传统市场也大不如前，但是使命还在，任务未完成，因此仍然任重道远。而如何作出改变，化劣势为优势，如何在读者陆续离散前将他们吸引回来，将是新加坡华文出版业者今后必须时时刻刻思考的问题。
（本文写于2017年，修订于2019年，感谢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作者林得楠授权新加坡眼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