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新加坡卫生部截至2月25日公布信息归纳而成。
截至2月25日中午，新加坡一共91人确诊，其中23人属于神召会恩典堂感染群，是新加坡最大的感染群，另一个是8人的基督生命堂感染群。
后者感染源很明确，是1月19日入境新加坡的一对来自武汉的夫妇，但前者未能确定感染源。
尽管卫生部已知这两个感染群应该有关系，因为它们有互相接触的人物，但是，由于其中一个人物的检测样本呈阴性，所以卫生部迟迟未能下定论。
直到昨天。
昨天确诊的是91号病例。很有意思的是，她确诊，并不是因为体内有病毒。
而是体内有抗体。而且，她之前没有住院。
有抗体说明她已经痊愈。没住院说明她是自愈。
91号的确诊，终于把神召会恩典堂感染群和基督生命堂感染群联系起来，也终于破解了前者一直以来“感染源不明”的问题。
2020年1月25日，庚子年大年初一。
28岁的青年男子来到美苑通道的一处新年聚会，其乐融融。他是神召会恩典堂的一个职员。
美苑通道（Mei Hwan Drive）是新加坡中部偏东的一处私人住宅区。地方不大，整条街前后400米左右，大概就几十户人家，都是有地住宅。
参加这次聚会的人不少，除了28岁青年，还有一对夫妇。
他们三人后来成了新加坡第66号、83号、91号冠病确诊病例。
就在美苑通道聚会的前一天，大年除夕，新加坡卫生部通报了第二和第三起确诊病例，而第一起确诊出现于2月23日。三例都是武汉输入病例，都是1月20日、21日入境的。
83号、91号所不知道的是，1月19日，他们在基督生命堂参加礼拜时，遇到的一对来自武汉的夫妇当时已经感染了病毒。病毒循着武汉夫妇俩，进入83号、91号，再进入66号。然后，又由66号感染到一个多达22人的群体。
一切得从8号和9号说起。
1月3日，武汉卫健委通报共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44例，但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证据。同日，新加坡机场启动对武汉来客的体温检测。
1月11日，湖北“两会”开始。16日，两会胜利闭幕，期间武汉卫健委连续七天宣布无新增确诊病例。1月18日，百步亭“万家宴”举行。
1月19日，腊月廿五。同为56岁的中国籍夫妇8号、9号从武汉出发。在飞机上，他们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感觉一切正常。他们并无任何怀疑自身健康的理由，毕竟，他们离开武汉之后的两天，1月21日，在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省长王晓东等领导与全省各界代表到场观看的情况下，湖北省还圆满举办了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
抵达新加坡并顺利入境之后，8号、9号回到罗弄榴梿（Lorong Lew Lian）住家，与家人团聚。那天刚好是星期天，他们去新加坡基督生命堂参加例常的礼拜。
1月20日，就在8号、9号抵达新加坡的第二天，钟南山就疫情防控情况介绍说，新型冠状病毒已出现人传人情况，还有14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23日，武汉封城。同日，浙江、广东、湖南等多个省市陆续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北京等地宣布关闭庙会和著名旅游景点。此时许多人们才开始警觉武汉疫情严峻。
24日，大年除夕，8号、9号出现症状。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继续关注武汉疫情以及钟南山1月20日关于“已经出现人传人”的新闻，出现症状的第二天，正月初一，两人没去离住家不过2.4公里的美苑通道参加新年聚会。再过两天，27日，两人乘坐徳士到陈笃生医院就诊，马上被列为疑似病例并送到国家传染病中心隔离。28日夜里11点，8号确诊。隔天下午2点，9号确诊。
1月19日，位于麦波申路的基督生命堂（The Life Church and Missions）如常举行星期天礼拜。这座教堂离美苑通道和罗弄榴梿很近，不过三四公里距离。
1998年，在韩国宣教士李彻牧师的影响下，一群约20人的青年信徒开始寻求“在基督里与神真正的关系”，并最终在2001年离开了他们所属的传统教会，参加了由一名新加坡本地传道士和李彻牧师所成立的“基督生命堂”。
基督生命堂最初设于芽笼的一座大厦内的一间“窄小简陋的储藏室”，而大厦周围是一些佛庙和娼寮。几年发展下来，教堂历经几任牧师和场所，最终搬迁到现址Ace Building，这是位于麦波申的一座轻工业大楼，离麦波申地铁站很近。根据教会网站显示，会众约170人。
基督生命堂每个星期天早上十点半举行主日崇拜和主日学活动，由朱志山牧师以华语分享，然后由林慧君翻译成英语。
1月19日也不例外。8号、9号抵达新加坡当天早上，就去基督生命堂参加礼拜。他们当时应该是刚入境不久，极有可能是从樟宜机场入境之后，到家里放了行李，稍事休息就前去教堂。
我们不清楚1月19日当天到基督生命堂参加礼拜的有多少人。根据新加坡卫生部掌握的信息，受感染的有6人（第31、33、38、83、90、91号）。
1月23日，参加过基督生命堂礼拜的53岁的新加坡男性公民出现症状，前往诊所就医。五天后，1月28日，他再到另一家诊所看诊。再三天后，2月1日他被送往樟宜综合医院，并于6日11点左右确诊，成为新加坡31号病例。
31号出现症状比8号、9号还早一天。
1月30日，39岁新加坡女性公民出现症状。2月2日她前往盛港综合医院就诊后住院。2月6日中午11点左右确诊，成为33号。
2月3日， 住在蔡厝港第三道的52岁的新加坡女性公民出现症状。她于2月4日前往蔡厝港综合诊所并于2月7日在国家传染病中心收治。2月8日上午确诊，成为新加坡第38例。入院前，她曾去滨海湾金沙酒店、牛车水和狮城大厦购物中心（Plaza Singapura），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83号是个54岁新加坡籍男子，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病例。他早在1月28日就出现症状，五天后，2月1日到诊所就诊，并没有查出是冠病。之后，又于5日、6日、10日到诊所就诊，也还没发现。一直到2月18日，他到国家传染病中心就诊，隔天（2月19日）确诊，成为新加坡第83个确诊病例。
根据《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主任梁玉心教授解释，冠病的临床症状多样化，一些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的病患，有可能很快清除体内的病毒。她说：“我们只会让康复情况良好，并且在24小时间隔前后，两个样本都呈阴性反应的病患出院。”
83号确诊后两天就出院，说明他在确诊的第二天检验样本就出现第一次阴性反应。在此前，从1月28日出现症状到2月18日国家传染病中心收治，已有三周时间。这说明他在确诊之前已经几乎自愈。
91号是83号的妻子，58岁新加坡籍女子。她1月19日参加生命堂礼拜之后，23日出现症状，25日参加美苑通道新年聚会，26日到盛港综合医院急诊部求医。当时，新加坡尚未出现第一例确诊，所以只排查到过中国的人，因此，并没把她排查出来。碰巧，当天晚上，卫生部通报第一个确诊病例，是自武汉出发的山西籍游客。
一直到2月19日，83号确诊之后，91号身为密切接触人被重点检测，但体内并没有发现病毒。一直到后来杜克—国大医学院开发出血清检验法，检验出她体内存有大量相应抗体。存有抗体但无病毒，说明她曾被感染，现在早已自愈。卫生部于是把她追加为第91号确诊。
按出现症状日期看，91号发病比83号还早几天。至于她从出现症状到2月19日血清检验证实曾经感染冠病的这近一个月时间，究竟是哪天自愈的，已不得而知。
90号是75岁新加坡籍老妇，住在碧山第12街。她2月9日出现症状，当天去诊所就诊。之后，于17日、23日又去诊所就诊。23日当天用救护车送去陈笃生医院，即刻隔离，当天下午确诊，为第90号。根据卫生部2月24日文告，第90号与生命堂感染群有关。到截稿时间，尚未有进一步的情况说明。
现在回到1月25日大年初一在美苑通道那场聚会。
参加这场春节聚会的一个关键人员是91号。她23日已经出现症状。她的丈夫83号也参加了聚会，但当时尚未出现症状。
在这次聚会上被感染的，有66号、68号、70号、71号、80号、84号、88号。
1月29日，住在美苑通道的28岁新加坡籍男子出现症状，是神召会恩典堂的一名职员。2月2日、2月5日和2月12日，他到诊所就诊。2月12日当天，转入国家传染病中心。两天后，2月14日确诊，定为新加坡66号。
注意了。66号是一个关键。
仅仅一天后，1月30日，与66号同住在美苑通道的家属——79岁的新加坡籍女子出现症状。她2月14日前往国家传染病中心就诊，当天确诊，为68号。入院前，她曾在巴耶利峇路364A号的Bethany Presbyterian教堂参加过礼拜。
70号也是66号的家庭成员，是27岁新加坡籍女子。她于2月3日出现症状，当天前去诊所就诊。2月14日去国家传染病中心隔离，并于15日上午确诊。入院前，她曾参加位于Jalan Pemimpin 37号神国611灵粮堂的礼拜仪式，并去了加冷大道（Kallang Avenue）19号的HipVan公司上班。
71号为25岁新加坡籍男子，住在Fernvale Road，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他是66号与70号的接触者，于2月1日出现症状，并于2月10日到诊所求诊。2月14日前往盛港综合医院，并于15日被转移到国家传染病中心，当天上午确诊。与70号一样，他也曾参加过神国611灵粮堂的礼拜。
80号是38岁新加坡籍女子，是66号的密切接触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从事行政工作，2月4日出现症状后并没有与病患接触。2月4日当天，她到诊所就诊，10日又去一次。11日，她遵照医嘱到国大医院作胸透检查，17日又回到国大医院检查，18日确诊。与71号一样，她住在Fernvale Link。
84号是35岁新加坡籍女子，住在阿裕尼路一带，与66号是密切接触者。与80号一样，她2月4日出现症状，当天和隔天（5日）到诊所求诊。由于66号2月14日确诊，追查工作顺藤摸瓜，让她18日前去国家传染病中心，19日早晨确诊。84号在大士南35号的Lonza Biologics公司上班，入院之前曾到过武吉士白沙浮广场（Bugis Junction）。
88号是30岁新加坡籍女子，住在后港第91街，也是66号的密切接触人。2月16日出现症状，17日到诊所就诊。身为密切接触人，卫生部指示她2月21日前往国家传染病中心检查，当天下午确诊。
截至2月26日中午，以上是1月25日美苑通道新年聚会感染群9人（含生命堂感染群的83号、91号）的情况。
现在回到关键的66号——神召会恩典堂的28岁男性职员。
1月25日大年初一那场聚会之后，66号1月29日出现症状，但抱病上班，一直到整整两周后的2月12日才转入国家传染病中心。期间，他传染给7个同事和9个教友。
2月1日，66号的34岁男性同事出现症状，并在2日、4日、7日、9日和10日分别到四家诊所就医。2月10日到国家传染病中心就医后，2月11日确诊，为新加坡的48号，也是神召会恩典堂感染群的第一个确诊，比66号还早一天。48号入院之前曾到过狮城大厦、Star Vista以及Fusionopolis。他住在武吉巴督25街。
49号是46岁新加坡籍男子，也是66号的同事，住在卓源路。他比48号晚两天（2月3日）出现症状，8日到诊所就医后前往国大医院急诊部，同日出院。他在2月10日再度入院，并于2月11日午确诊。
51号是主任牧师赵克文（48岁，新加坡籍），也是66号的同事。他比49号晚一天（2月4日）出现症状，并于2月5日和2月10日去诊所寻求治疗。他于2月11日去了国家传染病中心，12日下午确诊。入院前，他也去过位于武吉巴督的另一家神召会恩典堂工作。他住在碧山街13号。
根据《新明日报》2月14日报道，赵克文在神召会恩典堂官网公开信坦露，自己复原状况良好，期待能完全康复。他呼吁教会成员一旦感到不适，应立即就医。他也说，康复之后准备与大家分享教会克服病毒的旅程。他也称这段时间“这对教会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也必须做好准备，情况在好转之前可能会变得更糟。”
54号是55岁新加坡籍女子，住在宏茂桥五道，也是66号的同事。她2月10日出现症状，隔天到诊所就诊，12日前往国家传染病中心，13日下午确诊。
57号是26岁新加坡籍男子，住在Senja Road，也是66号的同事。2月11日出现症状，当天前往国家传染病中心，13日上午确诊。
58号是55岁新加坡籍男子，住在Jalan Kelichap，也是66号的同事，2月10日出现症状，12日前往国家传染病中心，13日上午确诊。
60号是51岁新加坡籍女子，住在宏茂桥三道，是66号的同事。2月8日出现症状，当天到诊所求诊。2月12日去了国家传染病中心，立即被隔离，13日下午确诊。
与48号赵克文牧师同一天确诊的是53号。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SDE）的一名54岁新加坡籍教授，曾经出席神召会恩典堂的活动。他2月10日出现症状，12日前去国家传染病中心，并于当天下午确诊。根据校方邮件透露，这名教授最后一次与学生接触是在2月5日。他入院前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山景道（Hillview Avenue）的家里。
61号是57岁新加坡籍男子。2月6日出现症状，当天、8日前往诊所就诊。2月9日前往黄廷芳综合医院（Ng Teng Fong General Hospital），并于2月11日及12日前往前驱综合诊疗所（Pioneer Polyclinic）。13日下午确诊。入院前，除了到位于Senang Crescent 56号的Legacy Office Supplies私人有限公司上一天班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裕廊西街64号的家里。
62号是44岁新加坡籍女子，住在丹绒巴葛（Tanjong Pagar）。2月9日出现症状，并于第二天在诊所寻求治疗。2月12日去前去新加坡中央医院，随即被隔离。13日下午确诊。
63号是54岁新加坡籍女子，住在波东巴西，是公用事业局（PUB）职员。2月10日出现症状，13日前往诊所求诊，随后被救护车送往国家传染病中心。14日上午确诊。入院之前，她曾到武吉士的玛丽森酒店自我隔离。
公用事业局是新加坡的法定机构，从事水厂和公用设施运作。63号是行政人员，并不进行水厂相关工作。她办公地点位于纽顿的环境大厦（Environment Building）工作，2月14日确诊当天，与她办公室同楼层的70名员工当日撤离，回家办公。
67号是56岁新加坡籍女子，住在裕廊西街64街，是61号的家庭成员。2月9日出现症状，由于家属61号是确诊者，她身为密切接触者，2月13日被救护车送往国家传染病中心。14日上午确诊。入院前，她曾61号前往黄廷芳综合医院。她。属于神召会恩典堂感染群。
73号是43岁新加坡籍男子，住在大巴窑八巷（Lorong 8 Toa Payoh），是赵克文主任牧师（51号）的密切接触人。2月9日出现症状，10日到诊所求诊。13日收到了居家隔离令，14日被转送到国家传染病中心，15日确诊。他是入院前，他曾在神召会恩典堂(东陵路355号)参加过教堂礼拜。他是空军全职军人，在登加空军基地（Tengah Air Base）工作，但自症状出现后就没有去上班。登加基地主要机种是F16和“湾流G550”预警机。
74号是29岁新加坡籍男子，住在美玲街。2月12日出现症状，当日在亚历山大医院急诊中心求诊。于15日再次求诊并立即被隔离，当天下午确诊。入院前，他曾在 Hi-Yew Technology Pte Ltd（3031A Ubi Road)工作。
78号是57岁新加坡籍女子，住在牛乳场（Dairy Farm）一带，曾与赵克文主任牧师（51号）有接触。2月9日出现症状，2月10日、17日在两家诊所就诊。17日被转送到国家传染病中心，当天下午确诊。她在圣路加医院（St Luke’s Hospital）工作，负责行政任务，出现症状后没有与病患接触。
81号是50岁新加坡籍男子，住在立达路下段（Lower Delta Road）。2月16日出现症状，次日（17日）与诊所医生通电话之后，用救护车送去国家传染病中心进行隔离，18日早晨确诊。
以上9人（53、61、62、63、67、73、74、78、81）都是神召会恩典堂的教友。
如果91号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她会写些什么。以下纯粹演绎：
“91号冠病”日记
1月19日（星期天）
跟往常一样，今早去了基督生命堂。很高兴见到了8号、9号。他们今早刚下飞机，到了家里放好行李就到教会来了。听他们说武汉出现了一些不明肺炎病例，不过应该没什么事，卫健委说不会人传人，而且前两天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出席大型演出了。有些演员还抱病演出，很敬业。
1月23日（星期四）
今天下午，听说武汉封城了。真吓死人，怎么事情闹得那么大？晚上新闻还说圣淘沙出了我们新加坡的第一个确诊病人！还真的是从武汉来的游客。还好8号、9号先过来了，没被困在武汉，真是上帝保佑！哟，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带病毒的？大吉利是！今天我自己倒还真有点咳嗽，流鼻涕，发热了。吃点儿Panadol，明天就好了，后天还得去美苑通道参加教友的新年聚会呢。
1月25日（星期六，大年初一）
新年聚会，每年都一样，但还是得聚啊。累死了，感冒还没好，明天还是去看看医生。
1月25日（星期六，大年初一）
新年聚会，每年都一样，但还是得聚啊。累死了，感冒还没好，明天还是去看看医生。
1月28日（星期二）
老公也出现咳嗽了。咳得倒是不严重。上帝保佑！
2月10日（星期一）
他去看了三次医生，还是没好。不过倒还是小毛病，看来还真不是那个病。我自己也是。没什么特别不好的感觉。赞美上帝！
2月19日（星期三）
上帝啊！老公竟然还真的是冠病！今天国家传染病中心确诊了。他是83号。我不会也是吧？
2月21日（星期五）
赞美上帝！老公住两天医院就全好了，今天回家！专家检查我的血清了之后，说我竟然之前也是冠病！而且自己好了！结果还把我列为91号。这个周末是不是得去买4D 8391？还是买9183吧，毕竟我出现症状比他还早。
在91号检查出抗体之前，体内没检查出病毒，没有被列为确诊病人。恰恰就是因为她的“不确诊”，让生命堂和神召会这两个感染群无法联系起来，神召会第一个出现症状的66号，也因此一直属于“不明源头”感染。
现在，由于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新发现的血清检测法，确定了91号曾经染病，也确定了这两个感染群之间的先后关系。
从这两个感染群，我们可以归纳出什么？
一、被感染之后，出现症状的时间有快有慢：8号、9号身在武汉时就感染病毒，但是，他们症状一直到1月24日才出现。反而是1月19日生命堂礼拜上接触他们的31号、91号却早他们一天出现症状。
二、无症状感染是存在的。8号、9号是在1月24日出现症状，31号、91号反而早他们一天出现症状，说明无症状感染是存在的。
三、大部分仍是有症状感染。虽然存在无症状感染现象，但综看这两个大群的31个病例，绝大部分仍属于有症状感染。常见的是接触感染或飞沫感染。尤其是飞沫感染，在打喷嚏或咳嗽或流鼻涕的情况下发生的机率较高，没有症状就不会有鼻涕或咳嗽。因此，生病的人戴口罩，无论生病或健康的人勤洗手，尽可能不摸脸，十分重要。当然，健康的人愿意戴口罩而且买得到的话，尽管戴。
四、聚餐是一大祸源。尤其是中餐聚餐，如果不使用公筷公勺，即便病人没有症状，没咳嗽打喷嚏，口水还是能通过餐具交叉污染。实在应该推广公筷公勺的使用。
五、冠病确实可以自愈。在确诊人没有基础病的前提下，冠病没有恶化为重症，病人确实有自愈的可能。关键是做好自我隔离，做好每天的自我检测，有任何恶化或并发的迹象就马上让专用救护车送去求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