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恐惧，因为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处于国际体系的上层，并且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它们是不可欺负的。
就中国而言，尽管巴拿马退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但事实表明，这实际上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决定。意大利也在 2023 年总理莱亚·梅洛尼的领导下退出了“一带一路”。然而，中意之间的双边贸易反而有所改善。
不管怎样，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曾要求巴拿马服从特朗普总统的命令。1989 年，巴拿马领导人曼努埃尔·诺列加被美国特种部队绑架，因此巴拿马不想与华盛顿的任何人发生正面冲突，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是中国也会同情巴拿马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对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进行谴责。
与此同时，特朗普热衷于吞并加拿大，使其成为美国的第 51 个州，这让美国在加拿大人中制造了恐慌。即将卸任的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最近表示，鉴于加拿大拥有许多关键矿产资源，特朗普对吞并加拿大是认真的。
在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中，无论是寻求领土优势还是战术利益，特朗普 2.0 的到来似乎是最令人不安的地缘政治事件。除了威胁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等国征收关税外，美国似乎还决心迫使所有其他盟友，甚至是大西洋彼岸的盟友，遵从美国的意愿。
有理由相信，东盟无法免受从北美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恐惧情绪的影响。作为一个集体政体，东盟对美国和中国日益增长的压力一直保持着极度沉默。未来，东盟成员国会因为知道自己没有得罪这两个国家而感到更加安心，就像他们担心东盟的凝聚力和中心地位受到损害一样。
东盟曾经见证过美国外交政策最糟糕的一面，无论是2003年美国第二次入侵伊拉克后将东南亚描述为反恐战争的“第二战场”。
事实上，尽管东盟的任何领导人都有理由担心美国的报复，但东盟的历史也确实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于 1975 年从越南撤军。因此，当东盟于 1967 年 8 月 8 日成立时，创始人的脑海中就潜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主义，不仅在印度支那，而且还突破了泰国，席卷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然而，东盟并没有被恐惧所笼罩，而是于 1976 年在雅加达召开了首届峰会。这符合《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规定，该章鼓励所有区域组织在有或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帮助的情况下友好地解决其问题，同时也要对其本地区的事务承担更多责任。
东盟担心作为抵抗越南扩张主义的前线国家泰国没有得到东盟地区邻国的足够安抚，因此成员国愿意遵守1970年的《关丹宣言》，为泰国提供一切必要手段，以防任何可能颠覆其内部秩序的突发事件。
在更大范围内，东盟还承诺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区”（ZOPFAN）作为指导理念，向所有成员国保证，任何希望加入东盟的国家都必须首先相信并信奉这三个价值观。
在许多方面，这也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1972 年提出的关岛主义相一致，即每个曾经与美国安全机构有联系的地区都必须学会裁决影响它们的地区问题。这种外部环境变化的直接结果之一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雅加达成立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成立，为1972—1975年赫尔辛基进程等更多国家智库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并带动了随后几年亚太地区智库的突破，以及亚太安全与合作理事会（CSCAP）二轨网络的建立。
反过来，CSCAP 又于 1993 年提出了成立东盟地区论坛 (ARF) 的想法，并最终于 1994 年成立。至今，ARF 仍然是亚太地区唯一的外交和安全部长会议。
当然，东盟迅速脱颖而出的一个标志是 1976 年对越南入侵柬埔寨的集体反抗。由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加雷思·埃文斯和印尼外交部长阿里·阿拉塔斯领导的东盟努力在很大程度上驳斥了越南入侵的根源，表面上是为了制止红色高棉的杀戮。无论动机如何，东盟任何国家都不能将武力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工具。
东盟过去往往通过学习西方和自身的最佳实践而成功克服了许多问题，因此东盟拥有处理复杂问题的外交深度。
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具有韧性的地区集团，并有望在 2030 年成为仅次于中国、美国和印度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东盟不能选择畏缩不前。东盟必须学会如何通过拥抱人工智能、自动化、算法、增强现实、大数据分析和应用驱动型经济来超越这种不安全感，否则东盟可能会成为一个垂死的经济体。
必须迅速消除对未知的恐惧，才能真正迎来可持续发展和互联互通的新时代。
Alex丨编辑
Alex丨编审
东南亚学人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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