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担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时,我们尝试发掘出有助于促进新加坡经济发展的一些工作领域,从而确保我们的毕业生能在这些领域得到良好的培训。与此同时,也要确保我们的研究与时俱进。作为贸工部的下属机构,科学技术局能获得的经费,要高于隶属于教育部的科学理事会。
因此,我们能够开展更多研究项目。
在这些项目中,最重要的是电子和晶片制造。当时,新加坡正逐步建设成东南亚乃至全球的晶片制造中心。我们吸引了许多大型晶片制造公司前来设厂。而且我们也预见电子出口将对新加坡至关重要。第三个领域则是自动化。自动化的初始阶段比较简单,即电脑辅助自动化,利用十分简单的机器人从事制造生产, 进而使我们电子产业更具竞争力。
经费是相当充足的。然而,问题出在有志科研的人不够多。新加坡人更喜欢从事金融、银行、法律、医学等高薪行业,极少人从事科研,因此无法形成群聚效应。于是,招募科研人员的唯一办法就是引进外国人才。
我们从世界各地招募人才,包括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这些人才在研究项目下来到新加坡攻读博士学位。我们也设法吸引新加坡籍本科毕业生从事研究或学术事业。虽然有个别新加坡人选择进入科研领域,但毕竟人数极少。这种情况至今依然如旧。
博士生中大部分是外国人,只有两成为新加坡人。
从事科研与信奉宗教有些许相似之处,都需要坚定的毅力和全心投入,绝不能掺杂追名逐利之心。有些人十分幸运,功成名就,腰缠万贯。但数亿人之中只有一个乔布斯。总的来说,科学家和工程师都不会大富大贵。
国家科学奖(National Science Awards),就是为激励年轻人, 尤其是新加坡年轻人从事科研而设立的。这个奖项是由新加坡科学技术局构想发起的。起初,该奖项只限于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后来扩展到所有国籍,只要团队中有一名新加坡人即可。
然而,有些回报是超越金钱和名誉的,对我而言科学本身就是回报。不过,我在1960年代从剑桥回到新加坡的时候,这里几乎没什么科学研究。结果,我投入到实用性极强的工程领域。最后,在他人劝说之下成为了一名教育行政人员。
新加坡现在的六所大学中有三所是我创办的,那就是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新跃大学(即现在的新跃社科大学)。于是,教育行政人员,或者说教育“助产士”,成为了我的毕生事业。
因此,我从来没有真正从事过研究工作。或许,这是不逢其时吧。
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差点去了美国。因为我的毕业论文是关于旋转导弹,美国的国防公司洛克希德聘请了我。他们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于是我告诉妻子收拾行李准备去美国。
行将出发之际, 国防部通知我, 签证没能办理下来。因为那是1968 年,正值越南战争最紧张的时期。而我的姓“詹(Cham)”与靠近越南北部的磅湛(Kampong Cham)在英文拼写上相同,因此他们认为我与北越人有关联。于是我被拒签了, 所以我回到了新加坡。
当初我因姓氏被拒签而无法赴美,多年之后,我参观了靠近越南边境的磅湛(2002)。
刚回到新加坡时,国防部对我有极大的兴趣。那时的三军总长是维克(Kirpa Ram Vij),他是第一个面试我的人。当时新加坡国防部总部位于珍珠山。
国防部设立的第一个国防研究机构是国防科技研究院(De- fence Science Organisation)。但那时我已经决定好要在大学发展自己的事业。
如我之前所言,我热爱科学,但总是无法如愿投身研究。不过,我并不后悔。我想,生活因我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如今的导弹已经由激光制导,不再旋转。过去,导弹旋转是为了保持直线飞行。步枪的枪口不是平直的,而是内有凹槽,这样子弹才能从步枪旋转射出,直击目标。在我那个年代,自旋对于导弹至关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有时,人生也是如此,需要一定的旋转才能命中目标。
詹道存是新加坡州奖学金得主,于1964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后于1968 年获得剑桥大学空气动力学博士学位。他入职新加坡国立大学,后来升任南洋理工大学校长。 他创办了三所大学,即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新跃大学;曾担任吉宝集团、新加坡大众钢铁集团、大华银行和新加坡报业集团等大公司的董事,并活跃于新加坡交响乐团和陈振传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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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