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上午,中国领导人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的东帝汶总理夏纳纳。中国领导人指出,中国和东帝汶友谊源远流长。中国最早承认东帝汶独立并同东帝汶建交。中方愿继续本着亲诚惠容理念,在现代化征程上和东帝汶携手同行,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夏纳纳说:“首先我想感谢能有这次宝贵机会来到这里出席第19届杭州亚运会。早在东帝汶处于战乱的艰难时刻,中国就一直在支持东帝汶,这对东帝汶尤为重要。我们把中国记在心里。”
本文对小国概念和小国外交的基本特征进行梳理,在小国视域下探讨东帝汶与中国关系发展特点与现状。从 2002 年与中国建交以来,东帝汶对中国外交以政治互信和双边务实外交为主要路径,在发展区域多边外交关系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或区域组织。东帝汶充分发挥中葡论坛作用、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在各领域拓展与中国关系,通过构建互惠合作和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吸引中国对东帝汶投资与援助,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复苏。
小国视域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帝汶与中国关系特点
东帝汶地处东南亚小巽他群岛 (LesserSunda Islands) 最东端,位于亚洲、大洋洲与太平洋、印度洋的交汇处,陆地部分与印度尼西亚西帝汶接壤,与澳大利亚隔海相望。东帝汶历史上曾是葡萄牙殖民地,公元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帝汶岛作为当时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转站,直到1975年葡萄牙爆发”康乃馨革命”后,葡萄牙新政府让东帝汶人民投票实行民族自决。同年,印度尼西亚趁东帝汶政局紊乱出兵,宣布其为该国第27个省(东帝汶省)。1999年,印度尼西亚迫于国内和国际压力和严峻形势,同意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全民公投,最终东帝汶人民选择独立。2002年5月20日,联合国驻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正式将国家政权移交给新成立的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恢复独立的东帝汶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国家。目前,东帝汶总体局势平稳,但由于历史上长期的内乱与战争破坏,这个年轻的东南亚国家实力孱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一、小国概念的多视角和多维度
历来国际关系领域主要关注的是大国研究,对小国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较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掀起了民族独立浪潮,这些脱离殖民统治的新生国家相继加入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新兴独立的亚非拉国家政局不稳、国家经济实力弱小,为避免美苏冷战带来的影响,亚非拉等国纷纷选择参与“不结盟运动”,至此,小国研究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国家大、中、小界定的变量和维度不尽相同,学术界对衡量国家大小 (强弱) 并没有统一标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小国是指地狭人少之国和小的国家。词典主要从地理面积和人口的角度定义,这也符合大部分人对国家大小的直观印象。
总体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小国的划分主要是以综合的视角来衡量,即参照国家不同变量、维度和衡量标准(如国家人口规模、国土面积和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变量和因素)来界定国家大、中、小的概念。国际上的常用标准是以人口来划分,人口不足千万的国家被视为小国,联合国小国论坛也是按照人口是否超过千万定义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小国。按此标准,根据联合国2019年发布的全球人口资料,小国约占全球国家数的60%。
美国学者罗斯坦从心理认知角度对小国进行界定认为,小国国家经济体量小、军事实力弱,对外部依赖和需要大国援助。这主要是基于建构主义的认知角度,一个国家究竟是小国还是大国,取决于自身以及外部对它的认知。韦民归纳了小国划分的普遍依据,即结合主观的心理维度和客观的物质维度,基于多角度、广视角来界定小国规模。例如,相对规模的小,即经济社会发展;绝对规模的小,即一个国家的领土或人口资源等客观维度;主观认识中的小,即地区或国际话语权低,依附他国发展。
贾兹贝对小国的定义更倾向于依据该国领土和人口数据,他把1万~1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规模和人口规模在150万~1500万之间的国家定位为小国。韦民也认为,在二战前后至今,人们对小国界定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是人口规模。孙西辉和金灿荣整理了国外学者对国家大小 (强弱) 划分的标准,依据主观和客观标准,包括人口和面积指标、实力维度及其所包含的经济和军事指标,虽然并无法律的、确切的定义,但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例如,将面积在25万平方千米以下、人口在1000万以下、国内生产总值 (GDP) 在100亿美元以下的国家定义为小国。他们认为,在国际关系语境下,使用这种依托数据指标的综合划分法最为广泛。
可见,学术界对小国界定的维度和衡量标准并不一致,而且不同时期由于国家合并或分裂,也会造成国家大小概念的改变。再者,学者们对小国的定义主要基于某些维度的数据判断,有些国家在不同维度上则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丹麦和新加坡,虽然经济实力和人均GDP符合大国标准,但是在人口和面积上依然算作小国。作为21世纪产生的最年轻的国家,东帝汶国土面积为1.5万平方千米,人口规模为132万 (2020年),2020年GDP为19.2亿美元,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落后,2018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47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基于领土面积、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维度及人们的主观认识,东帝汶都符合小国标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东南亚小国。
二、小国外交特点概述
国际关系中的3个主要流派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现实主义(Realism) 重视国家安全及国家实力,自由主义 (Liberalism) 看重国家间经济利益,建构主义 (Constructivism) 则强调国家的认同 (NationalIdentity)。这3个主要流派对小国外交关系特点有着不同的阐述。在现实主义视角下,小国的安全战略主要受到国际体系和区域性大国的影响,小国或弱国对区域事务较为敏感,会追随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受制于人。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将国际体系的关系分为体系决定型、体系影响型、体系作用型和体系无效型国家,认为小国是体系无效型国家,指出小国由于先天的不足,主要是依附于大国,自身不能够通过国家行为对体系施加影响。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则进一步拓宽了小国研究的视角,引入小国的国家观念和身份,认为小国也可以有自己的对外发展空间,应对地缘环境时会产生自己的对外策略。
由于小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外交常常处于弱势地位,其应对大国和地区局势的能力也较弱,小国外交关系的路径选择也较为被动。相对于大国关注区域或国际影响力而言,小国更重视自身的国家主权、领土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发展与本国实力相适应的外交关系。但是,在冷战结束后的新的国际秩序下,小国可以借助国际或区域组织发挥作用。特别是随着20世纪中期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亚非拉等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以小国为多数的这些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联合国确定的“一国一票”投票权和固定席位资格体系赋予小国在资源和国力不足的情况下仍然有机会与大国平起平坐甚至讨价还价的权利和机会。
此外,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更多是把小国看作大国的追随者,认为小国外交的重点是如何积极利用大国优势与自身劣势进行互补以提升小国的外交效率,促进国家发展。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珍妮和其他学者分析了巴拉圭、卢森堡、约旦和老挝等一批小国外交政策的特点,总结出小国不会深度参与国际事务、外交关系局限为地域内、外交策略较多依靠多边机制或依附大国等特点。她将小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特征归结为,在小范围内解决外交问题,低层面参与国际事务,中立地位依靠大国,尽可能加入多边机制,等等。
除了有一些共性的外交策略,常见的小国外交策略还包括追随大国和参与各种国际或区域组织,发挥小国在这些多边关系中应有的作用。国内学者更多探讨的是小国如何在大国或地缘政治背景下,利用灵活多样的外交手段发展对外关系。
韦民认为,由于小国自身的脆弱性和依赖性,小国研究常常关注其灵活的外交优势和外交主动性特点,强调小国需要发挥先天特点和优势开展对外关系。例如,东南亚的新加坡在狭小的地理空间里创造出足够大的生存空间,自独立建国开始,其国父李光耀借鉴“不结盟”思想,奉行大国权力平衡外交路线,既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同时,李光耀数十次访华,也积极发展中新关系,尽量在与大国关系中不“选边站”,依附于大国发展。
三、东帝汶的小国特点
(一)经济社会发展落后
受制于狭小的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和经济基础,东帝汶天生就具有小国的局限性。其陆地与印度尼西亚接壤,隔海与澳大利亚相望,介于两个地区大国之间。经历长期的战乱,国内经济基础受破坏严重,人民生产方式落后。2017年,东帝汶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列为亚洲最贫困国家和全球20个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贫困率为30.3%,按照2011年标准,每人每日生活费少于1.9美元)。同时,东帝汶的小国经济有着脆弱的一面,2020年,东帝汶GDP为19.2亿美元,在202个统计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181位。此外,国家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经济以农业为主,基础设施落后,粮食不能自给,没有工业体系和制造业基础,依赖国外援助。国内经济来源主要依赖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发的帝汶海油气资源,随着2020年石油价格波动,依靠资源收入的财政也受到不利影响。在全球COVID-19疫情蔓延的背景下,由于东帝汶2020年国家预算迟迟无法通过,政府公共支出锐减,东帝汶2020年GDP增长率为-6.8%。
(二)国内政局渐趋平稳
历史上,东帝汶曾先后受葡萄牙、荷兰、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殖民或侵占,特别是在被印度尼西亚侵占的20多年间,其基础设施和行政司法体系等发展受到较大影响。在葡萄牙、澳大利亚等国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努力下,独立后的东帝汶采取半总统共和制国家政体,采用国民议会制,政府部门由总理、各部部长和国务秘书组成,总理是政府首脑。国内政党林立,有着不同诉求和纲领,主要有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 (RevolutionaryFront of Independent East Timor)、东帝汶全国重建大会党 (National Congress of Timor LesteReconstruction) 和民主党 (Democratic Party) 等。恢复独立后,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作为第一大党组建首届政府,推进国家政局发展、民族和解和经济重建,但民生问题长期突出,民众不满情绪上升。早在1975年,东帝汶脱离葡萄牙获得独立之初,国内主要政党就各自拥军,有着各自的建国诉求,彼此之间爆发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恢复独立后,东帝汶政府的施政和治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2006年,东帝汶发生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骚乱,澳大利亚组建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协助维持治安,同年组建新政府。2012年7月,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被排除出组建的联合政府,首都帝力再次因新政府组建引发暴力冲突。目前,东帝汶局势趋于稳定,但国内政治僵局依然存在,国民议会在政策和预算等方面仍然存在分歧。2018年,东帝汶总统卢奥洛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稳定的国内政局是东帝汶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国际援助和优惠扶持
2010年,东帝汶政府颁布国家2011—2030年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制定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目标与规划,这对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吸引更多外国投资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东帝汶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东帝汶是亚太地区人均GDP最少的国家之一,严重依赖海外援助,工业基础几乎为零,主要依靠咖啡、檀香木等原材料出口。国内农业发展落后,生产方式还是传统的刀耕火种,国内粮食生产不能自给,还需要面对自然灾害等因素,国际社会每年向东帝汶提供大量的粮食、物资等援助。在国外捐助方面,早在1999年年底,世界银行就首次举行东帝汶捐助国会议,讨论东帝汶财政预算和国家发展战略,并设立由联合国经管的基金作为对东帝汶捐助的渠道。根据东帝汶财政部建立的援助透明度网络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外国援助以提供资金和无偿援助方式为主,累计提供援助额约为27.7亿美元。该平台显示,主要援助方为澳大利亚、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美国国际援助署和欧盟等。根据2012年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普惠制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 方案,东帝汶被列为普惠制第一类国家,在产品关税方面被给予优惠。目前,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欧盟等对原产于东帝汶的绝大多数产品均实行免关税待遇。
四、东帝汶与中国关系特点
(一)地区间的多边平衡外交,积极发展与中国关系
东帝汶的地缘特点决定了其对外关系绕不开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地区大国。东帝汶国土被印度尼西亚诸岛和澳大利亚环绕,在经济体量、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等方面都无法与这两个大国相比 (详见表1)。独立以来,东帝汶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夹缝中谋生存和经济发展,与两国外交关系以寻求安全独立和经济援助为主,依靠发展与两大邻国的友好关系,为自身的经济与社会重建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
Long提出小国外交要善于利用其内生权力 (intrinsic power),即特定的资源 (例如石油天然气) 和地理位置优势 (例如位于重要海上通道)来发展与大国关系”。首先,东帝汶建国后,积极与澳大利亚发展友好关系,寻求澳大利亚提供的经济援助和重建资金贷款,帮助消除国内贫困,同时,共同解决帝汶海划界争议。2002年独立后,东帝汶总统夏纳纳率团首先对澳大利亚进行访问,寻求发展援助。2006年6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对东帝汶进行访问,澳大利亚成为东帝汶最重要的海外援助国。东帝汶与澳大利亚毗邻的帝汶海油气储量丰富,独立后,东帝汶与澳大利亚就帝汶海边界划分和油气开采收益分配等问题进行多次会谈,双方通过协商签署《帝汶海协议》,由澳大利亚提供资金和技术,合作开发帝汶海大东升 (Greater Sunrise) 油气资源。2018年3月,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见证下,东帝汶与澳大利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新的《海上边界条约》,就帝汶海油气资源收益分配达成一致,这标志着两国第一次划定永久海洋边界。
其次,逐步修复与印度尼西亚的双边关系,寻求政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独立后,东帝汶与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首先面临历史恩怨和解和国内经济重建问题。经济上,东帝汶高度依赖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一直是东帝汶的主要外贸伙伴,东帝汶国内日常生活用品、食品等都需要从印度尼西亚购买。为改善两国关系,2006年2月,东帝汶总理夏纳纳在巴厘岛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希洛会晤,两国历史恩怨和解取得了积极进展,随后,两国的陆地边界划分基本完成。目前,东帝汶与印度尼西亚已实现了双方人员往来互免签证。外交上,东帝汶积极寻求成为东盟正式成员国,这就需要印度尼西亚的支持。此外,在防务安全合作方面,东帝汶也需要加强与印度尼西亚的合作以维护边界和国内政局稳定。
东帝汶与中国关系源远流长,早在14世纪,就有中国人来东帝汶进行檀香木贸易,近代“下南洋”时期,两地之间也有频繁的人员往来。历史上,东帝汶和中国澳门同为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地,东帝汶的总督曾由澳门总督兼任,澳门是中国人与东帝汶交往的桥梁。近现代,中国政府对东帝汶人民在争取国家独立中给予支持,1999年成立联合国驻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时,中国第一次向海外派遣民事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2000年9月,中国在帝力设立大使级代表处,2002年,成为第一个承认东帝汶独立的国家。两国建交后,东帝汶与中国双边关系发展良好,政治层面建立互信,经贸人员往来密切,中国为东帝汶提供了经济援助和人员培训,同时,东帝汶在核心利益上均给予中方坚定的支持。东帝汶与中国的双边外交体现了中国外交一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背景下注重建设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
综上所述,东帝汶在与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发展双边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来平衡地区大国影响。从平衡外交的要素看,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通常包括一个小国和两个以上的大国,此类外交着眼于小国的立场和视角,实施国是小国或弱国,实施对象是两个以上的大国或超级大国。国力较弱的国家为保证安全,在国际政治的外交战略上会选择追随(bandwagoning) 的外交政策。东帝汶在处理邻国及中国的多边外交关系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小国外交共性。一是东帝汶的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决定了其不能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选边站队”,而是采取均衡发展以获取安全的外部发展环境和经济援助;二是积极发展与域外大国——中国的关系,多方平衡,开展灵活外交。
(二)推动政治互信和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行务实友好的对华外交政策
按照Long提出的小国权力划分,小国的外交政策成因之一是借助大国的力量发展自身经济,他把这一外交行为称为衍生权力(derivativepower)。摩根索认为,国家核心利益是国家的生存,它包括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内和平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宁等方面。小国的外交策略离不开与域外大国和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因为小国自身实力较弱,外部支持是提高它们外交策略有效性的有利条件。东帝汶的独立过程得益于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及葡萄牙、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支持,不同于大国间的平衡或均势战略,独立后的东帝汶意识到与世界各国发展多边友好外交的重要性,为弥补自身发展条件的“先天不足”,通过多边外交广泛寻求国际援助,迄今已同10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对华外交关系上,东帝汶与中国双边高层往来频繁,东帝汶总统、总理等政府首脑曾多次访华,中国也多次派出副部级以上官员访问东帝汶。纵向来看,不论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如何变化,在不同领导人执政时期,东帝汶与中国始终保持务实友好与政治互信,在各领域开展交流合作。2002年,东帝汶独立当日即与中国政府建交,签署了东帝汶恢复独立后与外国政府的第一份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时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也分别致信祝贺,这标志着东帝汶与中国开启了外交关系新篇章。2003年9月,东帝汶总理阿尔卡蒂里率团访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分别与东帝汶代表团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达成共识。在政治层面上,双边政治互信不断加强,高层交往频繁;经济层面上,双边经贸合作不断发展,开展互利合作,中国对东帝汶基础援建项目得到落实;国际上,两国相互支持配合,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合作。
2014年4月,东帝汶总理夏纳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关于建立睦邻友好、互信互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并签署多项协议、备忘录和意向书。
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不断深化发展,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领域合作,不断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实现了建交以来不同时期领导人的高层会晤成果和两国政府务实的双边外交政策。2019年,中国与东帝汶进出口额均呈现显著增长(详见表2)。东帝汶与中国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具有覆盖面广和合作广泛的特点,包含政治、经贸、能源、农业、医疗卫生教育和防务安全等各个领域。
(三)参与国际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发展经济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国际背景下,东帝汶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组织机构,以此提高国际参与度和话语权,提升国际形象,改善外部发展环境。Long认为小国外交政策的成因是,小国通过集体权力 (collective power)加入国际制度、地区组织以调节国家间关系。Jeanne也将小国外交行为特征归纳为强调国际法和基本准则,尽可能地加入多边机制,低层面参与世界事务,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解决外交问题。比如,为尽快获得东盟的正式成员身份,东帝汶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其决定采取的首个步骤就是努力成为东盟地区论坛成员。此外,据世界贸易组织网站消息,东帝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已于2020年10月1日举行,这标志着东帝汶正式启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截至目前,东帝汶除了加入联合国和联合国相关组织机构,还是葡语国家共同体(CPLP),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集团(ACP),国际金融公司(IFC),美国促进海外投资组织(OPIC),脆弱国家联盟(G7+),南太平洋旅游组织(South Pacific Tourism Organization)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大约有20个国际组织在帝力设立了办事处,为东帝汶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各类平台。
在借助国际组织发展与中国双边关系来看,东帝汶首先是通过中国一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简称“中葡论坛”)来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葡萄牙语为东帝汶官方语言之一,早在2002年8月,东帝汶便以葡语国家身份加入葡语国家共同体。葡语国家共同体是全球8个葡语国家间基于历史和文化纽带,加强跨区域合作的一个国际组织。2003年10月,中葡论坛在中国澳门创立,其平台作用开始发挥。中葡论坛是一个以经贸促进与发展为主题的非政治性政府间多边经贸合作机制,旨在发挥中国澳门联系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平台作用,加强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经贸交流。东帝汶以此为经贸、人文合作交流平台,以中国澳门为桥梁积极拓展平台优势发展对华经贸,推介东帝汶国内资源吸引中国企业投资。2013年6月,作为葡语国家共同体的成员国,东帝汶举办了中葡论坛10周年年会,这为东帝汶提供了国际交流平台。2016年10月,东帝汶国务部部长赴中国澳门出席中葡论坛第5届部长级会议,进一步发挥了中葡论坛在中国与东帝汶经贸关系中的推动作用。2020年,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为帮助葡语国家共同抗击疫情,中葡论坛进一步致力于发挥中国澳门的平台作用,中国政府联合澳门中国企业协会、澳门葡语系国家区域酒类及食品联合商会等机构向东帝汶捐赠防护物资,充分发挥了平台的作用与价值。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合作在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方面成绩斐然,这显示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和信任,也彰显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巨大吸引力。东帝汶利用其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两大洋的地缘优势,驳斥了所谓的“中资威胁论”,以积极姿态融入中国政府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小国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更加依赖一个国际组织体系,渴望寻求合作发展,作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一带一路”的重要沿线国家,在各个领域的经济投资中,东帝汶大力与中国开展合作。最著名的有中国参与的“一网”“一路””一港”项目建设,即东帝汶国家电网、苏艾高速公路和蒂坝港项目。这些项目是中国与东帝汶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建成后,蒂坝港将与苏艾高速公路一起,支撑起东帝汶的油气开发计划。随着2017年东帝汶加入由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成为其中一员,“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帝汶落地。同年,东帝汶政府由夏纳纳率领代表团参加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东帝汶通过积极参与中葡论坛和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合作投资项目和资金,积极推动大型项目开发,提高了本国基础设施水平。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东帝汶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劳务合作伙伴。
同时,在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东帝汶与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人文科技交流合作得以深化。中国为东帝汶提供了农业技术培训,开展医疗援助,免费提供留学人员赴中国学习的机会,加强安全警务及生态环保等各领域合作,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2019年,中国湖南省与东帝汶马纳图托区签署省级国际友好城市协议,东帝汶帝力市也与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深圳市商签缔结友好城市协议。到东帝汶投资的中国企业日益增多,涉足基础设施、农业和贸易等多个领域,目前,在东帝汶从事承包工程的中国大中型国有企业约有20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东帝汶经济社会重建的需要,也推动中国与东帝汶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结语
东帝汶的小国外交受自身实力和地区大国的影响,在对外关系中往往寻求与大国合作,寻求在大国博弈中获得发展机遇,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提高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此外,东帝汶的小国外交具有依赖性特点,除了开展多边合作保障主权安全,也积极寻求国际投资和经济援助,改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局面。所以,东帝汶在与大国的多边外交中没有采取选边(sides-taking) 或骑墙 (fence-straddling) 策略。东帝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体现了当今小国与大国外交的典范,体现出中国在构建国际政治新格局中发挥的作用,也折射出中国特色新型大国外交的特点,即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把经贸关系作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动力,增强相互认同,实现平等互惠与合作共赢。最后,中国与东帝汶双边睦邻友好关系是建立在政治互信、互惠互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的,东帝汶依托与中国现有的区域合作平台——中葡论坛及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优势,未来两国的双边关系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与发展空间。
KS丨编辑
HQ丨编审
东南亚学人丨来源
东南亚学人丨图源
陈道彬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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