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城市,多年以来都以实现了“居者有其屋”而闻名世界。但在这座城市不为人所瞩目的地方,仍有不少无家可归的人们到处漂泊。
据2019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调查数据表明,新加坡已经有大约一千多名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光是兀兰区域的街道便可看到20多名流浪者。他们大多靠着路人们的施舍,借用着街道边的公共卫生间及充电站,缄默无语地生活着。每当夜幕低垂时,都能看到他们熟悉地寻找“属于”自己的角落或长椅,以天为被、以地为床,进入睡眠模式。
但街道并不是流浪者们唯一的“归宿”,被誉为全世界最美机场的樟宜机场同样也是。
一名大姐,她是机场出了名的“钉子户”。8年前,四十多岁的她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为了周转家中难以为继的经济,她决定把淡滨尼的三房式组屋租出去,而自己就选择了“寄宿”在机场里。
63岁的约翰(非真名)曾是一名移民到美国的生意人,当时家庭十分富足。但因中风两次,他的身体和生意每况愈下。为了不连累还在念书的女儿,他选择卖掉所有的房产,独自一人回到新加坡。最后,没有房产的他只能选择住在了机场。但幸运的是,由于他时常需要去医院购买中风药,他的情况很快被医护人员知道了。在他们的帮助下,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了解到了此事,并邀请他入住收容所。
有这样一件事情可能会让大家都比较震惊,甚至难以接受。但确实,就在去年,人们在新加坡蔡厝港的森林里发现了一名卖菜的老人。据了解,老人已经在山野之间生活了30多年。在这期间,他独自一人住在帐篷里,靠贩卖自己种植的蔬菜为生。
其实老人也有妻女,但她们远在印尼。再加上老人向来报喜不报忧,即使自己的生活已十分拮据,也仍然坚持每个月给家人寄生活费,所以她们对他的处境全然不知。
在老人被发现后,他先搬进侄媳家暂住,后由新加坡政府帮助他申请蔡厝港的租赁组屋。闻讯而来的民众也热心地伸出援手,支持老人的生活。
据调查,一千多名无家可归人群中,有47%处在待业状态,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即使有工作,也是保安、清洁等薪资低的职业,平均每月仅有1400新币。连三餐温饱都无法保证,更别说是要出额外的薪资租房了。
其次,约37%的人称他们露宿街头是因不和睦的家庭关系。而有27%的人则表明是因房款及贷款过于昂贵。他们无力支付,只能选择将房子卖掉。
2019年,新冠病毒来势汹汹。受疫情影响,许多有工作的流浪者被长期停职或直接失业。外加上各个公共区域,如小贩中心、公共卫生间等逐一被政府封锁,他们的居住环境受到大幅度地压缩。这些种种让流浪者难以维持个人卫生,同时也将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新冠病毒前。
另外,因他们的卫生及健康问题,他们的存在已带给路人们不少的压力。
早在2019年7月(疫情爆发前),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便已启动了一项名为“PEERS”(Partners Engaging and Empowering Rough Sleepers) 的计划,意图将社区团体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和其他政府机构聚集在一起,携手为街头露宿者提供援助。但起初,只有200多名流浪者愿意接受该计划的帮助。
然而,在疫情爆发后,接受该计划援助的流浪者直接激增到1000多名,增长了四倍有余。
对于流浪问题,社会专家给出的解决办法是降低组屋租赁的要求标准,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能够安心住进一间属于自己的组屋。
但居者有其屋,并不是给每个居民一个住所那么简单。这更多是关乎于每个人的尊严。大家都想鲜活且真实地生活在这片土地。政府应该给予他们选择的权利和自由——无论是遵循自由至上反叛主义的流浪精神,还是选择安家落户过一个健健康康平凡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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