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我为啥不慌呢？
作为一个在医院临床一线工作了快13年的“老人”，作为一个在工作环境里曾经被传染上甲型流感和老冠状病毒的人，照道理在这个新冠状病毒肆虐的季节，我应该慌张才对。但我仔细静下心来想了想，我的情绪似乎比公众号留言里看到的大多数人还要稳定，这是为什么呢？
先来说说我之前被传染上甲型流感和老冠状病毒的经历吧，两次都是我跟病人近距离接触给染上的。
甲型流感那次是因为我被派去跟病人谈临床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当时她并没有明显的感冒症状，于是我也就在小于半米内的距离内跟她谈了不到半小时，接着第二天我就出现了流鼻涕等感冒症状。事后由于工作需要去看这个病人的病历，发现病人跟我谈完话的第二天就因为确诊甲流转去隔离病房了，于是我的症状有了一个最好的解释……之后我因为甲流难受了一周多。
老冠状病毒那次也是我与已经在咳嗽的老人近距离谈话，当时他戴了简单的口罩，但是戴的并不严密，我虽然在谈话过程中有刻意跟他保持距离，但是两天后也出现了发烧，重度乏力，一过性的皮疹等症状，后来我去感染科门诊（之前因为发皮疹，去急诊做了个登革热的快速筛查呈阳性）做了咽拭子才确诊是冠状病毒HCOV-OC43。不得不说，哪怕是最常见的一种冠状病毒，最难受的那几天，其难受程度绝不亚于登革热。而且哪怕我一周后已经基本没症状了，感染科的医生还是担心我会有传染性，将我的病假多延长了几天，不让我接触病人。
所以从上述的经历来看，我应该比不在医院工作的人有高得多的被传染风险，尤其是我们医院已经收治了4名确诊病人，其中还包括1名本院行政人员的前提下。但是，我却非常的笃定，这并不是什么佛系或者放弃，而是有原因的，具体原因如下：
一，正如美国著名科学记者、普利兹获奖者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近日在访谈节目中所提到的，她说自己在SARS之后每次回到新加坡，都会看到新加坡医院对传染病的控制系统有进步，而这也是我所观察到的。
记得前几天李显龙总理讲话中提到2009年H1N1的时候也曾经将防卫等级提高到橙色时，我是一脸懵逼的，在我印象中，当时我的日常工作并没有因为提高到橙色还有明显差别。而现在呢？在政府宣布提高防卫等级的一周前，大家就未雨绸缪的提前准备万一进入橙色级别时的工作预案。当预警级别还是黄色时，我带母亲去医院做例行检查，平时喧喧嚷嚷的门诊大厅冷清了许多，而且门诊两端设置了护士站，对于每位来访者都进行旅行史、健康状况的询问和筛查。
而当政府宣布橙色级别后，安保部门迅速在医院多处设置路障和体温监测点等，对人群进行分流，并减少住院病人的访客人数，以及限制门诊病人的陪同人数（作为病人家属，我也接到了医院的短信告知复诊时陪同人数只能是一人）。而医生和一线工作人员也分成了两组，将绝大部分会议改成了远程模式，以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虽然切换到全新的工作模式大家有一些慌乱，但是大致上秩序井然。
这一切都与2009年时截然不同，让我感受到了抗击疫情前线做足了充分准备。而这次的准备也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来得更加充分，所有人都在经验中成长和学习。
（用于分流的路障）
（清晰的指示牌，告诉公众橙色警戒期间的各种特殊要求）
二，在新冠状病毒爆发后，新加坡的官方网站每日更新和新冠状病毒有关病人的情况，还非常详细的列出了每位病人的接触史，以及曾经去过的地方，对于找不到明确接触史的病人情况也不加以隐瞒，如实告知。政府也充分利用了即时通讯软件，为那些订阅了信息的人在WhatsApp上及时推送有关病毒的最新信息以及辟谣。虽说社交媒体上还是不可避免的谣言满天飞，但政府的这一举措无疑给民众提供了一个及时和可信赖的信息渠道，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而我对政府官方渠道信息的信任也不是没来由的空穴来风，而是来自于过去近二十年来亲眼看到政府应对各种天灾人祸时的公开透明而一点点累积下来的。
我所工作的医院也每天就新冠状病毒的情况群发邮件进行更新。本院有一名行政人员确诊的那天更是连续出了三封邮件，详细解释了我院对此采取的各种措施：包括对特定区域的消杀，包括指导可能受到影响的员工应该怎么做等等。同时，一切的信息披露都以保护病人隐私为大前提，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该名员工所在部门，工作楼层等具体信息。毕竟被感染并非她所愿，我们也不应该因为有人被感染而对其有所歧视。
医院除了每天出邮件更新有关新冠病毒的最新信息，还给每位员工贴心的发了一小瓶免洗洗手液，叮嘱大家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订阅政府官方渠道信息的页面）
三，政府与行业内专业人士携手合作，共同制定应对措施。一周前，四位私人医生联名写信建议新加坡应该全民戴口罩，以及减少不必要的接触。卫生部很快就派出医疗服务主任对此进行回应，而医疗服务主任本身就是一名资深医生，而另一位受访时指出“呼吁全民戴口罩”说法不够充分的Hsu Li Yang副教授也是非常资深的感染科医生，他的专业研究领域就是传染病和耐药细菌。他们并不是唯二加入到防疫团队的专家，例如新加坡国大医院这次带领应对疫情的Fisher Dale Andrew教授，不仅是传染病方面的专家，本人还兼任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爆发报警与响应网络的主席。这就好像打NBA派出了一个全明星阵容，每个人都能独当一面，联合起来更加所向披靡，政府在这些世界顶级专家的指导下怎能不作出最合理优化的选择呢？
(Hsu Li Yang副教授，截图来自于机构网页）
（Dale A Fisher教授，截图来自于机构网页）
（目前志愿者正在积极帮忙协调湖北省外医疗资源，希望这位小朋友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四，法制化管理，严厉执法。早在SARS期间，在新加坡违反隔离令的人就面临最高1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5万元）的罚款或最长六个月监禁，或者罚款并监禁的严厉处罚，这次政府同样采用了同样的处罚。而对于违反法律的外国人，则将面临签证被取消的风险。这样的法律并不是说说玩玩而已，目前政府已经吊销了多名违反规定外籍员工的工作准证，并永久禁止他们在新加坡工作，就连雇主也被限制2年内不得申请外籍员工签证。为了更好地追踪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卫生部共设有7个专业团队负责追踪，就连新加坡警察和民防部队也加入其中，团队分成两班制，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一个星期7天都在进行追踪。网上也有不少人写了自己居家隔离时的经历，从中充分体现了政府的认真严谨（居家隔离经历分享）。
综上所述，这一次新冠肺炎爆发，我的心态甚至比之前自己得登革热时还要淡定。因为我相信，政府公布的每一个政策背后都有足够的数据和理论支持，绝不是拍脑门出来的灵光一现，而政府也充分考虑到了各种可能性以及做好了相应的应对措施。新加坡不会让2003年SARS的悲剧再次重演，新加坡也不会让武汉的灾难在本地重现。
（做好有效防护的本地医生在检查病人，来自于机构Facebook网页）
(文：baby-兔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