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作栋征战大选多年，“消失”多年的安顺选区成了他选举生涯中长达39年的痛。他的搭档林子安用”从没想过”来形容1981年安顺区补选败落的结果。这场惊心的角逐究竟发生了什么？多年后，吴作栋做了这样的回忆复盘…….
2011年全国大选，在马林百列这个拥有多个议席的霸型选区，当各个分区的计票结果开始从四面八方相继涌入，吴作栋的情绪越发下沉。他所听到的数据并不是自己所一贯熟悉的。他率领的人民行动党五人团队正面迎战国民团结党，虽然执政党的原任议员团队持续领先，但领先的幅度比预期小得多。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在选举中往往能以压倒性优势胜出，而马林百列总能以更高于全国平均数的支持率独占鳌头。这一区堪称吴作栋手中固若磐石的铁票仓，乃至1997年、2001年、2006年一连三届大选都没有在野党敢涉足这一区下战书。马林百列选民上一次投票是在1992年的一次补选，吴作栋团队面对四角战缠斗，以72%支持率高票当选。在更早一年1991年全国大选，成绩更是耀眼，得票率高达77.2%。但2011年，局面很不一样。
吴作栋团队引进了27岁的政坛新人陈佩玲，岂料这位执政党新候选人因为社交媒体上的一张与名牌包包合照的自拍相在网上疯传，受尽冷嘲热讽，成为众矢之的，被网民狠批为幼稚无脑、不知民间疾苦，迅速成了选民对执政党不满情绪的体现。大选进入倒数时刻，有人甚至在脸书上发起“拒绝让陈佩玲进入国会！”的主题专页，累积了至少4万4000个“赞”，点赞人数甚至超越了吴作栋的脸书页面“马林百列人”。
让行动党雪上加霜的是，竞选马林百列集选区的国民团结党候选人当中也出现了一张比陈佩玲更年轻的清新脸孔，而这个女孩偏偏看似具备了一切陈佩玲所欠缺的条件。她就是年仅24岁的广告执行人员佘雪玲。佘雪玲外型亮眼、深具个人魅力，且能言善道，论人气，马上就把陈佩玲给压了下去。吴作栋在选后也承认这一点。他告诉媒体：“她的沟通能力很强，演说特别能打动年轻人……我能感觉到支持她的人不少。”他的直觉没错。陈佩玲佘雪玲之间的对比抢占了马林百列集选区选战的焦点。选举结果揭晓，让好多人大跌眼镜：吴作栋团队只获得56.6%选票，低于全国平均得票率60.1%——而这已是人民行动党创党以来的历史新低。
▲佘雪玲
这个结果让吴作栋元气大伤。而就在那一瞬间，他的思绪飞回到整整三十年前新加坡政治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件。“2011年的那一刻，我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安顺区。”他在为此书接受访问时有感而发。他说的是1981年的一场补选。“2011年的选举结果加深了安顺补选给我的第一次教训：无论过去的政绩和选情有多好，凡事都不会是理所当然的；任何时候都必须为不可预见的情况做好准备。我从未料到自己身为前总理也会差点输掉整个集选区。可是偏偏陈佩玲和佘雪玲出现了……我们的支持率一下子下降到56%。关键不在于你有多得民心、能力有多强，或者你能为人民做些什么、付出多少。一张新面孔出现，人们就有了攻击的新目标。选举到头来竟成了陈佩玲佘雪玲之争。可是政治就是这么一回事。”
吴作栋经历最为严峻的那一场政治洗礼，就发生于1981年新加坡南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选区内，称为“安顺区”。安顺区紧挨着的是李光耀的政治基地丹戎巴葛区。时过境迁，安顺区虽说早已在选区划分版图上消失了，可是“安顺”这个名称已然深烙为一个醒目的标志，时时提醒着执政党和在野党，即便在相对刻板单调的新加坡选举政治世界里，不可预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于安顺区补选的历史记载，毫无意外地大多着重于工人党已故领袖惹耶勒南如何在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逆势而起成功当选，因为惹耶一举终结了建国以来行动党完全垄断国会的局面。相比之下，在这场补选中失败的一方并未获得媒体舆论的太多关注，尤其是吴作栋在这场败选中所扮演的角色。三十多年下来，他当年曾参与安顺补选一事也早已淡出公众的记忆。
然而，吴作栋坦言，当年的那一场选战不光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形塑了他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敏感度。“要说是什么影响和形塑了现在的自己，通常很难给出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他说着，眉宇间的皱纹开始绷紧了。“就像是成长经历——你究竟在哪个阶段长大成人？你很难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在哪个阶段从男孩变成男人。但是你会发现，自己的想法突然在一夜间有所改变；而必定会有哪些经历让你有了这样的改变。安顺补选事件加速形塑了我的想法——我的定位是什么？我究竟是谁？这肯定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次历练。”
在这之前，大概没人料到安顺区补选对吴作栋会起着什么影响——这不过又是一场补选，没有任何明显的特殊或不利之处需要执政党多操一份心的。吴作栋说：“选情是平静的，我们肯定胜出，完全没问题。”对所向无敌的人民行动党来说，那个年代的补选近乎是零风险的政治活动，举行补选纯粹只为领导层更新，也借机探测民意。安顺区当然也一样，原任议员蒂凡那[1]深得民心，因为获提名出任国家总统而不得不辞去国会议员一职；蒂凡那也卸下他在全国职工总会的领导重责，交棒给林子安。吴作栋形容：“这是领导层更新的步骤之一。”换言之，安顺区补选和之前在1970年代举行的四场补选没什么两样，也毫无独特之处。
安顺补选由吴作栋领军统筹，人民行动党推出的候选人是政坛新人冯金兴。虽说陈庆炎在党内排位已超越吴作栋，跃升为第一助理秘书长，但吴作栋却出乎意料地获得李光耀委以重任，继续负责领导并组织补选竞选活动。从旁协助吴作栋的还是林子安；这对好搭档在1979年补选中初试啼声，获得佳绩，随之于1980年全国大选中再次印证这个双人组合的组织实力。两人信心满满地启动了安顺竞选活动，寻求三度漂亮胜出。1980年的全国大选中，蒂凡那在这一区拿下高达84.1%得票率，远远超出行动党77.7%的全国平均得票率。“1980年我们胜得相当轻松，所以大家当下根本毫无危机感。”吴作栋这么说；他当时的政治职务是卫生部长。他接着补充说：“安顺区原任议员蒂凡那即将就任国家总统，大家都合理推测安顺区选民对于自己的原任议员当上总统，应该会感到非常自豪。所以这场补选根本不带任何焦虑感或危机感。我只是照章行事完成任务，负责组织协调，确保最终打赢选战。光是组织并不足够，必须能组织而后能胜出。但必须说，知道原任奠下了多达三十四个百分点的缓冲优势，的确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林子安也同意这个说法；问及局势后来的演变在当时可曾流露出任何蛛丝马迹，他说：“完全没想到。从没想过。”
岂料竞选活动开跑后，吴作栋和林子安开始觉察到基层形势不大对劲。吴作栋忆述：“必须坦白地说，我之前不曾摸清当地选民的情绪，是到了提名日以后，所有蛛丝马迹统统显现出来。”问题直透行动党基地核心，让当时的党支部乱了阵脚。当蒂凡那在1979年当选安顺区议员后，身边的大批工会支持者也追随他加入了安顺区党支部，而党支部原有的老干部大多在那个时候选择离开。两年后，蒂凡那辞去安顺区议员身份、入驻总统府，他的支持者也纷纷撤出安顺，使党支部陷入真空状态。支部秘书王雅兴力劝旧党员回巢。“但热忱已是大不相同了。”吴作栋叹了一口气说。“他们并不认识冯金兴，而冯金兴也带进了自己的人马。换句话说，我们发现，党支部并未能团结一心应付这场选战。”
▲1981年安顺区补选，行动党意外落败。图源：星洲日报
更糟的是，行动党安顺区候选人冯金兴似乎与基层群众脱节。他出身显赫，是行动党元老级人物林金山的外甥。冯金兴当时不过是32岁的年轻经理，但行动党决定安排他上阵，对此林金山本人也抱有疑虑。“林金山本人对于冯金兴是有所保留的。他说冯金兴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阿舍囝’。”吴作栋引用福建话的常用语。“他适合参选吗？这些都讨论过的。可是党秘书长李光耀认为他是个合适的人选。”吴作栋回忆起面试时候的印象说，这位候选人“形象讨喜，表现自信，能言善道”。他也有国民服役经验，而李光耀正是希望推举一位具备这种经验的候选人，借此展示行动党对国民服役制度的支持。
然而，选战一开打，冯金兴形象上的弱点就暴露无遗——情况跟2011年的陈佩玲相似；在这个以劳动阶层为主的选区，吃力地争取选民的认同。“冯金兴总会乘坐大汽车到来，而他那一身穿着，就是格格不入。你是个富家子，就连走起路来也跟别人有些不一样。”吴作栋形容，有些懊悔地苦笑着。冯金兴也带来自己的人马助选，全是衣着光鲜的专业人士。王雅兴说：“他们都是开着捷豹轿车来的。”安顺区的行动党助选团队犹如一盘散沙，可是他们面对的对手却是令人生畏的工人党领袖惹耶勒南。惹耶也是个气场超强的演说家，这一点也像极了30年后出现在马林百列区的佘雪玲。“我一看到佘雪玲，就联想到惹耶勒南，两人的口才都非常好。”吴作栋说道。“而陈佩玲则让我想起了冯金兴。”
这次补选其实是一场三角战，但第三位候选人夏万星一开始就被选民早早淘汰了。形势再清楚不过：行动党的最大劲敌还是惹耶勒南。这位在英国留学的执业律师兼前法官两年前也曾在毗邻的直落布兰雅区两次参选，均以微差落败。1980年大选，他挑战行动党对手，还能取得近47%支持率，是在野党候选人在选举中所取得的最佳成绩。
投入安顺区选战时，惹耶勒南已经历过五场失败的选举，堪称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将，也已俨然是岛内名气最大的在野政治人物。在吴作栋看来，是惹耶勒南的个人因素促成了安顺区的补选结果：“他总有办法展现自己能凝聚（选民）的疏离感，为民怨发声。”话虽如此，竞选活动刚开始时，无论惹耶勒南或是吴作栋，都无法预见到前者在安顺区能掀起如此巨浪。事实上，惹耶勒南的支持者甚至曾劝请他放弃参选，理由是安顺区是行动党票仓，根本毫无胜算。吴作栋其实也有同感，他在记者会上告诉媒体：“我不认为惹耶勒南先生会有任何胜出的机会。”
岂料，九天的竞选期爆出了两大关键议题：住屋、交通，最终翻转了吴作栋对选情的预测。首先，安顺区的住屋问题让选民觉得焦虑。肇因为安顺区内一个称为“布莱坪”的地段必须清空铲平，以兴建新的集装箱港口设施，意味着原来安置于这个地段那九座专为新加坡港务局员工而设的组屋必须拆除。而这九座组屋住着逾千名以短期租约居住的港务局员工与其他工友，他们全都已在较早前收到搬迁令。这些人要求优先获配新组屋，却遭到拒绝，被告知只能加入轮候名单跟10万名其他组屋申请者一起轮候新组屋。王雅兴说：“这组人怨气最大。1000名员工加上他们的另一半，那就是2000张选票了。”这就相当于13%选票。林子安补充说，冯金兴又正好与当时的港务局主席林金山有亲戚关系，这就使布莱坪事件犹如火上加油般延烧起来。工友们当时的想法是：“你赶我走，我很不高兴。而你现在居然还派了港务局主席的人到这里坐镇……天哪！我一定要把握这个大好机会来表达我的不满！”
不光是布莱坪，安顺区其他地方也同样面对住屋问题。有不少新居民是刚从毗邻李光耀选区内的达士敦坪新迁入安顺区，他们在购买新组屋时受到物价上涨影响，都以高价买入，有些甚至高出三成五。吴作栋说明：“在过去，我们会定期统一调高全岛的组屋价格，由政府操作，而不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就是，组屋什么时候起价，由政府决定。”毗邻的中峇鲁选区议员庄日昆指出中，即便如此，行动党内仍有不少人相信，安顺区这些新居民的选票会是囊中之物。他说：“他们认定这些居民仍处于新房入伙蜜月期，而且他们过去在丹戎巴葛区曾经是李光耀的坚定支持者，如今搬到安顺区也一样会投票支持行动党。可是，他们的确是付出了高价买房，而且如今投票的对象已不再是李光耀！”
第二个导火线是，竞选期间，《海峡时报》在封面头版刊登了一则有关新一轮巴士车资上涨的报道，这家全国大报的交通专线记者从新加坡巴士公司探听到这则独家内幕消息。[2]尽管政府事后否认这项消息，但为时已晚；那个时候安顺区选民都在议论生活费上涨的课题，巴士车资起价的报道正好与之吻合，结果惹恼了选民。吴作栋说：“我们当然跳起来！经过查证，根本没打算调高巴士车资。他们（《海峡时报》）是在操弄政治。他们说：‘噢，我们听说巴士车资会起价。’你总不成只因为听说巴士车资起价就把巴士车资上涨当头条报道吧？所以，我们火了。不过在那个阶段，没必要向李光耀报告。这并不是我和子安的作风。你要我们统筹竞选工作，我们就负责到底。我们得向人们澄清这个消息并不属实。《海峡时报》后来刊登了一则更正启事。但已经太迟了。而且更正启事只是小小的几行字，而且字型大小还是小到不能在小的那种。”针对这则报道，《海峡时报》前总编辑张业成在自己的回忆录《言论界限——我的〈海峡时报〉故事》一书中曾经稍作反驳：“后来，总理（李光耀）在总结分析败选原因时，曾透露新加坡巴士公司确实有意要调高车资，不过让政府压下了。”他如此写道。“我们的记者并非完全错误……”[3]
尽管行动党看似大难临头，吴作栋还是不认为行动党会败选。行动党当年正处在极端乐观的大好时代里，选举对这个政党来说就等于是一个接一个持续不断的胜选谢票游行。竞选期中途，吴作栋与林子安、王雅兴和庄日昆进行交流，分享各自对基层民情的体察与解读。四人都预测行动党的得票率较之蒂凡那84%的得票率会大幅下降，但大家还是认定行动党必胜。吴作栋和林子安预测得票率会介于55%至60%，庄日昆估计至少55%。王雅兴最为悲观，他预测支持率会跌破55%。“但即使是他，散会前我再问：我们能不能赢？他认真思索了一番后说：能赢！”吴作栋说道。根本没人预料到会败选。林子安说：“我们都不认为情况会严重到让我们会失掉议席。我当时的感觉是，人们终究还是会选党不选人。”吴作栋向李光耀汇报了同事们的意见：“他问我什么情况，我说，是有一些小问题。他再问：‘我们能赢吗？’我说是。‘肯定吗？’我说是。我告诉他，这其实不光是我的观察，还问过其他人的。他说好，只要能胜出就好。”
然而，行动党的选情却急转直下，居民的冷漠和疏离逐渐演变为公开宣泄不满情绪甚至挑衅。林子安回忆说：“有居民看到我们来就大力把门关上，我和作栋都吃了不少闭门羹。”吴作栋则说，行动党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有居民从周围的组屋扔下垃圾。“有一回正在演讲，突然听见‘叭哴’一声巨响，有人从高楼丢下一包炒粿条，居然还有空铁罐。还有空的饼干铁罐。情况堪忧。”群众大会反应很冷清，他也说得很白：“出席的可能大多是自己的朋友。我学着李光耀的做法，刻意走到台侧观察。有时会去得稍迟，从场子后面进来，穿过群众感受一下气氛。这时候我会发现好多人蹲着聊天，根本没兴趣听台上的人在说些什么。”
到了10月31日投票日当天，白衣人阵营残留的任何一丝希望也荡然无存了。“我们走出投票站时，人们跟我们没有任何眼神交集，就只是一味地快步擦身而去。接收到这些点点滴滴的信息，我们感觉到这场仗恐怕是要输掉了。”吴作栋忆起当时的情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估计情势会是五五开。最多只能是险胜。”李光耀也得到了情报，却并非来自吴作栋。他近中午时分打了通电话给王雅兴，要他据实报告。王雅兴掌握了红山一带卜基（非法赌档）的赔率情报，他说：“我坦白告诉他我们的胜算只剩五成，胜负差距不会超出千票。他问我还有机会翻盘吗？我说我会尽力。”对于李光耀的从旁勘察，吴作栋并不感到意外：“他私下向雅兴和日昆打探选情，我并不意外。我之前也说过了，相信，但也须查证。他会查证。”
无论如何，一切都太迟了。当晚，吴作栋领着行动党的一支小团队到安顺路上颜永成中学计票中心等待选举结果揭晓，那里早已挤满了人，工人党支持者的人数以三对一的比例远远超过行动党支持者。庄日昆形容，当时的场面相当紧张。“如果工人党没胜，很可能就会发生流血冲突了。他们的支持者手中的旗杆全是尖头的，暴动一触即发。”吴作栋说当晚的气氛极度紧绷。“毕竟是补选，行动党支持者来的并不多，我们站在后方边上，对方阵营占据了前方。”当年没有手机，两方支持者只能耐心等待成绩揭晓。吴作栋说：“里面的情形究竟怎么样，外头的人是毫无头绪的。不像现在，人人有手机，可以时时通过短信互通消息。”
深夜10时53分，补选结果公布：
夏万星：131票
惹耶勒南：7012票
冯金兴：6359票
现场欢呼雷动，淹没了扩音机传出的成绩报告。历史在此刻改写了。人民行动党在同一个选区的支持度，短短十个月内骤降了足足三十七个百分点，堪称新加坡独立史上最戏剧性的一次选情大逆转。冯金兴想上台发言，却被群众轰下了台，这位自1965年以来行动党首位吃败仗的候选人灰头土脸地悻悻然离场。颜永成中学这一晚的情景成了吴作栋多年的梦魇。“噢，现场是一片欢腾！可是并不是我们这一边。”说着，他侧着头坠入了回忆深渊。“群众都在高喊：‘惹耶！惹耶！’每一次有巴士经过，都会有人追着巴士跑，边跑边喊：‘惹耶！惹耶！惹耶赢了！’群情激昂。而行驶中的巴士也会鸣笛回应。有些刚巧经过的车子听见了也会鸣笛同庆。”问他，民众为行动党的挫败展现这等欣喜若狂的反应，他看在眼里，心中是什么样一种滋味，他回说：“唔……就是凄凉。”
而他的煎熬仍未结束。保镖告诉他，李光耀要找他谈谈。当年没有手机，附近的商店也全打烊了，他得步行超过一公里回到行动党安顺支部。他脚步飞快，脑海中只想着一件事：“要怎么跟李先生交代呢？”电话接通了，李光耀问他怎么回事。“我的回答是：我们输了。”他说道。“我提出了几个之所以落败的理由。我说我们并没有料到会输，但是结果显然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继续寻找各种借口是毫无意义的。我不怪任何人，也没说是候选人表现差劲，我们就是输了——就是时机不对吧。也并不是冯金兴的错。表象底下其实暗流汹涌，人们心里埋着不满和怨气，只是我们没觉察罢了。李先生说，没事。他问起冯金兴，我说他们全在里头，看起来还好。他并没有生气。那种时刻，你才真正见识到什么是领导人的真正风范——木已成舟，接下来该何去何从？你要继续往前看。”
问：补选结果揭晓后，您跟李光耀讨论了些什么？
答：事后检讨。就是这样才能从失败中学习。很简短地进行了事后剖析，败选的理由大家其实都心里有数。但整个基调是前瞻性的。我们都学到了一点：失去的就是失去了。我们召开了一次全体国会议员大会，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接下来在安顺区应该怎么做？我们是继续管理安顺区的民众联络所吗？还是让惹耶勒南接手管理？我觉得理应交给惹耶来管理，许多年轻议员也有同样想法。我认为应该公平行事——他赢得了议席，所以区内的一切都该而由他接管。民众联络所也属于安顺区所有，理应转交给他。英国国会的规则不就是这样——接受选举结果，与对方握个手，给他写封祝贺信等等。这是年轻一代议员的想法。
李光耀并未斥责我们，不过他问了老将们怎么看这件事。他们说不，我们不可能交出联络所，这是我们的基地。联络所一旦由他接管，他就有了扎根的平台，我们从此就再也难以收复失地了。这绝对不成。所以你就学到了个中道理。那，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堂堂正正地继续留守联络所？联络所属于政府设施，你不会把政府设施交给反对党管理。我们这批年轻人很天真地以为联络所是隶属于选区的单位，所以认为理应由当选议员接管。老一辈议员则说：不行。
问：这个道理也一并适用于人民协会属下的所有其他单位如居民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吗？
答：没错，这些全是隶属于政府的单位。可是你也得公平行事。任何人只要愿意推动政府的政策和计划，就可以使用居委会和联络所。但是这些单位不能用来推动政党政治。反对党不可能来推动政府政策，而我们却会这么做。如今这些规则变得越来越清楚了。因为在最初阶段，我们都会一身白衣白裤走进联络所。可是一旦反对党进来了，我们就必须严守规矩了。我们制定了一套公正的行为准则：禁止任何人穿着白衣白裤走进联络所。起初我对此很不满，告诉他们我偏要找来一个莱佛士书院的男生[4]走进联络所，看你能拿他怎么样！可是哪怕我们再不便再不悦，人民协会还是必须严格执行这些条例。
问：所以人民协会与人民行动党政党分离，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自此就成了常态？
答：是的。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区分政府与政党。我们没把民众联络所转交给惹耶勒南是正当合理的，因为联络所属政府所有。同样的道理，也不能将联络所交给人民行动党管理，这个不妥当。必须一视同仁，公平处理。
问：后来您当上总理，也没觉得有必要对此作出改变？
答：不。这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背后的理据是：这些设施单位属于政府所有。你身为政府职员，也就必须严格遵守规则条例，才不会给敌对阵营落下话柄。你留意到了吗？我们的基层活动的宣传布条都不能以议员身份署名，只能打上“基层组织顾问”字样。因为如果议员可以用这些设施，那在后港[5]，反对党也可以使用了。所以我们说不行，只有基层组织顾问可以使用这些设施。你说这不公平，我说这很公平啊。
问：您会认为这个做法形同于你们对“忠诚的在野党”其实并无概念吗？
答：我们有啊。但怎么可以允许反对党接管政府设施？这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这可是政府单位。
问：我想，这个问题还可从另一个角度看：所有国会议员，无论在野党执政党，都属于这个体制。国会里有了来自不同政党的议员，国家才能受益。在野党议员也和执政党议员一样，共同隶属于这个体制。所以，当在野党候选人在选举中成功当选，政府理应给予他们相同的待遇，毕竟在野党议员的存在同样有利于整个国家。
答：你投入一场公平的选战争取胜利，而所得的战利品……只要能保住，就一定要力保。如果保不住，就合法地交出去。我们当年如果把安顺区的民众联络所交出去，那建屋局分局也要交出去；万一我们失去更多选区，我们就得向对方，也就是阿裕尼[6]和后港，送出越来越多的战利品。关键在于维持公平原则和统一标准。市镇理事会，我们交出去了。你不能说市镇会也属于政府。就市镇会而言，谁当选谁就接管。而我们知道他们会利用市镇会招聘人手、建立实力。市镇会雇员多半都会成为政党的忠实支持者，因为如果政党输了选举，他们也会丢失工作。这是一把双刃剑。所以，反对党市镇会的员工支持工人党的程度会比我们的市镇会员工支持行动党来得更甚。
问：这是很精明务实的政治手段。是您所经历的政治教育教会您的？
答：是的，全都得学上来。起初，你会有点天真，光是靠着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希望把这些理论付诸实践。但真正深入政治沙场，才发现情况截然不同。但是最终，我也说过了，一定得是一场公平竞争。当然，我们身为执政者，必定占有一定的优势，这个在所难免。我们可以由部长级人物领军到集选区竞选，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有人说这不是一场公平的竞争。但你们阵营里头没有部长，难道也是我的错？[7]让我们正面看待丢失阿裕尼集选区一事。我们很不希望这样，但从此以后我们就能理直气壮地说：集选区并不是专为行动党而设的。反对党一样拿得下。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有没有部长级人物，反对党都有胜出的机会。集选区制度可从来不是障碍。
问：安顺补选结果还在哪些其他方面促使人民行动党做出改变？
答：李光耀的说法是，我们输掉的并不只在于区区一个议席；在国会里丢了一个议席根本不算什么，我们当年总是囊括国会的所有议席。我们输掉的，是行动党给予外界所向无敌的观感。这是我们承受的最大创伤。在那一刻之前，我们是坚不可摧的。政府想做任何事，无论政策是否讨好，如果必须这么做，一旦决定了，我们就势在必行。所向披靡。无论我们做什么，人们都愿意支持，对行动党全然信任——执政党坚不可摧。人们认为行动党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这次败选之后，就必定会有更多的失败接踵而来。
要怎么制止失去更多议席？行动党议员必须能在国会中畅所欲言，直言不讳。不然，这个角色就只会由惹耶勒南来扮演。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精明地扮演好反对党议员的角色。这是为了展示，行动党议员完全可以在国会中向政府提出尖锐质询，而不只是全靠唯一的反对党议员提问。就这样，我们变得更有“反对党意识”，乃至当中的一些人开始把自己视为反对党人，投身总统选举与行动党对立。[8]
问：看李先生与惹耶勒南在国会辩论中过招，滋味如何？
答：很不自在。就有这么一场辩论，双方的遣词用字……可以这么说吧……并不是国会一般的惯常用语。[9]在场的好多人都觉得很难堪。李先生的遣词用字非常强烈，却又不至于触犯国会规则——近乎人身攻击，非常侮辱性的字眼。惹耶勒南试着反击，但他并没有使用类似狠话。简直是咄咄逼人。放马过来吧！李先生会这么说。你我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差点要起身说，够了。对我们而言，这根本不是国会辩论该有的方式。那也许是其他国家的国会运作的方式，但我不习惯这样的作风。
问：您那个时候可曾同李先生分享过您的感受？
答：他没问。他要是问了，我会说他有点过度了。那是他那一代的政治风格，你要赢，就得狠。但我们这一代不同，性格也很不一样。我们不会使用他那样的语言。显龙的口才很好，但他的语言风格迥然不同，毕竟时代改变了，对手也换了人了。
这就是国会议长和我们这一代议员努力维持的行为准则。后来的国会辩论，我们都避免使用人身攻击的语句；任何人想效仿惹耶勒南或李光耀相互辱骂，国会议长必定会制止，人们也会同意这并不是大家想看到的国会辩论方式。辩论再激烈都无妨，但是请把个人仇恨先抽掉，大家就事论事。可是，一旦碰上了一个频频作人身攻击又难缠的反对党对手，那总理就必须要有回击的能力。如果总理是个翩翩君子，就另外找个能回击的人代劳，也就是“打手”，如副总理或律政部长，他们都可以帮你出招。
问：李光耀是不是想向年轻一代的未来领导人示范该怎么应付这一类的政治对手？
答：是的。他并没有要我们学他这一套，但大家都目睹了惹耶勒南不好对付，而就是要以这个方法才治得了他。而当我们跟詹时中[10]过招，你知道的，那完全是另一种非常友善且毫无敌意的方式。我并没有模仿李光耀进行人身攻击的方式。你知道自己不是李光耀，所以最好也别有样学样。
问：您也提到，李光耀对惹耶勒南有一种近乎个人的仇恨。那您本身呢？
答：我对他并没有同样的感觉。其实我跟他不算熟，就是在政坛上相识。我知道他有些妄自尊大，说话的姿态等等，但不至于讨厌他。我对他也算不上友善，就是把他当成敌对阵营的对手。我的意思是，见面时我们还会说话的。但如果让李光耀看到任何人在跟惹耶说话，他就会质问那个人：为什么要那么做，难道不知道惹耶勒南是什么样的人吗！
问：但是您会同意李光耀所说，惹耶勒南并不是预期中理想的反对党议员吗？
答：的确如此。我从旁观察他，发现他对流氓恶棍特别有号召力。他总爱谈刑法那些课题，多少是向他的支持者暗示自己在为他们说话。刑法和各类警方案例，他都会触及；有关警察滥用权力的申诉，他也会处理。因为他就是想建立起那样的群众基础。你可以去查阅他在国会上提出的质询，大多都是代表社会低下层，为那些心怀不满的一群发声。我认为他是相当危险的一号人物。群众大会时也同样看得出来，出席者很多都是流氓恶棍小混混。
你以为选举就那么简单？如今，在选举结果公布现场，警方执勤人员会把两个敌对阵营分隔开来。过去，如安顺补选那一次，两边人马都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其他选举也一样，我们扛着大旗，反对党支持者也扛着大旗。我们的旗杆底部是扁平的，对方阵营的旗杆底部却是尖的。他们把削尖的那一头插进土里。但是一旦拔了出来，随时可以用来做武器！我们就是这样学上来的。你们以为选举都是平静的？是我们促使选举变得如此平静！确保警方告诫他们不准带尖锐的东西或尖头旗杆进场。政治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今天之所以风平浪静，其实是我们善加管控的结果。过去，选举场面是非常粗暴的。反对党阵营有好多流氓恶霸。我们这边的则多是斯文人。李光耀对我说，去找几个空手道高手，安排他们站在最前排，有必要的话让他们再强硬一点。那么对手才懂得害怕。按规矩走？这就是规矩。你耍狠？我比你更狠！
问：安顺事件对您个人而言又有哪些影响？
答：李光耀说过，选举失利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拉惹勒南也是这么说的。政治上而言，我们不可能在每一场选举中都囊括所有议席。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不符合人性。败选迟早是要发生的。只是这个失败来得比我们预想的快得多。政坛元老说：“那也无妨。”也正好让我们这些年轻一代有个机会学习如何处理失败，又该如何打选战。所以前辈们把这一次败选当作我们的政治课。
对我的影响就是，让我明白了现实政治是怎么一回事。这并不只是攸关组织能力、统筹能力。我身为组织秘书，到了安顺补选的那个时候对辅选早已驾轻就熟了。可是安顺区教会了我，政治这门学问远超组织层面，你必须胜出。但是，要怎么才能在合乎规矩的情况下胜出？你必须能体察民情。你必须有能力建立支持基础，你必须能说服人民。可是在这之前，先得确定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一旦发现有任何真实存在的不满情绪，那就努力找出原因，妥善处理和缓解，再举行选举。如果觉得气氛不对，那就千万别马上举行补选。
安顺区败选后的几天，行动党内杂音不断，大家都在揣测吴作栋的政治生涯将到此为止。李光耀并不是一个对失败者很有耐心的人，这个政党13年来第一次竞选尝败绩，幕后总舵手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很多议员都以为我就这样完了。”吴作栋耸了耸肩说道。“在国会与我擦身而过时，都是瞥了我一眼就走。我看得出来的，我又不是个毫不敏感的人。一些人会走过来跟我说两句表示同情，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其他人则以为我完蛋了。这是因为我们从未输过，这是第一次吃败仗。而李先生，你知道的，他从来不会轻易容忍失败。”
李光耀确实不会轻易接受失败，尤其是以这种方式败选。他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一书中这么写道：“我感到不安，倒不是因为行动党落选，而是从吴作栋那儿我从未得到过我们可能会吃败仗的信号。我为他的政治敏感度而担忧。新闻秘书傅超贤告诉我，行动党领袖在竞选期间表现得过于自信，引起一般民众的反感。”[11]但无论是他或者党内其他元老都没有怪罪于吴作栋。
因为，在败选的那个夜晚，李光耀看出了吴作栋拥有的某些特质：他始终保持冷静，一肩扛下所有责任。当时也在颜永成中学计票现场的傅超贤事后向李光耀汇报：吴作栋始终镇静沉着，不亢不卑。“那个时候我才更了解李先生。”吴作栋这么说。“他并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怪罪于人。他更感兴趣的是，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想看看我的反应，他是在考验我。我们输了，这是事实。但失败背后的负责人，他能继续充当团队的领导吗？我想这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而吊诡的是，吴作栋虽然输掉了安顺补选考验，却顺利通过了政治领导能力的考核。而李光耀则早已为他备妥了一系列更大的挑战等着他去迎接。
[11]李光耀著，《联合早报》编务团翻译，《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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