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草稿时，朋友问，三灾八难？国庆之际，为什么要写这么不应景的一篇文？不但不应景，而且不吉利，是来扫兴吗？
在我而言，应景不应景不重要，吉利不吉利也不重要，扫兴不扫兴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该提醒自己——在新加坡的我们，该如何看待过去？该如何面对未来？又该如何应对未来？
所谓“三灾八难”，泛指各种灾难；在国家层次上，对社会安全、稳定与繁荣造成重大影响的，我笼统称之为“三灾八难”。在新加坡独立之前的灾难和危机，如二战、种族暴动、河水山大火、麦当劳大厦炸弹袭击案等等，本文不谈；在独立之后发生灾难或大事件，如果没有对本国形成重大影响的，如胜安空难、新航006空难、尼诰大道坍塌、小印度暴动等等，本文也不谈。
新加坡将按马来西亚开出的条件
“爬！着！回！来！”
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新加坡的独立不是自己争取来的，而是被强加在我们头上的。
在1965年8月9日之前，新加坡一直是马来半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1819年，莱佛士开埠之后，新加坡作为英国殖民地在东南亚的重要自由港，为马来半岛的锡矿和橡胶贸易提供服务，并由此昌盛繁荣。
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分家，新加坡被迫独立，与马来半岛腹地市场的联系纽带被斩断，首次必须靠一岛之力担负起主权防卫、经济生存的生死重担。
1982年，回忆起新马分家的时候，主导新马分家的马来西亚首相东姑说：“如果腿脚出了大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截肢，我（当时）正是这样做的。”
8月9日当天，东姑对英国最高专员（相当于大使）赫德说：“如果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损害到马来西亚的利益，我们可以恫言切断给新加坡的水供，对他们施加压力。”
东姑当天也对澳洲最高专员克里奇利说：“我们占了上风。新加坡跟外国政府打交道时，必须同我们磋商。”
后来出任马来西亚外长的加查利沙菲说，在孤立无援几年之后，“新加坡将陷入严重的困难，会爬着回来马来西亚，而且是按马来西亚开出的条件爬回来”。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李光耀在电视直播说：“新马分家，令人极其痛苦。我这辈子……（哽咽，流泪）…… 始终认为新马两地必须合并，两地应为一体，两地人民在地理上、经济上、血脉上，环环相连……”
除了马来西亚的威胁，当时印尼总统苏卡诺存有控制本区域的野心。从呱呱落地起，新加坡这个新生国家就出生在不友好甚至危机四伏的环境当中；笼罩在这个新生共和国上空的，并不是欢腾和希望，而是紧张和忧虑。
李光耀说：“1965年8月9日，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的道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
被迫仓促独立之后，新加坡需要迅速成立外交和国防部门。首先，从各个政府部门紧急抽调人手，组成外交部，第一要务就是尽快、尽多寻求各国的承认。
当时，新加坡本身只有两个步兵营，无法保卫新生的国家。政府只好号召人民自愿组成人民卫国军，自愿入伍的包括部长、国会议员、教师、警察、公务员。
1966年，新加坡预计失业率达到14%，几乎足以引发动乱。1967年，英国忽然宣布，放弃苏伊士运河以东，将撤出驻守在新加坡的英军。
这事对新加坡造成极大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防卫与安全的问题，其次是经济问题——当时英国驻军与家属贡献了新加坡经济的20%，并雇佣了三万名本地人，驻军撤离，意味着GDP要损失20%，英军撤离时解雇了直接雇佣的三万人，另有给英军提供服务的四万人也失业，而当时新加坡人口仅211万人。
狮岛首起国际恐怖主义袭击
日本赤军炸炼油厂挟持人质
1974年，四名恐怖分子企图炸毁新加坡的炼油厂，并挟持人质。
这是新加坡史上第一起国际恐怖分子袭击事件。
1974年1月31日，正月初九，人们还在华人新年的欢乐气氛当中。四名男子手持轻型机关枪和12个爆炸物，登上新加坡南部毛广岛的炼油厂。
其中两人是日本赤军，另两人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人员。他们乔装成游客，租用小艇至毛广岛登岸，企图炸毁油库，目的是扰乱甚至切断新加坡对外的炼油出口，尤其是南越。翌日，巴解发言人说，本次袭击是为了向所有垄断类石油公司发出警示，同时也向帝国主义发出警示，尤其是对中东地区阿拉伯人造成压迫的帝国主义。
四人乘坐的小艇在毛广岛附近的珊瑚礁搁浅，他们说服了路过的一艘船，把他们向毛广岛方向拖曳。在接近炼油厂的一处大门时，他们向岸上驶过的两部车开枪，无人伤亡。一名门卫赶紧逃命，并拉响警报。
四人登岛，引爆了12个爆炸物当中的三个，但没有造成大损害。企图炸毁油库未遂之后，四人闯上停泊在毛广码头的“拉裕号”渡轮，挟持五名船员。
两名人质当晚跳海逃走，四个恐怖分子挟持其余三名人质在新加坡海面与新加坡军警僵持，要求新加坡政府承诺让他们安全离境。
事发后最初到前线与骑劫者周旋的警官是水警署长郑大峇；18年后，1992年升任为警察总监，也就是一把手；代表新加坡政府与骑劫者谈判交涉的是纳丹，当时担任国防部安全与情报司司长；25年后，1999年，纳丹出任新加坡共和国第六任总统。
僵持了整整八天后，骑劫者答应新加坡政府的条件，弃械放人。2月8日凌晨0125时，纳丹、郑大峇等13名政府官员，包括四名新加坡陆军突击队队员，兑现新加坡政府的承诺，乘搭日本航空特别安排的飞机，陪同骑劫者飞往科威特，保障他们安全。抵达科威特之后，骑劫者续程飞往南也门，13名新加坡政府人员则于翌日飞回新加坡。
吸取本次事件的教训，新加坡政府在制度上做出改革和创新。
一、翌年，新加坡警方开始招收国民服役警员，为警队配备足够人手，可以保卫关键设施。
二、新加坡政府成立跨部门“危机处理小组”（EG），由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通讯部、警方、军方、内部安全局等联合组成，以应对将来出现的重大事件。在1985年新世界倒塌、1991年新航SQ117劫机等事件，危机处理小组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新加坡史上最惨灾难
“史拜罗斯号”爆炸73死69伤
1978年10月12日下午1415时，一声巨大爆炸，响彻了裕廊船厂。
六天之前，10月6日夜里2200时左右，希腊油槽船“史拜罗斯号”从美国华盛顿驶入新加坡水域，准备进入裕廊船厂进行维修。
翌日，10月7日，“史拜罗斯号”清理了残油，取得了许可，进入裕廊船厂。10月9日，维修工作开始。
10月12日，三名机工接到指示，到右舷油槽的一处排气管更换盖子。下午1415时左右，其中一名机工用电焊烧开生锈的螺栓时，烧焊的火花点燃了下方油槽里残留的可燃气体，引起大爆炸。
爆炸威力之大，甚至把“史拜罗斯号”的部分船体炸飞，射到毗邻的另一艘船上，砸伤了两人；船体受损部分甚至有炸飞到100米外的，可见爆炸之强烈。爆炸引发火灾，从油槽迅速蔓延到机房和锅炉房。码头区的工人试图登船救火救人，但被火势逼退。
消防局派出八辆救火车到场，配搭救火船。火势在短短几分钟内被扑灭，搜救人员进入船内，但锅炉房积满了油料和水，无法进入。伤者以救护车和直升机迅速送院抢救。陆军的拆弹组、警方的刑事调查局CID也赶到现场。
在发生爆炸时，“史拜罗斯号”船上共有167人在工作，其中76人死亡。死亡原因包括：严重烧伤、一氧化碳中毒、窒息、溺毙等。造成严重伤亡的一个因素是，“史拜罗斯号”机房的设计，只能供机房正常值班人员逃生，事发时机房还有许多维修人员，无法逃生。
76名死者当中，70男6女，57人当天死亡，其他的送院之后抢救无效死亡。另有69人受伤，包括四名消防员。
事件发生后，全岛掀起一股捐款、捐血热潮。笔者当时念小学四年级，老师也鼓励同学们捐出零用钱，向伤亡者家属伸出援手。后来统计，全社会一共募捐了2988单位的血液和近400万新元善款，当时新加坡人均年收入是2187美元。
事后，政府成立调查庭，花了20天传讯87名证人，检验176件证物。之后，出台法律法规，提高施工现场的安全要求，包括烧焊作业规范和约束、船厂安全措施和规定等等。
事件中违规烧焊的工人以疏忽罪被控上法庭，原本被判坐牢六个月；在上述之后，大法官黄宗仁判他刑事罪名不成立。另，裕廊船厂被罚款2万新元，维修公司被罚款1万新元。
诗人怀鹰有感于本次惨祸，写了一首诗，发表在1978年10月22日《南洋商报》：
1985年，新加坡经历了独立以来的第一次经济衰退。
独立初期风雨飘摇，在新加坡政府四处招商引资前来设厂，创造大量就业岗位，1972年时，失业率高达13%，到了1975年，已下跌至4%。
之后的每一年，新加坡经济都取得正数增长，平均每年高达8.5%。到了1984年，开始出现经济增长放缓的迹象，但是被建筑业的高增长掩盖了。
到了1984年年底，建筑业市场开始饱和，待开工项目已经不多，经济衰退已火烧眉毛。1985年第二季度，新加坡经济出现1.4%萎缩，到了第三季度，进一步萎缩3.5%。许多人被“突如其来”的经济衰退吓傻了眼。一家家公司开始倒闭，员工被裁。1985年6月，失业率从过去四年平均2.9%上升至4.1%。
此次经济衰退有内外两层因素。首要外部因素是工业国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美国；其次，本区域许多国家不再通过新加坡转口，而是开始直接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第三，马来西亚对新加坡进口货品征收50%税率；第四，由于出现国际竞争对手，新加坡的炼油、造船、修船等主要产业表现不佳。
内部因素则是，新加坡人员成本和租金成本大涨，但生产力没有相应的提高，造成运作成本过高，在国际上丧失竞争力。同时，建筑业前景低迷，国内储蓄率过高，经济结构缺乏灵活度，造成经济的进一步下滑。
同年1月，吴作栋刚被委任为第一副总理。本次经济衰退是吴作栋领导的新加坡第二代领导班子的第一场考验。近六年后，1990年11月，吴作栋继任为新加坡第二任总理。
(1990年11月30日，吴作栋宣誓就任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1985年3月，时任贸易工业部部长陈庆炎，委任贸工部兼国防部政务部长李显龙成立经济委员会，分析新加坡面对的经济问题，探讨新的发展方向。19年后，2004年，李显龙成为新加坡第三任总理；2011年，陈庆炎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第七任总统。
为了应对经济衰退，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降低公司对员工的公积金缴纳额、连续两年冻结加薪、提供个税、企业税、产业税回扣、提供低息贷款等等，同时，提高公共发展项目支出，推出新政，让一些经济领域私有化，并放宽管制，刺激经济发展。
1986年中，新加坡经济迅速复苏。1986年第二季度，新加坡经济增长1.2%；到了第三季度，增长3.8%。
1986年3月15日上午1115时左右，新加坡中央消防局接到报警电话，说有栋楼塌了。
消防员本以为是报警的民众说不清楚，或者是夸大其次，毕竟，新加坡从来没发生国塌楼。没曾想，到了现场，消防官兵惊呆了。
整整一座大厦就这么塌成一堆瓦砾，连一根竖立的柱子都没有。
目击者说，当时一声巨响，短短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内，六层楼的联益大厦整体坍塌，在楼里的人根本连逃生的机会和时间都没有。
这栋大厦是联益地产私人公司的产业，董事经理是黄康霖，大厦一共六层楼和一层地下车库，一层是工商银行，二层是夜总会，三层至六层是新世界酒店，有67个客房。因此，本次塌楼称为“新世界酒店塌楼”。
塌楼之后，许多路人伸出援手，救出一些受困者。消防和警察到场之后，1133时通报民防部队。民防部队随即派出拯救人员，并发动民防志愿者。
当时，消防和民防是两个不同的单位，消防负责日常救火和救护，民防则负责战时人防以及救灾。
由于事态严重，前线指挥很快就启动了前文提到的“危机处理小组EG”，同时发动了军队前来助阵，并征用了塌楼对面的“纮歌钢琴行”作为前线指挥所。
当时有多人受困在塌楼里，无法动用重型设备，只能通过人龙把瓦砾移开，并用生命探测器探测受困人员位置，然后人力挖掘隧道，一步步通向受困人员具体位置，由消防官、民防拯救官、军医从极其狭窄的隧道爬进，接触受困人员，给予施救。
搜救作业也请来附近地铁施工工地的日本、爱尔兰、英国、泰国隧道专家给予专业指导。这些外国专家也都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隧道救人。
据消防官回忆，当时有一名受困者，在废墟底下被一名死者的腿压住，拯救人员实在无法解救，最后只好委屈死者，把死者的腿锯掉，松开受困人员，才能救出。
最后一名获救者是30岁的蔡金珠，塌楼时，她躲到一个桌子底下，没被压死，在受困近84小时之后终于获救。
拯救作业于六天之后的3月21日结束，塌楼惨案一共造成33死17伤，死者当中包括大厦业主黄康霖和他的妻子。
新加坡政府事后调查，发现问题既不出在联益大厦所使用的混凝土规格，也不出在附近的地铁工地，甚至跟联益大厦后来添加的22公吨银行保险库、50公吨大厦外墙的陶瓷砖、屋顶的三个空调冷水塔也没有直接关系。
最大问题是大厦在设计阶段就出了基本错误，结构工程师只计算了大厦的承载重量，没有计算大厦的自重。同时发现，联益大厦并非由专业建筑师设计，而是由不合资格的绘图员设计。另，虽然钢筋混凝土质量符合规格，但是，施工十分混乱，包括有一处在设计图纸是9套钢筋，实际上使用了11套，关键是，这11套钢筋的位置乱七八糟，并非正常分布。
绘图员低了估大厦在梁柱和外墙支撑下的静荷重。并且，在建筑大楼时，黄康霖亲自监督，但要求使用劣质建材以减低成本。并且，在大厦建成之后，黄康霖要嘛不进行定期维修保养，要嘛在保养时偷工减料。
新世界酒店倒塌事件之后，政府在制度上做了两个重要改革。首先，彻查所有建筑物的结构安全，并启动严格的设计复查和定期检查；第二，合并消防队和民防部队，并大力提高消防和拯救能力，要求能够同时处理两场类似新世界酒店塌楼的重大事故。
在1974年日本赤军挟持“拉裕号”之后，新加坡发生过两次恐怖分子劫机事件。这两次事件涉及的是外国民航飞机，而且很快就得到解决，劫机者向新加坡政府投降。
1991年3月26日2138时，在短暂延误之后，新加坡航空SQ117航班载118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从马来西亚梳邦机场起飞，目的地是新加坡。
起飞之后12分钟，2150时左右，机舱后部有四名乘客从座位上起身，手持刀子和貌似炸药的圆筒，大声叫喊：“劫机！劫机！谁都不许动！否则我们就炸毁飞机！”
四人当中的领袖Sahid
Hussain Soomro要求机长飞往澳大利亚悉尼，否则就引爆手上的C4炸药。机长说飞机燃油不足，无法飞抵悉尼。于是劫机者让机长在新加坡着陆，计划加油后再飞往悉尼，并承诺在飞机到樟宜机场后，释放机上乘客。
2224时，飞机在樟宜机场安全着陆，立刻就被新加坡警察部队团团包围，来自国防部、内政部的官员，以及新航代表和谈判团队在机场待命。当时的总指挥是内政部长贾古玛。
（被挟持的新航SQ117航班。图源：内部安全局官网）
劫机者自称是巴基斯坦人民党党员，要求与巴基斯坦驻新加坡大使及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姬布托对话，他们的主要要求是释放正在巴基斯坦服刑的11名同志。劫机者还要求给飞机加油飞往悉尼，如果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就要杀光飞机上的每一个人。
2230时，总指挥调动了新加坡军方的特别行动队SOF。在当时，SOF的存在是个机密，一直到多年之后，新加坡政府才正式公布SOF的存在。
0647时，SOF接到强攻命令。0650时，SOF军人冲进机舱，立即扔出震撼弹，并在短短30秒内将四名劫机者当场击毙！
机上125名人质无一受伤，四分钟后，所有人质通过跳滑梯离开飞机。
这是新加坡史上第一次使用合法暴力手段解决恐怖分子劫持危机。
上世纪80年代末，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和韩国经济经历每年8%至12%的高GDP增长，称为“亚洲经济奇迹”。
1989年，由于预期亚洲经济可能以超级高速发展，在全球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近一半的资本净流入亚洲地区。
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冲击着经济和政治环境，影响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泰国经济因“热钱”陷入泡沫；泰国、印尼和韩国的私有经济存在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而固定化利率的维持鼓励向外借款，并导致金融和实业企业承受额外的外汇风险。
同时，大量的信用交易使经济杠杆化严重，资产价格最终崩溃，迫使个人和企业对债务违约。巨大的恐慌导致债务债权的大量逃出，带来信用紧缩和破产，货币价值被冲淡，加大贬值压力。当资本外逃之势无可避免之时，当局放弃固定汇率，转而允许汇率浮动与货币贬值，债务急速上涨，导致更多的破产、危机加深，金融市场很快将陷入混乱之中。
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于泰铢崩塌，随后波及至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令吉，以及股票市场及其他资产，相关资产的价值也因此暴跌。之后，国际资本对本地区的投资减少，使亚洲各国经济遭受严重打击，一一进入经济衰退。危机还导致企业裁员、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包括印尼总统苏哈多被迫辞职，一些国家也因此陷入混乱。
新加坡原本在货币危机当中受损不大，但本区域其他国家从货币危机扩大为经济危机时，新加坡也被拉下水了。1998年下半年，新加坡出现经济衰退。1997年，新加坡经济增长高达8%，但是，到了1998年，暴跌至负1.5%。
其中，制造业从前一年的4.5%增长跌至0.5%萎缩，建筑业从15%增长跌至3.9%增长，商业从5.7%增长跌至1.7%，金融业从11.3%增长跌至3.1%，交通与通讯业从9.2%增长跌至5.5%增长，石油出口暴跌15.3%，金融业大幅萎缩7.4%，批发和零售业萎缩4.1%，酒店和餐饮业萎缩7.5%。
1998年，新加坡失业率升至3.2%，失业人口从1997年的3万4800人增至1998年的6万2800人，有2万8300人被裁，是自1985年以来的裁员新高。
公司倒闭和裁员导致商业、住宅、工业地产需求低迷，拉低租金和售价。股市大跌，进一步打击消费信心和意愿。
新加坡政府主要通过两个办法来缓解危机——降低营商成本，以及对个人、家庭及企业提供补助，包括对商用和工业地产提供40%的产业税减除、个税5%减除，对企业和国民先后提供20亿新元、105亿新元两次补助，并且把公积金缴交率减至10%等等。
到了1999年初，新加坡经济开始出现复苏。在制造业强力回弹下，第一季度经济出现正增长，失业率下降。1999年全年经济增长7.2%。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新加坡又面对了三次经济危机。一次是2001年，经济增长从前一年的正10.3%跌至负1.1%；再一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另一次就是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出现的经济大衰退。
2001年，美国发生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全球的安全和稳定形势发生了基本变化。人们担心的不再只是恐怖分子挟持并恫言炸毁飞机，而是把飞机当着导弹冲向重要目标，杀害上千无辜平民，连谈判的时间和机会都没有。
早在“九一一”发生当天，新加坡就发动了“危机领导小组EG”。在第二天天亮之前，已发动军警加强全岛各处重要设施的安保。随即，所有警方人员销假，训练任务暂缓，集中警力投入安保任务。
不久之后，同年12月，内部安全局破获大案，“回教祈祷团”恐怖主义组织密谋对新加坡多个目标展开炸弹攻击，包括包括计划袭击载送美军和他们家人到义顺地铁站的巴士，以及密谋骑劫飞机撞向樟宜机场指挥塔；甚至还有恐怖分子计划从印尼的峇淡向18公里外的金沙酒店发射火箭筒。
今年7月13日，内部安全局发布《2022年度新加坡恐怖主义威胁评估报告》，报告称，尽管目前未有具体情报显示有恐怖分子即将进行袭击，但新加坡仍是恐怖主义宣传中的袭击目标。随着跨境旅行的恢复，恐怖分子可能重启搁置的恐袭阴谋，新加坡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水平依然很高。
目前至少600名东南亚人仍在叙利亚恐怖分子基地或拘留营，他们可对本区域构成安全问题，例如在国外协调、指挥对新加坡的袭击，或者在社交媒体上积极为ISIS宣传，让仍居住在东南亚的家乡人激进化。
除了来自境外的恐怖分子，恐怖袭击也可能由自我激进化的本地人来进行。从2015年至今，有45名自我激进化的人，在内部安全法令下接到限制令或拘留令，其中33人是新加坡本地人；这些人包括两名新加坡籍青少年，他们当时准备在本地袭击宗教场所；也包括前来新加坡务工的外国客工。
（给外国来新加坡务工的客工讲解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危害。图源：内部安全局）
新加坡如果遭受恐怖主义袭击，首先是出现生命和财产损失，但这只是个开始。在新加坡这么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语言的社会，随之而来的，社群和阶级之间存在的隔阂可能会扩大为裂痕，进而造成族群之间互信减少、猜忌加深，引发社会不安和动荡，影响投资者和经商者信心，进而影响经济和民生。
如果任由恐怖主义动摇社群团结的根本，那么就是新加坡之殇的开始。
二月底，三个新加坡籍女子从香港旅游时，感染了沙斯（中国大陆称“非典”）病毒，其中一人后来传播给22个密切接触者。
3月22日，陈笃生医院和国家传染病中心被确立为沙斯病患的隔离和治疗中心。24日，规定所有密切接触者必须隔离。另，在所有关卡、学校、政府场所、许多工作场所都测体温。所有学校在三月、四月间停学两三周。
到了同年5月30日，沙斯疫情受控，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加坡清零。
新加坡一共出现238起沙斯确诊病患，其中33人死亡。在全球范围，一共8096人确诊，其中774人死亡。
在新加坡的238起病例当中，医护人员占41%，病患亲属占23%，病患朋友占20%，同室病友也占13%，其余3%是境外输入病例。
由于沙斯来去匆匆，对新加坡出口的影响只持续了两个季度。
实际上，不晚于1972年，东南亚就有烟霾问题。不过，到了二十一世纪，烟霾问题大大恶化。
传统上，印尼苏门答腊多处的农民常以大面积的烧芭（火耕）方式清理农地。烟雾随季风飘散，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每到火耕季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邻近国家都会受到严重的环境污染灾害。
2013年6月21日，霾害造成新加坡樟宜机场能见度降低，部分航班延误，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新山等地应该也受到影响，许多居民须佩戴口罩才能踏出家门。
新加坡空气污染指标并曾一度升至PSI 400以上的超高水平，政府启动跨部门抗霾小组，宣布民众应尽量待在家中，部分学校停课，给民众发放看病补贴，并动员军人和社区义工，向20万个低收入家庭发送N95口罩。
当时，出现很多呼吸道疾病和眼科疾病，同时，由于航班、船运受到烟霾干扰，旅客裹足不前，对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经济也造成不小的影响。
多年来，新加坡也经常派军人和消防官兵前去印尼协助灭火。2013年，时任新加坡环境与水源部长的维文（现在是外长）亲自到雅加达给印尼总统送去总理李显龙的亲笔信，传达新加坡对烟霾问题的关切。印尼总统于6月24日表示道歉，并投入更多资源灭火。
从2000年至2019年的二十年间，烟霾问题几乎每一两年就会回来困扰新加坡、马来西亚。一直到2019年之后，烟霾问题才告一段落。
整整二十年的烟霾问题，提醒我们新加坡作为高度开放的小国的脆弱性。尽管烟霾问题非我而起，也非我所能治，但是，它一旦出现，新加坡就难免躺着中枪，无法独善其身，而且，也要为此买单。因此，新加坡必须时刻做好挺住各种外在干扰和影响的准备。
新加坡小国寡民的脆弱性和特殊性，很快地在2020年再次显现。
2020年1月23日，新加坡出现第一起新冠确诊病例。从那时到今昨天，一共928天，新加坡出现了至少176万3116起确诊病例，平均每天1900起；累计1541起死亡，平均每天1.66起。
除了直接的人命伤亡，新冠疫情还造成间接的人命损失。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新加坡去年（2021年）超额死亡2238人，较之2020年，增幅高达10.1%。
专家判断，超额死亡的其中一个因素是新冠疫情下的医疗资源压力。在抗疫期间，一些非紧急手术延后进行，一些需要定期复诊的长期基础病病患在疫情期间降低了复诊频率。这些都有可能造成病情恶化，最终导致超额死亡。
例如，2021年，新加坡死于心脏和高血压疾病的有6238人，比2020年的5633人多了10.7%；死于肺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有4941人，比2020年的4610人增加了7%。这些超额死亡虽然不直接与冠病有关，但仍有可能与新冠疫情的次生伤害有关。
另外，根据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ICA）最新数据：2011年，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平均预期寿命81.9岁；到了2019年，升至83.7岁，但是，到了2021年，由于新冠疫情出现超额死亡的影响，降至83.5岁，缩短了0.2岁。其中，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81.1岁，女性为85.9岁。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也十分严重。2020年，新加坡经济萎缩5.8%，为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没有之一。失业率达到5.2%。就业即是民生。失业率一高，民生就有问题。
幸好后来政府推行疫苗接种，引进治病药剂，从国家储备金拨出大笔资金救急，陆续放宽防疫措施，保住企业，保住饭碗，保住民生。经济得以喘息并开始复苏。2021年，新加坡经济复苏，增长7.2%，失业率降至2.2%，恢复到疫前的正常水平，民生得以恢复。
与此同时，俄乌战争爆发，至今已半年，丝毫没有停战迹象。疫情已打乱了全球供应链，而通胀率也在上升。俄乌战争进一步使之恶化，造成全球的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
由于台海问题，本区域局势是前所未有的紧张，有可能会持续升温。即便不引发热战，各种对峙和“准封锁”已造成物流、贸易和经济的损失。
两大国如果在各个方面逐渐脱钩，包括科技、贸易与投资。虽然不至于全面脱钩，但是，一定程度的脱钩也势必造成生产效率的降低和成本的进一步提高。我们过去四十年所熟悉的全球化将一步步走向幻灭。
从前景而言，今年是过去三四十年最差的一年，也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
在历史上，新加坡面对过的危机和失败远远不止上述这些。这些只是新加坡独立之后，我稍微归纳的一些重点事件而已。在新加坡未独立之前，我们见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四十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新加坡沦陷，还有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剧烈动荡，包括种族暴动、私会党横行、人人朝不保夕。如果再往上追溯，我们甚至还能看到古代新加坡被满者伯夷灭国的那个遥远画面。
作为小国，新加坡一直身在忧患当中，也因此，与大国的“崛起意识”不同，新加坡主流是“忧患意识”；谈生存，比谈强盛，对新加坡更有现实意义。
生于忧患，存于忧患，在历史上新加坡是这样，在未来，也是这样。
在未来，有许多长期问题，乃至超长期问题，别说十年规划、三十年规划，甚至连一代人的规划都无法妥善解决，例如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海平线上升，沿海城市一百年后前景堪忧。
这些，都是尚未出现在我们眼前，但是会摆在我们子孙桌上的超级难题，都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规划，并长年累月不断改善、一步步解决的问题。如果不从我们这一代就开始，等到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到时要嘛无能为力了，要嘛成本太高了。
其他例如族群和谐、经济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等等，也需要永远不断做出努力。
（新加坡博物馆也换上了国庆装）
（图源：新加坡眼网友禾贝贝）
（国庆庆典上的反恐演训）
（图源：新加坡眼网友wendy）
（图源：新加坡眼网友禾贝贝）
（图源：新加坡眼网友wendy）
（图源：新加坡眼网友XinXin）
（图源：新加坡眼网友XinXin）
（图源：新加坡眼网友Xin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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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图片视频源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