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可以说是新加坡快速稳定发展的关键一环,李光耀的人才思想对其有着深远影响。通过引进外来人才大力发展经济,政治上培养新生力量,为未来几届领导层铺路。
受疫情影响,新加坡在收紧入境措施时期损失了大量的外来人才,财政部长黄循财表示2020年有着一定的人才问题,在亚洲发展经济的话,人员流动是很重要的。
时至今日,半个多世纪前的人才思想还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看完本文相信会找到一些答案。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地位,1963年与马来西亚合并,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的国家。作为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小国,如何在世界上取得生存和发展,是建国领袖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1959年6月,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政府首任总理,至此之后的50多年间,他的理念和眼光,为新加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新加坡自治开始,李光耀就认为新加坡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发展经济、稳定政治,而这两者都需要人才。因此,对人才的重视及引进外来人才,就成为李光耀人才思想的核心。
本文将具体分析李光耀的人才思想,以及其思想对于新加坡多年来的人才政策及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及成效。
(图源: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Collection,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一、李光耀的人才思想
新加坡在战后重新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与战前不同,新加坡人民开始要求在政府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1963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联合邦、沙捞越和沙巴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并退出英国统治。
成立联邦后,发展经济就成为重中之重,人才是发展经济的基础。李光耀的人才思想主要有三个核心,即发展高等教育、精选领导层、吸引外来人才。
高等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必要条件,因此李光耀首先将重点放在高等教育上,力图通过教育培养经济发展的各方面人才。在1962年参加新加坡大学学生会的常年晚宴时,李光耀就强调:
1. 必须设立高等学府,栽培新马人才,以实现工业化社会的目标。
2. 为配合裕廊工业区的发展计划,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计划。
3. 必须对扩展哪一类的学府,做出正确的判断,以便在未来12年中吸收我们的青年,训练他们,使他们日后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工业社会,这一点是每一个新兴国家所希望做到的。
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只是短暂的两年,由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矛盾,新加坡不得不于1965年脱离自治邦,成为独立的国家。这时的新加坡,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住宅短缺、自然资源缺乏、失业率高都是当时的困境。
为了生存与发展,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高等教育、培养人才,并重组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成立裕廊镇管理局和新加坡发展银行等,都有效的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跃升为仅次于日本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期,稳定的政治是必要的基础。李光耀也注意到人才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1966年巴耶利峇区补选群众大会上,他就提出了干练人才推行计划,他认为:
1. 人民行动党人不要以为反对党的势力崩溃便松懈下来,他承诺将吸取更多干练人才,协助推行政府的计划。
2. 长远的政治运动是不能光靠一两个人的,要尽可能的多找一些干练人士来协助推行政府的计划,这也要贯穿到选举当中去,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人才来代表各选区的同胞,这样新加坡的政治才会有新的血液,政治斗争才不会因任何意外而忽然中断。
李光耀的这一理念也一直体现于他对人民行动党招揽人才的指导原则上。
1984年,在行动党干部大会上,他表示找领袖不能碰运气:“行动党一旦停止罗致人才,就会变得脆弱,而能干者将会外流或向行动党的政治权挑战。”
如果我们没有挑选最能干和最肯献身的人才,如果我们只让我们自己喜欢的人或者随波逐流的人填满国会,我们一定失败。
我们把最好的人才延揽进来,这样做使反对党找不到杰出的人才,那些有聪明才智的人就算不同意我们的政策,也一样可以加进来,他可以说服我们修改政策,为人民做好事。
(图源: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Collection,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吸引及招揽人才固然重要,但对人才的界定同样重要。1988年,李光耀在向新加坡国立大学及南洋理工学院学生发表演讲时,是这样论述所需要的人才类型的:
“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力比把一家公司转亏为盈更强的人。必须能够感受人民的情绪、感觉和抱负;必须能够动员人民,使人民能和你共同争取所要求的生活。”
为了帮政府争取到合适的人才,李光耀甚至提出与私人部门争人才。李光耀在1989年国会辩论法定职位的薪金调整声明中解释部长应获加薪的理由时就指出:
“继续享有稳定、良好的政府、良好的政策以及经济的增长是很重要的,这要求政府做到从每年的100名最优秀的学生中,吸收至少30名进入民事服务的各个部门,不管是行政、工程、绘测、会计或法律等,如果做不到的话,政府将无法为私人企业提供成长条件。
政府向来都是大专毕业生与工人的最大雇主。在50年代雇佣的人数达到50%。今天,私人部门却起着带头作用。如果我们付出的工资无法和私人部门相比的话,我们所得到的将是别人所剩余的。”
在吸引优秀人才到政府部门工作的同时,还需要完成领袖陆续接班的平稳过渡,这样才能让年轻的专才发挥最大的作用。
新加坡的第二代领袖陆续接班开始于八十年代初期,1982年,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的干部大会上说明接棒工作进展时表示:“老一辈仍守着岗位,年轻人先汲取经验。”
对此,李光耀的解释是:“在一个完全改观的世界里—— 在经历过巨大变化的新加坡 —— 我们的杰出人才必须面临考验,汲取经验,以便使领导层能够制定有效和实际的办法来解决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我们必须发掘更多能够解决问题的领袖,这些领袖要有能力传达他们所制定的解决方案,以及号召和动员人民大众支持他们的解决方案。”
(图源: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Collection,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人才的吸纳非常重要,但新加坡国土面积有限,只有几百万人口,又面临着出生率逐年下降的问题。光是依靠本地人才,远远达不到社会发展的需求。
正如李光耀曾经形象的指出:“堪称社会中流砥柱的人约300名。他们挑起策划和执行政策的重担。如果这300人共乘的珍宝客机不幸坠下,新加坡社会必将瓦解。这说明本地领袖人才是很有限的。”
对于人才短缺的问题,李光耀也非常有前瞻性。早在20世纪80年代,李光耀便意识到吸引全球精英的重要性。1980年5月20日,在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之前, 李光耀向两校的教职员讲话,深入谈到国大未来的水平与发展方向。
他强调须聘请更多资格更好的讲师来改善大学的素质,以训练更优秀的毕业生。他指出:“在政府部门,有许多敏感的工作需要由新加坡人来做;对于大学来说,不管教学人员是白人、黑人、黄色人种、褐色人种或者是混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干,他是否热忱?是否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
之后,他又多次肯定外来人才的贡献及提议要吸引外来人才。1982年8月12日,在全国职工总会《继往开来》论文专辑发表献词时,李光耀指出:“如果没有这些外地出生的杰出人才负责掌管主要的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 新加坡就没法取得今天的成就。”
在1989年8月20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光耀指出,政府吸收外国移民,包括香港移民,是为了我们经济、社会及政治利益,不会有任何新加坡人在攀登社会阶梯时吃亏。
李光耀一系列的人才思想,对于新加坡政府50年来的人才策略及发展战略的制定有很深的影响,新加坡政府所实施的一些相关的政策,都是其人才思想的体现。
(图源: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Collection, 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二、新加坡的国际人才发展战略
在李光耀人才思想的指引下,新加坡确立了以人才立国为重点的发展战略,新加坡政府所实施的人才政策也是围绕这一重点而进行的,它为新加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高等教育的重视,使得新加坡政府多年来都大力发展本国的大专教育,并努力提高整体的教育水平。继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三所政府公立大学之后,政府又于2010年确定成立第四所大学,即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之后,新加坡科技学院和新跃大学也转型为本地第五和第六所政府辅助学校。在2013年的一次发言中,李显龙总理就提到:“我国近几年积极扩展大专教育领域,随着新加坡科技学院和新跃大学转型为本地第五和第六所政府辅助大学,政府的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把获政府津贴的大学学额,增加到相等于同届学生人数的四成。”
除此之外,新加坡还有多所理工学院和工艺技术学校,确保大部分的学生都能接受高等教育或专业技术教育,学得一技之长, 应对今后的工作需求。
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新加坡也提供政府奖学金,资助优秀的学子升读大学或到海外留学。这些奖学金得主在学成后,大部分进入政府部门服务,成为未来领导层的新生力量。
同时,新加坡政府也提供优厚的薪金,吸引人才,培养接班人,确保未来领导班子的平稳过渡。李显龙总理在2011年一次以“领导层更新:第四代及以后的领导班子”为主题的演讲中,就提到他已为未来的新加坡集合了一支年轻的A队。
然而,作为一个缺乏任何天然资源和国内市场的小国, 新加坡的国际人才战略即吸引外来人才是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一政策的产生和实施主要是为了应对因出生率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短缺的压力以及适应国家的经济转型。
与其东南亚邻国不同,1965年独立之后的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多元种族和文化政策,这有助于它推动与实施开放的移民政策。
(李光耀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图源:Courtesy of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总理李光耀明确表示,“新加坡要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国家。我们将建立个榜样。这不是个马来国,这不是个华人国,也不是个印度国。让我们真正的新加坡人,不论种族、语言、文化、宗教,团结一致。”
在独立后初期,新加坡实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政策;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岗位,生育率因而逐年降低:从4.93(1960–65年),降到2.62(1970–75年) 和1.57(1995–2000年)。尽管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奖励生育措施,情况并未改善。2010年新加坡的生育率为每个女性居民1.15个子女(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
从宏观经济政策和进程来看,新加坡的经济全球化步伐在1970年代之后明显的加速,它对世界市场以及外来投资均十分依赖。例如,制造业对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通常在25%的水平、所雇用人员在总就业市场的20%左右。在制造业投资承诺中,海外投资占了78%,本地投资仅占22%。
在二十世纪末期之后,新加坡经济发生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劳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已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亮点,惟有依靠高增值、高技术含量的新经济才能够成为日趋区域化和全球化的新加坡经济的动力。
由于以上原因,加之新加坡多元文化和多元种族的传统,国际人才战略成为新加坡政府最重要的公共政策之一, 并构成了移民政策的核心内容。笔者认为,这一战略有以下四个重要特点:
(2)针对性和策略性地引入外来人才,并围绕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适时调整;
(4)建立相关的政策配套机制,对人才进行有效的甄别和管理。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政府领导人就一再强调外来人才的重要性。吴作栋总理在1999年国庆群众大会上指出,“最重要的是人才。没有人才,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第一世界的经济体和世界一流的温馨家园。我们必须从海外引进人才来辅助本地人才”。
内阁资政李光耀在2009年明确表示,“如果我们不能达到2.1的人口替代率,我们将有麻烦”。他强调:“新加坡需要源源不绝地从中国、印度、东南亚引进聪明能干和充满活力的新移民。有了新移民的加入,新加坡才能继续保持动力与活力,才能在各个领域继续攀登高峰。”
新加坡的人才政策有具体的内涵和界定。吴作栋总理在1997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了“外来人才政策”(Foreign Talent Policy),强调外来人才可以在三个不同层面为新加坡经济做出贡献。它们包括:一、顶尖人才,如公司总裁、科学家、学者、艺术家;二、专业人士,如工程师、会计、资讯人员、教师、行政人员;三、技术工人,如巴士司机、技工等。
由上可见,新加坡政府领导人将国际人才战略列为国家战略,从最高层对该战略加以定位和推动。新加坡一党独大的政治结构以及任人唯贤的精英制人事政策,使这一战略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在岛国推广并取得直接的成效。其明显标志之一是新加坡在2010年前的近十年间外来人口(永久居民和外国人)的急速增长(参看表一)。
毫无疑问,新加坡所要争取的“外来人才”是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人士,但由于历史、种族和文化的因素,加之近二十年来中、新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中国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之一),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成为当地新移民中的多数,已是不争的事实。
据估计,目前在新加坡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公民、永久居民和一年以上签证持有者)达至少50万之众。其中有不少属于高技术人才。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为例,2001年全职教学人员有1,671人, 其中887人(53%)为新加坡公民,其余的784人为外籍人士(46.9%)。在后者中,中国公民(其中不少为新加坡永久居民)为110人(14%)。在国大的842名全职研究人员中, 新加坡公民为221人(26%),其余621人(73.7%)为外国人,其中中国人329名(39%)。
新加坡对新移民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具备“可携带技能”的专业和技术移民以及劳工(后者通常以合约工人的方式引入,但一般无法取得永久居留权)。
2007年,政府希望改变外来人口格局,吸引更多受过教育的移民,以填补私人银行业和金融等服务行业、生物科技和教育方面的职位。
政府希望他们中许多人成为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目标是在未来5年让其中24万人获得上述身份。而新加坡的人才引进则是围绕着国家经济发展这一目标下展开的,因此, 也是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自从1999年以后,政府就致力于创造条件鼓励高科技发展,以使经济最终朝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并同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得益彰。在这种政策指导下,二十多个具体措施和大量的资金援助计划先后出台,旨在鼓励科技型企业家在金融、资讯、科技、商业创新、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发展。
一些新移民企业也获得经济发展局的起步资金援助 (SEEDS, Start-up Enterprise Development Scheme),该基金总额达一千三百万新币。高科技起步企业的总数已经从2001年的326家增加到2002年的762家,增长率为134%。来自中国的有60家,其中就有8家企业得到了该基金的资助,约占13%。
截至2011年1月,共有157家中国公司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上市,市值达540亿新币。中国新移民企业家史旭表示,“如果中国创业者想要资金、新技术、合作伙伴,或者需要走向世界市场的平台,那么新加坡自然是一个能够让中国企业过渡、并逐渐走向国际化的地方。新加坡拥有世界一流的设施,科技开发的成本也比许多国家低,这能够让起步企业更具有竞争力。”
除了引进企业界的创新人才之外,新加坡还注重通过在教育界实施相关的奖励措施,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人才。在2001年的“资政论坛”的讲演中,李光耀透露,“为了要更好的了解中国人,我决定吸收聪明的中国人才到新加坡工作和学习,以便他们了解新加坡人,并成为新加坡的一分子”。
新加坡教育部自1992年起开始就在中国推出了一系列的奖学金计划,主要分为三类,SM1, SM2和SM3(SM是Senior Middle School 的缩写)。这三类计划所招收的学生分别是初三毕业生,高二在读生,及大一在读生。
SM1的生源来自全国各省市的一些特定的重点中学应届优秀初三毕业生。SM2针对的是中国高二理科毕业生,也是在各省市的重点高中招生。SM2学生的生活费为每年6000新币,同样不包括学费、住宿费及伙食费,SM2学生在大学毕业后要为新加坡公司或机构服务六年。SM3则招收国内一些名牌大学的大一新生(基本都是理科生)。
据抽样调查,参与SM3项目的学生在毕业后有74%已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这一计划可谓一箭双雕,既有助于提高新加坡人口数量,又能够增强其科技和经济竞争力。
新加坡国际人才政策的最主要特征是政府政策与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政府提供政策优惠和指导原则,但并不是包办一切,而是通过一整套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从全球吸引人才。
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和人力部共同成立的“联系新加坡”(Contact Singapore),可视为新加坡的国家猎头公司, 它旨在吸引国际人才到新加坡工作、投资和生活。
它在亚洲(包括北京和上海)、欧洲和北美设立办事处,为有意探讨新加坡的职业发展机会的全球精英以及到新加坡投资或开拓全新商业活动的个人和企业家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该机构也与新加坡私营企业合作,帮助有意到新加坡投资的人士。
“联系新加坡”提供有关新加坡就业机会及行业发展的最新信息,并积极建立平台为全球人才和新加坡雇主牵线搭桥。例如,“联系新加坡”的大中华区域主任柯志声在2010年介绍,“即将举行的专场招聘活动,就是为中国电子业的优秀人才和在新加坡的知名企业牵线搭桥,为中国的精英提供具有国际化的职业发展平台。”
参加专场招聘的均为国际知名半导体企业,招聘的职位包括集成电路设计师、封装工程师、应用工程师等。其他职位还包括清洁科技、生物制药、金融、保健等。
它还为不同类型的人才提供有针对性的措施。例如,“Careers@Singapore” 面向有工作经验的人士,而“Experience@Singapore” 则主要面向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其中包括“电子行业体验参观团”。
-
建立相互协调的政策配套机制,对外来人才进行高效能的甄别和管理
国际人才的引入和管理必须有一整套相配套的行政机制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新加坡政府对人才的界定、甄别、奖励和管理有其显著的特点。尽管人才引进渠道多元化,但它们既有分工又有协调。
人力部以吸引专业与技术人才为主, 专设“国际人才局”(现改名为国际人力局),负责全球人才招聘。人力部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需要,负责每年制定和更新“关键技能列表”(Strategic and Skills-in-Demand List), 例如,银行和金融业、生物医药、化工、电子仪器制造、卫生保健服务、信息通信产业、互动式数码媒体、法律业、海运、旅游业都属于新加坡需要引进专业技术人才的行业。
拥有以上关键技能的外国人在申请就业准证(P-pass)和S准证时将予以优先考虑。人力部还推出“就业准证自我评估系统”, 免费在线评估工具,其作用是让新加坡的用人单位包括申请人在内,了解其要申请的就业准证是否会获得批准。
财政部则负责实施免退税等优惠措施。为了鼓励企业招纳外国优秀人才,政府规定,企业在招聘、培训外来人才方面的支出,以及为外来人才提供高薪和住房等福利待遇的支出,可以享受减免税。
而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的主导机构,经济发展局(EDB)则负责确定战略性产业和方向,推动产学研结合,并为国际人才的引进提供策略性的指导。
政府在引进外国人才之后,还注重他们的社会融入,并试图通过改变他们的政治忠诚而使他们效忠于新加坡,以使之成为国族建构工程的一部分。2007年,总理公署内设立了公民与人口办公室,负责整合新移民到新加坡社会中来并且做出贡献。
2009年9月,由政府、私人企业及民间组织共同组成了国民融合理事会(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提出“开放门户、敞开胸怀、开阔思想”的“三开”口号,要从不同方面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促进各社群间的相互信任。政府还为此拨款1000万元新币,设立“社会融合基金” (Community Integration Fund)。
三、李光耀人才思想的地位及新加坡人才发展战略的成效
毋庸置疑,五十年来,李光耀是新加坡政府政策及发展战略制定的关键人物,他的思想有着指导性的影响。从建国初期,李光耀就清楚明白新加坡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自然资源匮乏,因此需大力发展经济。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就必须以人才立国为重点的发展战略。
李光耀一开始就提倡发展高等教育,这也成为新加坡政府几十年来一直重视的项目。从1955年的南洋大学,1962年的新加坡大学,1980年的新加坡国立大学,1991年的南洋理工大学,1999年起逐步建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学及2012年正式运作的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等。还有新加坡理工学院(1954年)、义安理工学院(1963年)、淡马锡理工学院(1990年)、南洋理工学院(1992年)、共和理工学院(2007年),五十年来新加坡的高等教育逐步的完善与多元化,学生的求学机会也由此增加。
在李光耀刚开始领导团队的时候,目光就非常长远,意识到需要不断的为政府吸纳干练人才及新生力量。可以说, 从那时起,他就已经考虑到第二代领导层、第三代领导层甚至更远之后新的领导层的平稳过渡及顺利接班。
所以在李光耀在任的长时间里,他及政府都在持续不断的贯彻这一理念。在建国之初,李光耀的领导班子就有拉惹热南、吴庆瑞博士、林金山等一批精英分子。1990年,李光耀卸任后,吴作栋接任总理一职,在1990年至2004年的14年间,他与领导团队继续带领新加坡向前进,同时他也效仿李光耀,为领导层的更新作铺陈。
2001年大选后不久,当他表明准备卸任时,李光耀对他说不需要这么急,但他解释说“时任副总理李显龙都快50岁了,我希望给他充足的时间领导和培养第四代领导班子。”
现任总理李显龙的领导团队里也有许多优秀的人才,如副总理张志贤、尚达曼等。李光耀认为,执政党应继续为选民推出年轻、可靠、认真的人才,向新一代选民伸出触角,争取信任。
人民行动党在2011年就引进几位优秀的候选人,之后相继入阁。其中,教育部长王瑞杰,是历来的首席秘书长中最好的一位。此外,还包括陈振声、陈川仁、黄循财等。
在李光耀任人唯贤、推进领导层更新的思想的指引下,新加坡政府的第二代、第三代都实现了平稳的过渡,同时也有更多年轻的新面孔加入,成为未来领导层的候选人。
引进外来人才是李光耀很早就提出来的理念,在这一理念下,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都较为的宽松及简便。例如, 政府一直都提供优厚的奖学金吸引外国的优秀学子到新加坡留学,其中部分奖学金的获得者需在毕业后留下服务六年, 借此留住人才。
当中大部分在六年后都会决定长期留在本地,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在2010年前,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每年都会向一些就读于本地大学和理工学院的留学生发放永久居民(PR)邀请信,邀请他们在开始工作后申请成为永久居民。
此外,新加坡对于投资移民的门槛要求也相对于其它国家低。通过这一系列的鼓励措施,新加坡成功吸引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而新加坡整洁、安全的生活环境及中英双语教学的教育模式也使其成为最受移民欢迎的国家。2007年,国际著名的投资家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也选择定居新加坡。
当然,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由于大量引进新移民,不少当地新加坡人认为新移民(包括来自中国大陆)与他们之间存在显著的社会与文化的差异性,而他们的大批到来,也使整个社会对有限资源(工作、住房、交通、学校、医疗)竞争更为激烈;他们也质疑新移民对新加坡的效忠度。
移民问题成为2011年5月议会选举和8月总统选举的主要课题,对政府移民和外来人才政策的不满是人民行动党仅获得60%选票(独立以来最低)和反对党获得40% 民众支持的主要原因。
同样地,在总统选举中,前副总理陈庆炎仅以7000多票险胜其竞争对手。此后,政府推出了“新加坡人优先”的政策,在放慢外国人才引入步伐的同时提高移民门槛。从2011年起,新加坡政府开始收紧移民政策,如减少了每年加入的新的永久居民的数量,提高了工作准证的申请条件,移民与关卡局也不再发邀请信给在读留学生等。这些措施使得2011年到2014年,永久居民和外国人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甚至下降。
面对引进移民所带来的负作用,李光耀有很清楚的认识,但仍认为需从实际的困境来考虑这一问题,寻求解决方法。他指出:“尽管移民政策的局限清楚地摆在眼前,我们必须明白,短期内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案。我们必须以开放的胸襟看待新移民所带来的多元面貌。如果在学习、在工作场所,能把这多元关系处理好,又助于我们开拓视野,促进思想交流。永久居民都可能成为公民,只是现阶段,也许我们国家或他们自己尚未就成为公民与否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应该逐步帮助他们融入,使他们认同我们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让他们成为潜在的公民。”
四、结语
新加坡有今天的成就,李光耀功不可没。他的远见及非凡的领导才能,使新加坡成为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五十年来未出现政治动乱,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人才的中心,最受移民欢迎的国家。
虽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能够取得积极的效果,但这是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面临困境时所必须做出的选择。历史无法再现,新加坡也不可能再出现一个李光耀。
今天,我们能做的是将李光耀放回他特定的时代里,思考他的理念,并有所借鉴及反思,为今后的发展找出更符合时代要求的方向。正如李光耀所说:“我构建了一个清廉开放、任人唯贤和开放的体制,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未来则是属于新一代的领导人。
◇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席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
本文收录于《学者谈李光耀》一书中,作者刘宏、张惠梅。
点击这里,可直接购买此书。更多精彩图书,可关注公众号:WorldScientific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