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教育方式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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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一直讲究精英教育,任人唯贤也是新加坡政府一直的做法。为此,新加坡各部门领导人薪水一向在世界上都是出了名的高,还因此引发社会上不少热议。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电子平台Global is Asian发表的一篇文章,深刻探讨了这个问题。

任人唯贤在亚洲仍然有效吗?

精英政治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有能力的人应得到对应的权力和影响力——但谁来决定什么是“应得的”?不属于精英阶层的群体又将何去何从?

精英政治一度被尊崇为现代社会的组织意识形态,如今正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更严格的审视。政治评论员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精英统治是正在被围攻的概念。”
 
“特朗普总统的许多右派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信号,是对普通辛勤工作的美国人的蔑视。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呼吁让社会更加任人唯才政策被左派抨击为滋生精英主义和社会不平等的举措。”
 
亚洲也未能在类似争议中独善其身。该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在努力解决类似的问题,即精英管理是否仍然有效。精英管理看重的是人才和能力,而不是财富和出身环境。矛盾的是,系统性的不公平正在加剧不平等,从而阻碍社会流动性。
 
中国的儒家模式出现了裂痕 
 
事实上,过去50年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与其精英统治系统是分不开的。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在与IPP Review的Bing Wang教授合著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有言论指出,到2050年左右,在世的人将见证中国的崛起,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强调精英政治,并希望将其应用到中国公共治理的方方面面。”需要注意的是,任人唯贤的施政方针在现实中受到了质疑。
 
中国的精英统治源于儒家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政府官员的选拔往往通过严格的考试来衡量“功绩”,而不是简单地根据他们的背景。
 
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始于汉代,旨在确保领导者的智慧和道德。
中国现代“国考”——公务员考试,图源:中国网
 

清华大学和山东大学教授、学者贝淡宁(Daniel Bell)在他的著作《中国模式》(The China Model)中指出,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往往被树立为精英治国的模式,通过这种模式,领导人被选出来治理国家。它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正如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George Yeo)在为贝淡宁的书背书时所说:“ 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最看重的制度就是科举/考试制度,因为它符合精英政治的模式,也是客观公正的。这种对个人成就的尊重一直存在,再加上为社群服务的道德义务……这种双重性继续在现代中国上演”。
 
虽然经济上的成功可能确实表明现代中国的治理非常好,但其他指标却不容乐观。甚至对中国精英体制持赞许态度的贝淡宁也承认“腐败、贫富差距、环境恶化、政府官员滥用职权……似乎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政治体系变得更加精英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的分析中,精英主义放大了现代中国的矛盾——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精英体制和政治腐败。这些问题目前同样困扰西方民主国家。
 
新加坡与不平等作斗争
 
新加坡也开始出现类似的裂痕,精英模式一直是该国社会遵循的一个关键原则。精英制度,特别是在教育体系中,一直有效地为人才紧缺的领域培养人才,尤其是政府的关键领导职位。今天,新加坡的精英主义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因为其过于狭隘地注重功绩和成就的结构愈发的限制社会的流动性。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表示,新加坡为其高层官员和领导人支付的薪水,在全球名列前茅,吸引了最优秀的新加坡人从政,也增加了腐败的机会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部长们百万美元的薪水越来越不满,他们认为部长们是精英主义者,自私自利,与民众的需求脱节。
 
最近几个月,政府还被迫面对精英主义和不平等带来的问题,其中有改变其“高压锅式的教育体系”的呼吁。批评人士认为,它不再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教育制度使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新加坡被必须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和名列前茅的心态推动,所以它依然是一个“补习之国”。在“高风险考试”体系中,学生们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恐惧,包括对考试不及格和无法进入精英学校的恐惧。
 
韩国的体制缺陷
 
韩国就像新加坡一样,或许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激进——在那里,教育成就等于社会经济地位——精英制度的系统性缺陷更为明显。
 
韩国人认为教育是社会流动的关键。韩国前三所大学三名大学的毕业生占据了政府高级职务和管理职务的绝大部分岗位。
韩国补习班制度世界闻名,图源:BBC
吴教授指出:“一些韩国人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那些未能进入顶尖大学的人未来将面临艰难的道路,因为在许多工作岗位上,尤其是在公共部门,甚至一些跨国公司,都需要‘好学历’。”
 
由于大学录取名额有限,不惜一切代价取得成功的压力正在造成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负担。韩国人平均花费超过18亿韩元,相当于家庭收入的20%,用于支付课外私人学费。75%的韩国孩子都上补习班,主要是在首尔的学习圣地大支洞。
 
当前的毕业生缺乏现代知识经济所需的就业技能。韩国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教育体系被批评过于狭隘,只注重死记硬背,而忽视了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进一步加剧社会压力的是韩国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2016年高达11.2%,这一比例创下了自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尽管倾其所有的投资教育,韩国年轻人仍然发现就业越来越难。
 
艰难的平衡之举
 
对于这些亚洲国家来说,要解决精英体制引发的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是一个艰难的平衡之举。鉴于目前的做法已经取得了成效,对当前体系进行彻底改革将是困难的,甚至近乎于不可能。或许,对政府而言,将精英政治从狭隘的学术焦点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才是前进的方向。
 
以精英管理模式而广受赞誉的新加坡,已开始朝着这个方向采取措施。新加坡已改变其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中的某些元素,以缩小成就差距。
 
正如新加坡教育部长王乙康(One Ye Kung) 所承认的,人们对“任人唯贤是否仍然有效,不平等是否正在加剧”存在疑问,但他强调,这种制度对新加坡来说是正确的做法。
 
“相反,我们应该加倍重视精英制度,拓宽其定义,接纳各种各样的人才和技能。我们不应该限制顶层的成就,而应该更加努力,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提振底层。”
新加坡一直在进行教育改革,图源:中新天津生态城
 
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出了大胆的教育改革方案,寻求最终将所有州立大学整合成一个大型的大学体系。其目标是减少各院校之间的竞争,并在韩国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上平衡毕业生的机会。
 
关于中国,吴教授认为,“精英可能腐败,中国的精英体制也可能腐朽。中国政府的目标是通过减少腐败修复国家的精英制度”。如何增加这一举措的有效性或可持续性仍是一个大问题。
 
尽管这些进展表明,中国正试图重新平衡精英体制,回归其更加平等的根源,但修复这一体系是一项复杂的挑战。坚持这一模式的亚洲国家仍需要不断努力制定政策,以打破精英制度束缚社会流动性的根深蒂固的结构限制。
 
(文章来源: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策学院,ID:LKYSchool-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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