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外祖母在世，母亲读教会办的洋学堂，外祖父虽不同意，也没办法。母亲10岁失去护佑，外祖父声音就大了：“女子能认字，能读书写字，能解个闷就得了，难道还去考个女状元嘛？”外祖父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
外祖母去世后，外祖父一门心思主理宗教侍奉，他以虔诚之心淡漠中年丧妻之痛，他不再参与任何家族经营，大权都交给大舅，由大舅母主理内政。于是，从母亲13岁，家里就张罗给她挑选婆家。
大舅民主，把大排行九位兄弟都召集起来商讨唯一妹妹的婚事。一派秉承外祖父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主张哥哥们做主。另一派受西式教育的，比如像九舅读了大学的，最反对封建婚姻包办，力主让母亲自由选择，不能走封建婚姻老路。原来，曾外祖父给九舅预订下一门婚事，是他结拜兄弟的孙女。九舅是民国早期大学生，学业人品都好，有自己喜欢的女子。老式家庭的婚约，在新青年面前根本行不通。
他抗拒了几年，在曾外祖父去世前，还是被迫成婚。他每天磨磨蹭蹭，不回自己房里，一天到晚耗在外祖母房里，赶也赶不出，撵也撵不走，他就耗时间陪着外祖母做针线。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坚持不与新婚妻子同房，想让新婚妻子死了心，最终达成一纸休书离婚目的。没成想，半年后这位平时一声不响的文静女子，竟然趁回娘家的机会，将九舅和外祖母一同告上了法庭。
这关外祖母什么事？原来九舅的逃避，久而久之使对方深深怀恨在心。她告外祖母破坏婚姻罪。民国时期诉讼到法庭离婚案件不多，男女双方都考虑再婚，尽量低调行事。离婚把婆婆告上法庭，并公开审理，可是个天大的新闻，大小报章铺天盖地。外祖母终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根本不知哪里飞来横祸，而且是阻碍儿子婚姻的恶婆婆——“天天不让儿子回自己房间睡觉”，整个北京城大街小巷尽人皆知。
最难为外祖母的是，如果不认罪，九舅就得继续与这尚未同房女子继续下去，这桩婚姻必成为事实婚姻。九舅长跪在外祖母面前：“妈！这是我一生的幸福，求求您。”可认了罪，这么大个做粮食加工批发生意的家族，这恶婆婆的名声，上上下下，人前人后，往后可还怎么抬得起头？
“偌大的北京，怎么就容不下我一与世无争的老太太呢？”外祖母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卷进这场官司。
“这哪儿有我说话的地方？”外祖母实在冤枉，就在案件审理短短数日，她瞬间就白了头。这些委屈无法诉说，也没地方辩解。最后外祖母输掉了官司，法庭上认了罪，被罚了款，赔偿了女方经济及精神损失费。民国法庭审理程序丝毫不马虎，新闻报道全程跟踪。
外祖母嘴里总念叨着：“你说这可怎话儿说，一辈子没做过没理没情的事儿，没让人戳戳点点，怎么就画了这么个押呢？”她的苦楚成了心病，不足一年，外祖母就因心脏病在睡梦中去世。
九舅，民国时期北京法院诉讼离婚第一人，夜深时他怀念外祖母，常在睡梦中哭醒。他一直认为自己追求婚姻自主与幸福自由的牺牲太大了，他痛悔自己连累了外祖母，这究竟是谁之罪？他常夜不能寐。
在母亲的婚姻问题上，以九舅为代表的舅舅们坚决最反对包办婚姻，落实起来却没具体可行的办法。母亲所受新式教育程度低，10岁就辍学在家，如何走出家庭？母亲被迫辍学后，常在自家私塾外旁听。九舅就把一位小学弟，介绍来私塾给侄儿们当英文补习老师。补习老师邂逅在花园里读书的母亲，两个年轻人自然而然就越走越近了。没有补习的日子，他们还互相写信，母亲把自己手绘的扇面送给他。暑假结束，他央求在大舅粮店里做账房先生的父亲来提亲。老账房先生说：“咱们家哪娶得了马老爷子的金枝玉叶？傻孩子，就算老爷不顾门第之差，回族女子不外嫁汉人。入赘？我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啊！”
母亲终未能免俗，还是被包办了婚姻。前九舅母很快就再嫁了，九舅最终也娶了自己心仪的女子。沸沸扬扬一时的北京首宗法院诉讼离婚案，渐渐被人们遗忘，只有外祖母的“恶”，偶尔还会被人提起。
孙宽：女，回族，新加坡公民。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祖籍北京。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曾在北京、香港、西雅图、惠灵顿、新加坡等地学习工作。从事过教育、教学、播音主持、销售、公关、管理、投资顾问等工作。现以写作、绘画为主业，定居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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