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饶宗颐 1968年秋执掌新加坡大学中文系，到1973年秋离开，时间虽短，却是他盛年时期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也是他研究、创作、国际交流的爆发期之一。因此，有关饶宗颐的各种简历、年表、传记都不能不提到。可是，所有的相关记载，均失之简略，或一笔带过，或谬误间杂。
关于此事，饶宗颐本人距其离开新加坡大学最近的回忆是1976年8月。他在为《新加坡古事记》记跋时回忆：“一九六六年夏，余在法京，忽接已故星洲大学林大波教授函，以该校中文系首任讲座教授见邀，心许之而未敢遽应也，迟延至一九六八年杪始蒞星洲。”
按，当时聘用饶宗颐的是新加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0年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简称国大或者新国大，沿用至今。不过，饶宗颐回忆中提到所谓新加坡大学校长林大波纯属误会。1965年至1967年担任新加坡大学的校长 (Vice Chancellor) 的是林溪茂，其英文名字为Lim Tay Boh （1913-1967），被误译为林大波。饶宗颐虽然是林溪茂聘请的，可是两人之间并没有见过面；聘请前后的通信以及聘书，按照新加坡的习惯，都是以英文进行，林溪茂的署名为Lim Tay Boh。因此，饶宗颐1976年的回忆是根据此英文名而被记录为林大波，随后大家都没有查证，以致讹传。
为何南下？
那么，新加坡大学为什么聘请饶宗颐呢？饶宗颐又为什么决定离开培育他多年的香港大学南下新加坡呢？
1960年代中期的饶宗颐正当壮年，其学术成就不仅在海外华人世界广为人知，在国际汉学界也是鼎鼎大名。1962年，饶宗颐因其大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得法兰西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颁发的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该奖以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命名，于1872年创立，可谓是国际汉学界的最高荣誉。此前此后，饶宗颐游学日本、印度、欧美，一时交往，都是国际学术界的巨擘，其学问、见识和人脉可谓渐入佳境渐入盛境！而儒莲奖大大扩大了饶宗颐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这应该是新加坡大学聘请饶宗颐的重要考量。须知，新加坡大学承袭英制，一个系的教授只有一两个，遑论讲座教授的头衔！此外，除了饶宗颐的学术成就，林溪茂还要借重饶宗颐的行政能力、学术资源和人脉，聘其担任系主任一职，服务行政，为中文系的教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规划蓝图。以此论之，林溪茂和新加坡大学对于饶宗颐是非常器重的；饶宗颐对于这个职位，应该也是满意的，认为自己能够有所作为。当时友朋也是这样期许的。
那么，具体招聘经过如何？亦不可考。惟德国汉学家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1912-2007) 的回忆或可一窥端倪。1968年，傅吾康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任客座教授。是年9月底，傅吾康途径新加坡，“拜访了还不太熟悉的饶宗颐，他现在是新加坡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贺光中离职后，新大要重新招聘新主任，曾邀请我去做评审。申请人当中没有谁的学术资格比得上饶宗颐，他是大学自中文系成立以来聘请的唯一具有国际水平的学者，虽然为期很短。饶宗颐的学术贡献尤其得到了当时法国汉学元老戴密微的赞赏。” 以傅吾康的回忆分析，新加坡大学为中文系这个职位曾经公开招聘，傅吾康是评审委员会委员之一，而饶宗颐递交了申请；在相关的申请人当中，饶宗颐学术成就最为突出，因而脱颖而出，被选定聘用。
饶宗颐去新加坡之前，香港的友朋门生为之高兴，特地编写了《饶宗颐教授南游赠别论文集》，作者包括罗香林、严耕望、罗慷烈等人。罗香林的“序”文可以一窥当时人们对于饶宗颐去新加坡的冀望。罗香林指出，南洋尤其是星马地区，清末一向是文人南下的首选之地，中华遗风犹在，前贤有康有为、黄公度等人。而饶宗颐诗书画学术无一不精，其去南洋，前途自然大有可观。罗香林遂预测云：“今饶子不徒以学术蜚声，自诗古文辞赋长短句，至于绘事雅琴，无有不精绝者。余固知异日南中父老之人物指点相告曰：此畴者饶某居停之所也，授业之坛也，著画之斋也，题诗之壁也，鼓琴之台也，入画之树也。夫岂惟南中之人物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有所资於饶子哉！” 罗香林的这篇序，描述了友朋之厚望，也反应了饶宗颐的心声。然而，结果却是大相径庭，令人唏嘘。五十年后，不但饶宗颐居停不为人知，连其执教事迹亦早已鲜为人知！
因何离去？
不料，在新加坡的几年却和期许相背，饶宗颐非常不愉快。最后，原来九年的合约仅五年就黯然终止，而这五年当中，饶先生也小半时间在美国、台湾等地游学访问，真正问事不过三年多而已。这其中的原因，饶先生本人有过回忆，大致是对新加坡压制中国文化不满。胡晓明采访时，饶宗颐回忆说，“1968年到1973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首任教授兼系主任，有五年时间。我在新加坡时心情不大好，那个时候，新加坡政府压中国文化，所以后来我就跑掉了。新加坡本来请我担任九年系主任，但是我到了第五年待不下去，因为我在那里做唯一的一所大学即国立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而政府却根本不提倡中国文化，之提倡中国语，没有‘文’，只学华语就够了，害怕中国文化，对大陆非常怕。时代的转变非常有意思。我不能再住下去。《新加坡古事记》是在新加坡时编的，应该在那里出版年，可是至今才在香港出版。所以我的旧诗集取名《冰炭集》，如冰与炭。这跟当时的心情有关。假如我不以中国文化为重，而以个人的生活为重，我就不会这样了，生活待遇上那是很不错的。所以我离开之后，反而做了许多事情。我完全以中国文化做主体的。”
饶宗颐对于任教新加坡期望甚高。他去新加坡前后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整理新加坡的文献和金石材料，研究新加坡历史，先后有《新马华文碑刻系年》和《新加坡古事记》的完成。可是，他个人的这种努力，和整个社会以及大学的氛围尤其是有关政策导向是格格不入的。对此，饶宗颐在1989年有过侧面而尖锐的批评。他在“新加坡古事记引”中说：
“夫河山有表里，文化亦有表里。今人之所追逐着，唯富是求，然富之至义，非资财货殖之为富也；有内富也，犹人之有内美也。内美为何？立国之道，有不可动摇者，以文字历史为其长久之根柢，国之灵魂系焉。文字，非语言之谓也；必循其声音形体，反覆其义，进焉以究其道。乃世有外尊语言而内蠲其文义者，有貌崇义理而徒绣其鞶帨者，是存皮而去其骨，买椟而还其珠也。顾体国经野，其涂多端，有好为长久之远虑者，亦有喜求一时之炫耀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在智者，自择而已。”
这段话把学华文抛弃中华文化的做法譬喻为买椟还珠，现在看来，愈见饶宗颐的远见卓识，令人掩卷长叹。没有了文化的氛围，饶宗颐才干无处可施，郁郁不乐，途中几次出走外国访问，可谓兴起而来，败兴而归。
天入西南异我乡
饶宗颐在新加坡的三五年内，其研究在原有领域如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金石学、书画继续高歌猛进，完成或发表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曾宪通曾经评论说，“香港和新加坡是先生走向世界的舞台。” 此论颇有可斟酌之处。
香港确实是饶宗颐成就其学问、走向世界的基地和舞台；新加坡则不能这么说。首先，在1968年来新加坡之前，饶在香港潜心学术近三十年，期间游学日本、印度和法国，获得1962年的儒莲奖，已经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名；1973年秋从新加坡回到香港，四十余年又再创辉煌，奠定一代宗师的历史地位。应该说，香港这一因缘成就了饶宗颐，所以饶宗颐对于香港感情极其深厚。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高屋建瓴地总结了香港在上个世纪在东亚和世界风云变化中所处的特殊时空位置以及贡献。“香港这个地方，从地图上看，只是小小的点儿，但是它和中国的学术关系是在是非常大，跟我今天的成就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我经常说，是香港重新打造了一个饶宗颐。”
早在1953年，饶就有预见性地把香港比作汉末三国的作为南北交通枢纽和避风港的荆州。如果说，荆州的特定时空孕育了荆州学派和王弼这样的大学者，香港则孕育了饶宗颐这样独一无二的通儒。饶宗颐这样解释香港给予他的机遇和栽培，“我这个人总要搞七搞八。香港是破了model 的地方，能让我的天性自由发挥，这使得我的学术领域能够破除藩篱，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我曾经对自己的学问加以归纳，分为八个门类，分别是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金石学、书画。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涉及到上古史前到明清，这样宏大的规模格局，也得力于香港这一破了model 的分割，算是得其地利吧。” 和香港相反，“新加坡不能让我的天性自由发挥，离开那里才能有成就。这些问题是‘地利’的问题”。
相较于对香港的感恩，饶宗颐对于当时的新加坡颇有微词，认为新加坡压制中华文化，管理者的条条框框太多，压抑学术的自由和天性。当时新加坡独立不久，在冷战的大环境下，在东南亚强邻四伺的情况下，经济上非常成功，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是东亚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又是华裔为主的国家，饶宗颐也为之高兴。1989年元旦，他作“新加坡古事记引”，就称赞了新加坡的成就：“自古华人於海外立国，而能厕於强国之林，不以幅员之小而降其声威，不以人口之少而减其盛美，孰有如今日之新加坡国乎？”
可是，作为唯一华裔华人为主的小国，新加坡在政治上采取了割裂与中国联系的国策，在文化上打压中国文化，从而使得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想在海外（新加坡）做出一番事业的饶宗颐非常苦恼。新加坡虽然以华裔华人为主，饶宗颐反而觉得其文化氛围不如日本和法国。他回忆说：“在新加坡生活待遇虽好，但是我呆不下去，只因我是以中国文化作主体的人。那里压制中国文华，我觉得很压抑。在题辞里写：‘虽无牧之之后池之蕴藉，庶几表圣狂题之悲慨’，那真是身无长物，两手空空的感觉，觉得失去了依托”， “我在日本那么久，在法国时间也很长，但并没有寄居海外沦落天涯的感觉，因为那里有中国文化的血脉在。像我在日本，与日本友人写诗唱和，研究敦煌文献、甲骨拓片；在法国时，和戴老合作研究敦煌曲、研究敦煌白画，我都觉得心理很安稳。”
在新加坡的五年期间，饶宗颐在美国、台湾访问大约一年半，和Arthur Wight、杨莲生、洪业、傅汉思、张充和等学界名人深入交流，固然使先生大名有所增益，但此前先生已经在国际学术界鼎鼎有名，因此无法称新加坡是饶宗颐走向世界的舞台。不过，公允地说，新加坡是饶宗颐在星洲和南洋（主要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奠定名声的地方，饶宗颐这几年虽然心情不愉快，学问却依然高歌猛进，这样讲并不为过。
饶宗颐和香港的因缘的关键一环是香港的两所大学。2006年他在九十华诞晚宴的讲话中几次感谢香港的两所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他说，“我要感谢中大，也感谢港大。港大把我带到国际上，发生关系”，“ 我的后期能够学、艺两个都做，那是香港中文大学培养我这么做的”。“我今天要感谢两间大学培养我的人，我是一个最不忘本的人”；“我这个成绩是香港大学栽培出来的，得益于Frederick (Ferderick Sequier Draker, 林仰山教授) 当年对我的支持，这是港大对我的影响。我的后期能够学、艺两个都做，那是香港中文大学培养我这么做的。”
本来，饶宗颐可以感谢华人世界的三所著名大学的，新加坡大学失之交臂，令人唏嘘。
后记
笔者在研究这个课题时，得到新加坡本地文史前辈如陈荣照、吴振强、杜南发、林利国和友朋如许振义、许齐雄等之指导帮助，获益良多，特此致谢。
本文刊载于《怡和世纪》2018年4月第35期。作者杨斌为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怡和世纪》是新加坡由百年以上历史的华人社团“怡和轩”，所发行的综合型文化季刊，含时事观点、金融财经、人文史地，也设有艺文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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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WW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