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教学的工作。
除了给新加坡官员上课以外,我也有幸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官员,向他们介绍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和公共服务。
在众多的外国官员中,对新加坡的体制最了解的可以算是中国的官员了。毕竟,中新交往频繁,而新加坡的治理模式也让中国兴趣盎然,国内也有不少学者与专家写了大量关于新加坡的文献,许多中国官员对新加坡的体制或多或少已经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2008年天津民政局考察新加坡社区组织,在我的住家附近的居委会留影
▲天津团组与社区义工和新加坡国会议员兼基层组织顾问留影
▲团组参观建于组屋区中的居民委员会
在一次翻查旧文档时,李光耀先生在1978年说的一句话映入眼帘:
“如果我们把建筑物,道路和运动场想象成骨骼结构或骨骼框架,住在里面的人民为肌肉,那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神经网络,有着相互关联和相互联系到一个中央神经系统。这样的神经系统会提供给我们的感官知觉,将快乐或痛苦,热或冷,和睦与宁静,或张力或喧闹的信号传输到中枢神经系统,在经大脑中审阅后,采取必须的调整与改变,发出信号以使得生活更加富有效率。若没有中枢神经系统,人的肉体将会是毫无活力,无法像肌肉那样有反映。凭借一个完整和能够调的神经网络,人体的肌肉就会照顾好整个身体。基层组织网络是新加坡政治身体中重要的神经系统。”
新加坡的社区网络是他一手搭建的,背后的原因从这句话中显而易见。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社区管理模式值得研究的核心原因。正是这一句话,让我决心对这个冷门的课题开始深度挖掘。我从旧文献中有许多意外的收获,也加入了我们社区居委会义工的行列。从简单的想了解新加坡社区组织的运作体系与运行机制,研究过程中我收获了对新加坡基层治理的全新视角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妙互动关系。原本只是一堂课的内容,却变成了一本书,整个过程我体验了挖掘旧文献与写作的苦与乐。
▲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
新加坡到底拥有怎样的社会?
1962年年底开始,李光耀先生用了两年的时间走遍新加坡51个选区,这一次“下乡”的体验奠定了日后新加坡社区建设的轮廓与政策。(照片来源:旧人民协会刊物)
1964年新加坡迎来第一批社区义工- 联络所管理委员会,成员是从1962年总理下乡访问欢迎委员会中挑选。(照片来源:旧报章)
2017年8月我的处女作《国家与社会的协作共生-新加坡居委会发展模式》问世,本书主要目的是通过另外一个视角考察新加坡基层治理,希望跳出以往对新加坡发展经验的固化认知与观点。新加坡国家机器强大,行政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却选择了居民自治的模式。 这个模式是否成功的提供了孕育强社会的要素,把新加坡的社会变得富有活力和自主性?
如今的新加坡社区基层组织成为了凝聚国人、宗族和谐的核心纽带也是社会动员的主要机制。(照片来源:人民协会网站)
通过居委会的运作国家可以进行社会动员,贯彻国家意识与认同感,并实现政府管理目标。与此同时,居委会也是协商、合作、参与政治的平台。通过居委会的作用,建立了国家与社会协同合作的社区治理模式,使政府管理更加高效,使社会力量变得更富政治性和自主性,这也是新加坡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
在访谈中,一位资深的居委会主席巧妙用”互相抓背”来形容基层义工与区议员的关系。居委会的发展与运作能够反映新加坡国家-社会之间如何由对立的态势,演变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这一转变促进了社会的良好发展,也形成了有效的社区治理体系。在新加坡,权能强大的国家没有形成极端的权力垄断和对社会的压迫,而逐渐自主的社会也没有削弱国家的地位或导致社会阶层分歧,而是呈现出国家与社会合作的面貌。
▲《国家与社会的协作共生——新加坡居委会发展模式》
傅琼花著
作者
傅琼花:
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学士,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新加坡前驻华外交官,欢迎关注公众号“琼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