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有不少夫妇为提高新加坡的生育率做出贡献——已经生了或准备多生个孩子。他们更因为来自长期实施“一胎化”政策的中国，对生育话题更有感触。三对新移民夫妇畅谈“多生多育”，分享生儿育女的经验和体会，比较新中两地在生养和教育方面的相同与不同。
生育率是个老话题，为刺激低生育率，新加坡政府释出多项利好政策，仍止不住生育率在去年回跌——本地生育率继2012年攀至1.29之后，去年回跌至1.19。华族人口去年的生育率更低，只有1.06。
人口学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生育率在2.1的水平，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即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子女才能在其长大后替代父母的数量，维持既有人口数量不变。低于2.1和2.0以下，均被称为低生育率，1.5以下则是超低生育率。
而在中国，总生育率目前停留在1.6。因应人口老化，中国政府去年底决定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即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中国各地目前已启动或行将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以扭转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
可是无论新加坡或中国，也无论政策如何“开放”或“利好”，生育的自主权仍掌握在夫妇双方手中。
本地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有不少夫妇为提高新加坡的生育率做出贡献——已经生了或准备多生个孩子。他们更因为来自长期实施“一胎化”政策的中国，对生育话题更有感触。
生养是为人父母的责任
蓝伟光（50岁）和陈霓（48岁）夫妇俩在新加坡定居已经20多年，育有3男1女4个孩子。陈霓笑说完成了“增产报国”的使命。
陈霓的话说得实在：“华人一向有多子多福的说法，因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所以到新加坡后准备多生几个孩子，这都在计划之内，想说多生几个，孩子们之间多几个伴。‘养儿防老’的说法也有道理，假设父母年老有恙，试想一个孩子该多么无助，多几个孩子的话就能轮流照顾，相互分担。”
陈霓认为新加坡生活较安逸，政府在生育这一块补助上也相对周全，“但还是偶尔听到一些耳语，说政府只给一笔花红，但养儿是一辈子的事情，这笔花红好像不够。不过，生养是为人父母的责任，总不能全依赖政府吧。”
早点生，多生几个
在陈霓看来，生育率低不是单一国家面临的状况，是全球性难题。“只能说新时代的年轻夫妇，考虑得比以前多，容易紧张。我倒鼓励新加坡的年轻人不需要考虑那么多，该生就应该生，早点生，多生几个，体力和精力都跟得上，过了年龄，怀和生就难了。”
陈霓说相比中国，新加坡的生育政策一直都相当开放，她也欣慰中国终于要放开对二胎的限制。“生育本来就该是一个人性化的选择，生育权归根结底也是一种权利。”
每次回中国探亲，一家六口阵容庞大，陈霓说自己被亲戚称为“英雄母亲”。
目前在三达国际集团担任总裁的蓝伟光博士，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后一直在企业工作。他说养育4个孩子在经济上并不是负担，因自己忙于工作，看管孩子的重担主要落在太太陈霓身上。
陈霓一手带大几个孩子，生小儿子的时候才请了女佣，她并不觉得带孩子有多麻烦，孩子也不存在融入的问题。“大儿子来新时已经5岁，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另外三个小的在这里出生，就跟这里的小朋友无异。”
健康、快乐、独立就够了
和父母交流时能流利使用华语，孩子们之间英语沟通无碍。家里每个孩子都在本地的英文环境中成长，也依然保持较高的华文程度。
“我自己也当过老师，不想给孩子们压力，新加坡的教育环境已经不错了，所以孩子们顺利学习成长。虽然补习盛行，这一点我征求过孩子们的意见，他们都说不需要补习，我也并不觉得有这个必要，他们成绩都过得去。”陈霓说。
在陈霓看来，新中两国的孩子各有各的压力，中国学校作业量大，新加坡则重在考试。“望子成龙是老一辈华人的传统观念，我们这些经历了两地社会文化冲击的父母，倒真希望儿女们健康、快乐、独立就足够了。”
陪着孩子成长，也是父母的一次成长
江建平（52岁）和王燕（51岁）夫妇在1994年获政府奖学金，从江苏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带着1988年在中国出生的大女儿。
来到新加坡后，发现身边的新移民夫妇朋友基本都生了第二胎，他们也在1998年生下小女儿。
两个女儿相差10岁，王燕说女儿们性格迥然不同，因此对她们所采取的教育方针也完全不同。
江建平说：“大女儿完全是按照精英教育的理念养育成人。”搞科研出身的江建平，拥有博士学位，像很多中国严父一般，认为女儿在学业成绩上必须是拔尖的，不然就会失去很多机会，因此大女儿无论什么年级，每次考试成绩绝不能掉下前三名。
大女儿严格执行并达到父亲的要求，理科方面表现出色，直到大学入学选科，一向听话的她第一次对父母提出要求：“我文和理都可以，选什么都行，但我觉得我若选读文科会很快乐，并且选科关乎我未来工作前途和人生志向，所以爸爸妈妈请让我自己选吧。”
因大女儿这番话，夫妇俩才觉察到大女儿这么久以来在“高压政策”之下，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天性，自此反省而顺从了大女儿的意愿。她如愿读了大众传媒，毕业后本想做翻译，却因在假期背包旅行中尝试过支教，对春风化雨的教师职业产生兴趣，正在成为教师的道路上前行。
和小女儿平等沟通
有前车之鉴，在小女儿的教育方式上，这对父母就开明多了。江建平坦言太太做了不少思想工作，自己才能扭转思维，从对大女儿自上而下的授命方式，变成了和小女儿平等沟通的模式。
“小女儿活泼外向，小时候就开始做化学实验，擅长理科，”王燕说，“但我们学会尊重她的意愿，给她选择的权利。”
小女儿在南洋女中读中一时，写过一篇文章《我的母亲》，文中写说妈妈“给予自由却不‘放羊’，允许我犯错也教我勇于承担后果，什么都可以和妈妈讲，妈妈什么都允许我去尝试。”
王燕说：“想开了，不求女儿们要多优秀、多精英，这毕竟是她们自己的人生啊，我们做父母的就不必多干涉了。比比看小时候在中国，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教育理念，就越发现人性化教育才是最好的。”
对孩子的品格养成上，王燕却没放手，“这是不能假手于人的，不能把孩子的品德教育丢给女佣。华人的厚道、谦和、孝顺、温暖和人情味，父母得一点一滴言传身教。”
女儿们尚小时，王燕便辞去职业成为家庭主妇，相夫教子至今，以义工为业。她除了在学校担任义工，还参与世界宣明会的扶助困难儿童计划。曾担任跨国企业的区域研发和技术总监的江建平，近年也慢下步调，进入理工学院担任高级科学家。夫妇俩说，因为两个女儿，生命变得更完整、丰富，陪着孩子成长，也是父母的一次成长。
为孩子和家庭奋斗
生为中国“80后”的陈奇（34岁）和胥妍娜（30岁）夫妇，围着去年底才出生的女儿团团转，却已在“筹备”明年怀孕生第二胎。两人在新加坡超过10年，结婚3年。
陈奇说，生第一个孩子的想法源于对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尊重，要完成对父辈的交代；要生第二个孩子则是有感独生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太寂寞，有两个小孩，他们可以在以后的人生中互相扶持为伴。
年纪轻轻的两人，发现有了小孩之后，相比“二人世界”，家庭的定义和意义到了另一高度，孩子让他们变成更完整也更相爱的一家人。
时下生孩子养孩子越来越“贵”，胥妍娜对这种说法持保留态度。她说：“保守的观念是有多少钱就过什么样的日子，可积极的想法是：这样更能够激发工作干劲，为了给小孩和家庭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去奋斗，这种努力和付出很值得。”
比较新中两国育儿的开销，胥妍娜说，在中国生孩子开销便宜，她家乡绵阳这样的三线城市，剖腹产收费5000元人民币（约1000新元），而在新加坡，则花了1万2000新元，幸而从产检到生产都有公司的补助。
产品方面，中国育婴品选择很广，价位差别也很大，若选用品质较好的产品，价位对于中国普通收入阶层来说是偏高的。在新加坡，因进口产品种类繁多，中国和欧美产品都有广大的选择空间，可做出更物美价廉的消费选择。“我感觉在新加坡购置宝宝用品，付出工资的一小部分，就可享用到比较高品质的产品。”
有“亲家庭”的雇主
在这个双薪家庭里，平时上班时有双方父母间隔飞来帮忙照顾。但有了宝宝，多了很多家务，在陈奇赧颜说自己当爸爸的，到底没有太太的细心和耐心，所以主动挑起家务，但每天坚持有一顿奶由自己喂养，并在太太给宝宝洗澡时帮手。胥妍娜投入宝宝的照料，当然也没撂下职业女性的身份。
胥妍娜说：“我的雇主是家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公司，支持和鼓励家庭工作平衡，除了有取乳室和存乳箱，我挺满意公司对于孕期和哺乳期女性员工在工作时间上的灵活调整，老板体谅初为人父人母的一些突发情况。公司还有每年一次的‘带宝宝上班’活动，鼓励员工带小朋友到工作场所参观。”
对不满周岁的小婴儿谈人生规划尚早，这对新手父母打定主意，“要让女儿成为她想要成为的人，而不是成为我们想让她成为的人。”
“但原则性的东西不能放弃，比如中文，希望孩子有足够能力来体会和运用博大精深的中文。”陈奇说。
“是啊，我也希望孩子对中国的定义不仅仅是爸爸妈妈出生的国家而已，”胥妍娜说：“中国是一种‘根’，所以我会尽可能让她接触中国，比如回中国住上一段日子。”
“偶尔听到一些耳语，说政府只给一笔花红，但养儿是一辈子的事情，这笔花红好像不够。不过，生养是为人父母的责任，总不能全依赖政府吧。”
——陈霓
（文章来源于早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