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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陆铭教授，将为您全方位解读新冠“疫情城市病”以及城市未来该向何处去。
陆 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迅速在全国蔓延，举国上下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众志成城打赢这场关于城市病的“战疫”！城市因人而生，也因人而“病”，未来城市该往哪儿去？陆铭认为“线下办公不会完全被线上办公取代。疫情不会改变城市发展路径，改善城市治理，加快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甚至会强化大城市发展的优势。”
线上办公VS线下办公哪个效率更高？
今天，距离我们本应该上班的日子已经半个多月了。在家办公成了部分人的工作日常，有人说线上办公留给了当代职场人最后一丝不撕破脸的体面，也有人吐槽线上会议时90%时间用在了“我好像听不到”的“硬”伤。
在陆铭近期调研中，他表示对于工作性质主要为线上办公的岗位来说，新冠疫情对他们的工作效率并没有太大影响。相反，对于工作性质主要为线下办公的岗位来说，疫情对他们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来春节休假使职工们还未完全恢复工作状态，二来疫情对他们的产业链分工造成了明显冲击，线下办公的生产率只达到原先正常状态下的60%-80%，而且已有部分线下办公企业对员工采取了降薪措施。
线上办公是一把“双刃剑”，他认为其好处体现在：节省上班通勤时间；避免同事之间经常性“见面和打扰”，员工从而可以专注工作。线上办公的负面影响则体现在：工作沟通容易产生误会，需要进一步解释；在线开会讨论的效率低于面对面交流，特别是当负责IT支持的同事也在家办公时；数十人线上会议的协调性明显比线下低。
陆铭说：“总体而言，线上办公的效率目前是低于线下办公的，但在疫情期间，一些线下活动确实有向线上转移的趋势，比如线上教学、线上娱乐（网络游戏）、银行医院的线上预约等，而这次疫情会使社会各界对如何通过线上形式提高服务效率更为关注。”
线上和线下到底存在什么区别？陆铭提出5点差异，一是线上不容易实现多对多的互动，而一对多则相对容易，且在线群体数量可以大大突破物理空间局限；二是线上人员互动效果不及线下；三是线上工作不容易实现互相监督和激发员工创造力，除非业绩以明确的任务数量和质量为导向；四是线上办公很难产生同事之间随机见面效果，尤其是对科研单位和高科技创新型企业来说，同事之间缺少随机见面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很难促进联合创新；五是线下办公往往推动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增进人们之间的感情和信任，丰富人与人的关系，这在调和企业关系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而线上办公很难实现这一点。陆铭表示，线下活动不会完全被线上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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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VS疫情传播人口密度是否是关键因素？
城市是在“战疫”中成长的。陆铭认为，面对疫情，线上办公可以较好降低交叉传染风险。但是城市的发展特别是高人口密度城市的发展一直都伴随着一定的风险，疾病传播是其中之一，高人口密度不是本次疫情的罪魁祸首。
2019年11月的时候，中国实际上有另一场传染病爆发，但是当时的规模非常可控，影响范围非常小，媒体曝光度也不多。爆发的地点在内蒙古，当时是发生了鼠疫。
就用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反例就可以推断出来，其实传染病的爆发并不一定爆发在大城市，只是武汉给大家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把疾病的爆发跟城市的人口规模联系在一起。他表示，在讨论一些公共政策问题的时候，不要轻易去下论断，要多看一些样本，才能得出比较科学和正确的答案。
陆铭强调，疾病的传播和疾病的发生是两码事，疾病传播的确跟人口密度、人口流动是有关系的，但这件事情要慢慢解开。的确，在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场合，疾病更容易传播。在这次疫情当中，政府采取切断人流、物流这样的一些措施，其实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到人员密集的场所去。但这并不是说城市总体的人口密度造成了疾病的传播，在小城市和农村也有人员密集的场所。
春节期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肺炎疫情蔓延的一个途径。陆铭认为，正是户籍制度导致的亿万家庭分居，造就了今天人口流动规模巨大的“春运”，也为加剧疾病传播提供了窗口。因此，我们需要户籍制度改革，尽量减少与制度性因素相关的跨地区人口流动。
他说：“疾病的传播跟人口流动、人口密度是有关系，但不能把这件事上升到一个反对城市发展、反对城市人口聚集的地步。”短期内，举国体制阻断人流和物流有效地防止了疫情快速传播，但是，随着新增病例的逐步减少，疫情开始出现拐点，如果继续不计代价阻断人流物流，企业生产（包括防疫物资的供应）、合同履约、百姓（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农民工等）的生活、就业和收入都会受到冲击。
如果生产不能正常恢复，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物价上涨。陆铭认为，物价上涨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全体中国人一起为阻断人流和物流所导致的物资短缺来买单。中国1月CPI上升至5.4%，创逾8年新高，如果生产生活还不能尽快恢复正常，物价可能会进一步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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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前VS战疫后城市会有什么变化？
疫情会不会改变城市发展的路径？陆铭表示，降低城市人口规模和密度不能有效防止疫情产生和传播，不应该用疫情来为反对城市化和高人口密度的城市背书。他认为，疫情不会改变城市发展路径，本次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暴露了我国大城市发展过程中偏重经济建设、忽视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的短板。改善城市治理，加快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补齐短板，甚至会强化大城市发展的优势。
说到底，人性形成城市发展优势中最为根本的原因。陆铭解释道，人们收入水平提高，会希望消费更多、更好、更加多样性的服务，但是相比制造业，服务业的产品大多不能运输、不可储藏，因此人性驱使会通过提高人口密度（提高城市化水平、推动大城市发展、在大城市内部人口又往中心城区集中）来满足其对服务的需求。经济规律表明，大城市中服务业占GDP比重始终高于非大城市，特大城市又远远领先于一般大城市。
世界各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其服务业占比也一直在提高，但相较于其他国家走过的路径来说，中国服务业占比虽有提高但始终较低，甚至与处于历史同阶段的国际水平相比差距越来越大。陆铭认为，中国未来会进一步提高服务业占比，缩小与别国差距，而随着2019年8月26号，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扭转了原先抑制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发展的政策方向，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会继续推进，人口会继续向大城市集中。这就是在客观规律下，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的体现。
（本文根据陆铭教授直播课内容整理而成）
* 本文原载于“上海交大安泰MBA”公众号
上海交通大学东盟MBA硕士学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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