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改革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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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西方资本主义没有统一的模式,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和西方的很不一样。尽管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在今天遭到各方面的批评,人们还是承认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从市场平台来说,中国和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区别,即由地方基础市场、统一国家市场和国际市场组成。因为中国是一个大陆性经济体,国内的跨省份和地区的区域市场也已经崛起。

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同,在于市场平面上的角色和市场规则。不过,这两方面的不同也只是一个时空问题。就市场角色来说,中国具有庞大的国有企业。西方尤其是欧洲的公共事业部门也很巨大,公共部门的比重不比中国的低。所不同的,在很多领域,在西方是私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则是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在演变过程之中。

国有企业和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矛盾,只要国有企业是市场的一份子,而非政治的一份子。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国有企业改革,必然要促成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的一份子。就市场规则来说,中国还没有发展出一套有效的市场规则来,但这只是时间问题。西方花了数百年才发展出法治经济,只要中国一直朝着市场经济发展,最终也会发展出有效的市场规则来的。

中国资本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领域,而非经济领域。中国经济比西方更资本主义,比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更资本主义,主要原因在于社会领域的资本化和货币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就已经消灭宗教、传统社会和地方政治共同体的阻力,使得改革开放之后,资本主义没有任何阻力。

改革开放之后,政府的“亲商”政策,也就是倾向资本这一边。因为政府的控制,现代类型的市民社会也没有发展起来。这就导致了经济和社会、资本和社会之间的高度失衡。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失衡在促成中国取得了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使得中国社会遭到更大、更强有力的破坏。

尽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非常曲折,但总体经济改革的主题是新自由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始于1980年代,时值美国里根革命和英国撒切尔革命的高峰,也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高峰。中国的改革不可避免受这个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并且在经历了毛泽东30年的计划经济之后,人们对新自由主义变得无比向往,毫无思考地接受了它。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但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也毫无阻力地侵入了社会领域。中国的改革者并没有区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简单地把经济领域的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

在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仍然受制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交织。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市场化的改革有了巨大的突破。不过,市场化也很快进入社会领域。国有企业改革很快就瓦解了原来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福利,即单位制福利制度,不过政府并没有意图用新的制度来取代。

政府希望用“社会化”也即市场化来解决社会福利问题。但无论是市场还是社会都没有到位,没有能力承接社会福利。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纷纷抛掉作为“负担”的社会福利。在很多国家,包括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企业承担了其员工的很多社会福利。中国则做了极端的理解,导致了企业抛掉一切的极端行为。

把社会货币化来应对危机

更严重的是新自由主义进入原来的社会领域。1990年代后期的医疗体制改革首当其冲,医院和医疗领域开始市场化。当时的医院成为了中国的暴富经济“产业”。1997年-1998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为了对付危机,中国进行了教育改革,主题就是教育的产业化。这个改革是为了保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因为中国居民储蓄率很高,并且家庭很愿意投入孩子的教育领域。这导致了高教的大扩张和学费猛增。到今天,中国是教育市场化非常高的几个国家之一。

2008年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同样的道理,为了应付危机,政府把注意力转向了房地产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里,房地产几乎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柱。越来越多的国家,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领域都被视为是社会领域,或是具有高度社会性的经济领域。西方发达国家早期也是把这些视为经济领域,结果导致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福利政策崛起之后,这些便演变成为社会领域,成为公共部门的主体。在很多原先是西方殖民地的后发展中国家,因为受西方的影响,这些也是社会领域,这些领域的市场化并不高。在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政府在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主动进行社会建设,为社会稳定奠定基础。

中国把这些领域视为经济领域,并且成为暴富领域。这本身说明了社会基础所遭受破坏的程度。这些领域之所以这么顺利地被市场化,主要在于中国社会没有任何抵抗市场化和货币化的能力。自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社会已经失去了抵抗市场和资本的力量。这和西方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撒切尔首相试图把教育和医疗私有化,但完全失败了,民众用选票抵制住了政府的企图。

今天,在所有福利国家,尽管过度的福利制度使得国家财政不堪负担,也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但要改革福利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使命。即使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的力量也远较中国的强大。因此,尽管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中国低,但社会福利制度水平较中国高。因为没有社会的阻力,中国成功地把新自由主义引入社会领域,使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较之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更成功,大大推进了经济的发展,但社会则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

这是一种社会失败的情形。中国资本主义今天所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都是和社会失败紧密关联。从经济上说,中国很难建立其一个内需社会。内需社会对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至为关键。但在所有国家,健全有效的社会政策,是内需社会的制度基础。中国缺失这一制度基础,人民即使有大量的存款,也不敢消费。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是无助的,存钱是为了买房、送小孩上学、看病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政策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保障社会基本公平的有效手段。

中国的收入差异之大是世界上少有的,导致了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从社会发展来说,这些社会领域的高度货币化和市场化,实际上已经破坏和动摇了社会的基础,社会不稳定也很容易理解。社会政策的目标是社会稳定。没有有效的社会政策,老百姓普遍感觉到巨大的不确定性,社会越来越呈现暴力化,政治激进化对中国来说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情。

改变资本、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经济成功和社会失败使得中国的发展和东亚模式不同,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也不用,而非常类似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欧美。中国可以采用欧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吗?欧洲是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来解决的,也就是民主化。这个可能性并不大。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政治激进化,导致过早的民主化的发生,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民主化的条件。并且,激进政治化而导致的民主化,会促成中国走向劣质民主。

作为东亚社会的一份子,中国要解决失衡的资本主义问题,需要回归东亚模式,主要是要通过改变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模式,促成社会和资本关系的良性循环。当然,东亚模式和欧洲模式并非矛盾,因为前者里面已经包含欧洲因素,只不过东亚政府比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政府,在社会建设方面更为主动。

要改变资本、政府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力量是关键。在中国,随着改革的深化,传统的社会力量例如宗教和家庭会复苏一些,但力量不会那样强大。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的条件不同了,市场化的经济发展,已经促成了社会结构的巨变,包括流动社会、城乡整合、核心家庭等等。不过,新型的社会力量也在快速壮大,包括非政府组织和专业团体等。

新型社会力量的崛起有可能导致民主化。但在全球化时代,即使是通过民主化,社会力量也很难对资本构成有效制约。从西方和一些后发展国家的民主经验看,人民通过选票很难制约资本。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化。全球化促使资本处于流动过程之中,资本没有国别,可以选择其所想要去的地方,任何一个政府已经失去了经济主权。民主化当然可以对政府施加莫大的压力,但政府很难以同样的方式,把压力转移到资本之上。

资本遇到压力,就会选择“退出”。因此,有人提出“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向到处流动的资本征收“国际税”。不过,这种想法和马克思当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样,显得具有乌托邦色彩。只要是主权国家仍然存在,“全世界政府联合起来”便是天方夜谭。当然,过去发生过的消灭资本的方式,也即共产主义的方式,也不可能了,无论是苏联的经验还是中国本身的经验都证明为失败。

中国要实现资本、政府和社会三者的平衡过程中,除了学习欧洲和东亚经验,还可以借助传统的方法。在中国传统中,存在着一个专业统治集团,处于比较独立和自治的地位,来调节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民主化不可行的情况下,专业统治集团的方式会相当有效。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早期成功实现了公平的经济增长,和这些经济体是由专业统治集团来治理的相关。同时,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还具有拥有庞大的国有企业这一优势。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政府所拥有的只有财政和货币政策来调节资本。

在中国,政府除了财政和货币政策,仍然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数千年里,国有企业一直被视为是“平准市场”,也就是调节市场的有效手段。这一手段在今天会仍然有效。因此,中国如果要实现资本、政治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均衡,有很长的一列改革任务清单可供政府选择,包括培养社会力量来抵御资本的过度行为;建设开放性的专业统治集团,以防止这个集团演变成为寡头政治;进行市场化的国有企业改革,以防止它们与民争利的同时调节市场;建设法治和规制以保护资本的利益等等。这些改革必然有助于中国建设一种既可以容纳资本主义的优势,又可以克服当代资本主义弊端的新型资本主义。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感谢作者授权本站转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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