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勇士代表了中华民族正气,决不做亡国贱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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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没想到,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竟是为了与敌人做生死搏斗。
他们也没想到,十停当中,只有三停最终能回到父母妻儿的身边。其他人则永远留在了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再也没有回到生我养我的南洋。 

更没想到的是,在“回国”支援抗战的这些人当中,有些根本不是中国人,而是马来人、印度人。他们甘冒战死风险,千里迢迢去到中国,是为谁而战?又是为何而战?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一起穿越回1937年。

 

 

二三十万民工修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后不久,日本开始封锁中国沿海各省,英美等国和海外华侨再也无法向中国供应军需和战略物资。中国只好在西南大后方开辟从往返云南和缅甸的运输线,即为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的建造动用了二三十万民工,大部分是居住在附近的少数民族,几乎完全依靠人力和最原始的工具如铲、锄头等来完成这伟大的工程。据估计,约有二三千名路工在筑路过程中死于意外,或为山崩所埋,筑桥时不幸掉河丧生,或为疾病而亡。

1939年,当中国急需大量司机和修理技工之际,在南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和领导下,3200余名南侨机工热烈响应,分九批回国,来到滇缅公路支援抗战,为抗日救亡事业作出极其重大贡献和牺牲。

 

这些勇士代表了中华民族正气,决不做亡国贱奴

首批回国服务的机工来自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峇株巴辖两地,共计80名,队长为厦门籍贯的白清泉。抗战之后,他回到新加坡,后来成立了大华酱油这个品牌,也在新加坡厦门公会担任多年的要职。

 

 

郁达夫说:“这些勇士誓死争取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证明了我中华民族决不做亡国贱奴的民气。”

 

这些勇士代表了中华民族正气,决不做亡国贱奴

这些勇士代表了中华民族正气,决不做亡国贱奴

 

许多机工虽是华侨,但在南洋土生土长,这是他们第一次到中国。抵达昆明之后,军训是机工全面投入抗战救亡工作的第一步。训练课程包括军事常识、政治常识、驾驶与修车技术及步兵操练等。对过惯自由舒适生活的机工,军令如山,讲究纪律的军训生活是一种考验与磨练。

 

这些勇士代表了中华民族正气,决不做亡国贱奴

 

南侨机工受军训完毕后投入服务,由缅甸把军火,如火药、子弹、枪炮、配件、汽油及医药等,运到昆明、贵州、重庆、广西等西南大后方。

随时可能连车带人滚到山下

 

据幸存的机工回忆,卡车整天在荒山奔跑,越过一道山,又是一道山,又是一道山,层峦叠峰,好像永远走不完似的。如果精神差一点,眼睛看不准,随时便有连车带人滚到山下与河中的可能,而这些山之高、河之深,用机工的形容词,是“初一跌下去,十五未到底”。

 

这些勇士代表了中华民族正气,决不做亡国贱奴

         

卡车常常是数百辆一起出发,像一群灰色的甲虫,在高山里悄悄地爬着。机工在缅甸和云南的一些地方有宿舍,有些是用竹子搭盖的,有些是庙宇改造的。但是,机工们通常不睡在宿舍里,而睡在车厢里。这是因为如果所载的军火没有卸,他们夜里必须照顾军火。如果军火已卸,他们也得防备零件被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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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要一天半

下山也要一天半

 

由昆明到腊戌来回,需要两星期时间,若由贵州经贵阳到重庆,来回一趟需时一个月左右。滇缅公路多高山,上山一天半,下山也要一天半。在滇缅公路上开卡车,技术要好才行。

 

据机工回忆,“技术熟练的才能当一等驾驶兵,技术差一点的,就列入二等或三等驾驶兵。华侨机工差不多都是一等驾驶兵。而‘辣椒兵’(华侨称呼外省人的外号)却几乎全是二三等驾驶兵!”

 

机工的驾驶技术虽然好,但“滇缅公路之险峭,众皆知悉,那弯弯曲曲的道路,若有差错,就会连人带车跌到那深邃莫测之山谷里,就是连最后临死的挣扎也来不及了而粉身碎骨了。”

 

机工回忆当年初次在滇缅公路开车时写道:“路势险恶异常,黄泥小径的旁边,一望尽是无底的深渊。在刚坐上那辆三吨半重的大货车,手握住方向盘的时候,实在有些提心吊胆。因为怕翻车,所以车途中需要互助,故七部车分为一班,三班为一队。顺着山势,我们一行人,把车驾得如一条长蛇般的便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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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战机低飞扫射

         

老机工白清泉回忆起当年那段在滇缅公路出生入死的运输生活时,激动地说:“三年六个月,我们没有在宿舍睡过,除非生病了,住医院才有床。每人都带行李在车上睡。“

 

他说,当时,每天出发时都带炊事兵,到了站点就在路边烧饭。车上带干粮、菜、油、肉。到每一站,不够再补充。有时运军火由缅甸到昆明、贵州、重庆、广西、西南大后方,每天行动按军事管理,组织非常严密。收货、车据,如少一箱子弹要受军事处罚,非常严格。”

         

他说:“有时在高山抛锚,吃干粮,在山边找木材,拨点汽油,烧水解渴。有时过三天五天都不一定。如果遇到高山泥崩,两边都不能通车,抛锚二三天是常事。有时日机突袭,低飞扫射,机工马上把车停下来,人靠山边躲起来,用泥土把反射的车灯和玻璃加以涂擦,再用树叶掩盖车身。这些都要有军事常识。”

         

白清泉所描述的遭日机轰炸和机关枪扫射以及在山路车子抛锚、露宿荒野都是每个机工都有的经验,也成为机工的共同记忆。

 

准备做”山大王“

         

云南雨季常造成山崩,车坏桥断,使得交通中断,机工不得不露宿荒野,机工戏称为做“山大王”。

         

一名由新加坡回去的少年机工陈恩仁也有做过13 天山大王的经历,令他毕生难忘。当时他是驻遮放的第13 大队的一个班长。

 

他回忆说:“那一次,一百多辆车从遮放出发,走到离芒市一二十里的地方,忽然发觉前方的桥断了,我们的车停下来,大家都很着急,进不得,退也不能。路太小无法转弯。我们希望交通部赶快派人来修,可是那时是雨季,桥一时无法修好。我们知道绝望了,准备做山大王。”

         

他说:“我们没有带米、带盐,只好向老百姓买点饭。一百多人在荒山要找饭吃真不容易。我们要跑几十里路才能找到一顿饭吃。因为车上有军火,不得有半点差错,所以一百多人要分几次出去觅食。因为种种困难,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雨下个不停,白天愁坐在车头,夜里也睡在车头里。

         

陈恩仁说:“当我们听到桥修好了,我们像脱了笼的鸟,像得到大赦的囚犯。我们的机工同志几乎半数以上都做过山大王。成群的还不算苦,一个人才要命。要看车,又要找食,冷冷清清在山里住他三天五天,你道那滋味是怎样的?”         
 
马来人和印度人
 
回国服务的机工中也有印度人和马来人。其中一个名叫”班邑“的印度人,甚至取了华人名字“王亚龙”。其实,王亚龙是他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为了到中国当机工,班邑便借用了”王亚龙“这个名字
 
王亚龙是十一大队的分队长,可见颇受器重。他胡子刮得光光的,会说闽南话、广东话和华语。他名片中间写“王亚龙”,下面是“印度班邑”。
 
王亚龙在队里很能获得上下层的好评。据机工李顺安回忆,王亚龙肯干、苦干,有一次,路坍下来,大家都懒洋洋不大理会,独有他拼命掘土锄路,“是中国人最好的友人”。
南侨机工里也有马来人,名叫马加森,他对当时在云南的国军长官的傲慢态度极表不满。
 
马加森虽是司机,更像是武士。机工李顺安回忆,当时下关站的徐站长常遣派马加森捉那些前来车站偷东西的人,他十分勇敢而且动作迅速。
在那个年代,会开车的人不多,会修车的更少,他们本来在南洋领着比普通人优渥的薪水,但毅然回国服务于抗战事业,领的津贴只有原本薪水的三分之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华侨回祖国支援抗战,理所当然,但是,为何印度班邑、马加森也冒着生命危险前去中国支援抗战
 
他们的祖国在哪里?他们为谁而战?
 
欢迎出席7月27日下午的讲座,我们一同来探讨。

这些勇士代表了中华民族正气,决不做亡国贱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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