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出自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学者谈李光耀》一书中。作者周清海教授是语言学家，新加坡国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他曾是李光耀先生的华文老师，他们俩也会经常谈话交流。周教授是如何看待李光耀对新加坡华文教育的策略和实践的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李先生是爱护华文的，他并不反对华文。他是从新加坡国家的前途看待华文和华文教学，和一般华文教育拥护者只从华文的立场看问题，大不相同。有些人认为“李光耀是新加坡中华文化和华文教育的终结者”，“李光耀的历史地位，在政治上也许是褒多於贬；但在华教这一块，至少到今天为止，还是非常负面的。这恐怕会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 持这种观点的，都是纯华校出身的，和我同一个时代的人，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校生。但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不全面的，是不公允的，也是偏激的、夸大其词的。
新加坡的华文比我做学生的时代，更为普及。人民行动党执政之前，有将近一半的华族学生在英校就读，他们不必修读华文，因此大部分是不懂华文的。人民行动党执政之后，实行了双语教育政策，才规定所有在校的华族学生，就读于华校的，必须修读英文；而就读于英校的，必须修读华文。在双语教育政策下，年轻的新加坡人，都或多或少掌握了双语，也造就了今天华语的普及。至于中华文化，至今仍然存留在新加坡。一个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多元种族社会里最大族群的文化，谁也终结不了。
华文教育，如果指的是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那么华文教育的终结是因为新加坡华社的领导者太短视了。他们热爱自己的语言文化，以至没看到新加坡以英文作为行政语言的重要性。当时，华文教育者普遍把英文当作殖民地政府的语言，在反殖民统治的大浪潮之下，谁也没有把学好英文当一回事。当时的华族家长又大部分受教育不多，他们更不了解英语作为行政语言的重要性，而华社领导者也没有调整教育，没有能力应变，导致了华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永远吃亏的纯华文教育者。这些人都没掌握好英文，我就是这批纯华文教育者之一。
我深切体味到在多元种族社会里，只懂华文而被边缘化的痛苦。李先生曾对我说：“如果你的英文好，成就不会是这样的。”这一批批华校生不能在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社会里竞争，家长看到了这个现实，为了儿女的前途，最终选择了英校。
在这个大趋势下，只有规定在学校里就读的所有华族子弟，华文是他们必修的科目，才有可能保存华文，挽救华文的命运。从这个角度观察，让华文在新加坡存留下来，恰恰是李先生决策的结果。
对于华文教育支持者的看法，李先生认为他们不懂教育，更没从新加坡建国的整体需要看待华文问题。李先生给我的电邮说：
“我们是处在东南亚的多元种族社会，不可能以华语为工作语言，只能是英语。英语成为了我们的工作语言之后，其他的一切便随着发生了。”
“为了我们的生存，不只是经济的，也是作为一个国家国民的需要，我们做了十分重要的决定，以英语为工作语言，行政语言，虽然英语不是三大种族的母语。这个决定给我们带来了利益。……任何时候，一个人只能精通一种语言。他当然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第二或者第三种语言。在新加坡，必须精通的语言就是英语。如果你接受这个现实。那么，母语就不可能成为新加坡人应该精通的语言。要华文的程度能和中国、台湾、香港一样，是不现实的。马来西亚的华人，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在家里也用华文，华文才可能成为第一语文。……我们能做的就是给大部分的华族学生奠下坚实的基础，以备将来需要时，他们能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
李先生上面的这些看法，都是紧紧联系着新加坡的社会现实的。如果你选择忽视这些社会现实，当然可以得出和李先生不同的结论。马来西亚的华人就有人认为“为了国家的繁荣而牺牲母语教育和方言，新加坡华人及其政府可谓‘灭族求荣’。更可笑的是，新加坡华人自灭族语竟然毫无歉疚感。可耻可恶可怜可笑也。”
其实，新加坡被马来西亚政府赶出来，被迫独立之后， 为了发展经济，为了国内各种族的和谐相处，不能不选英文为行政语文，华文只能是第二语文。独立后，新加坡的发展，证明了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将这个决策说成“灭族求荣”，是何等的夸大，何等的冬烘。
即使在中国崛起之后，华文的用途越来越广之时，资政也认为：
“面对中国的不断崛起，新加坡可能必须在学校里提高华文程度，以照顾那些将来在中国工作或者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学生的利益。即使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超过美国，也不能提供我们所享有的现在生活水平，华文将始终保留第二语言的地位。中国只占有我们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新加坡的繁荣是靠世界维持的—— 不只是美国，也包括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澳洲等等。这些国家都以英语作为商业活动的语言，而不是华语。在将来的任何时候，考虑以华语作为工作语言，都是愚蠢的。更何况就是中国，从幼儿园到大学都积极地在学习英语。”
“……我说过，我看不出新加坡的生存必须依赖中国经济。如果我们只是说华语，我们不会有今天的新加坡。中国即使强大10倍有什么分别？也会让我们也强大10倍吗？不。我们的繁荣是靠和世界的联系。”
新加坡的华文教学面对的另外一个难题，是少数从事华文教学和研究的人员，标新立异，他们认为华文教学应该“去文化化”，把华文教学向外语教学的方向推进。
我认为，从母语教学的角度看，语言能力的问题和文化的问题，是同等重要的。
1990年，李先生在为新加坡华文研究会举办的“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上的开幕致词里，就对语言和文化问题，说了下面的话：
“新加坡的华人，由于情感上和文化上的需要，将会而且必须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来交谈、阅读和书写。这是认清自己民族特性和自尊的基本需要。特别是在这个由英语和美国文化通过印刷品和电子媒介所支配的世界里，这种需要特别强烈。……我们将能培养一批精通华文第一语文的学生，并且确保这批人能扮演教师、翻译员、外交官和商人等重要角色，通过报章、电视等途径，把华文传授给下一代。这些人将协助保留华文，使华文在新加坡社会里、文化里充满活力，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李先生给我的电邮也说：“为了让新加坡人民能够生活下去，我们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我们必须尽可能维持华文，以支持我们的文化，以及和说华语的世界联系……。”
新加坡当然也需要一群华文能力较强的学者、教师和媒体工作者，但这些人是少数，李先生认为大约是3%，可能的话5%。同时，他也认为“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和在公共场合讲华语，以便全体新加坡华人都生活在讲华语的环境中。”他主要的观点是：只要华语普及了，华语就会留下来。这是他发起讲华语运动的主要原因。他不只一次强调：“我们必须确保华文存在，而且是新加坡社会的一部分。”
为了新加坡人的生存，我们必须以英语为行政语言，必须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华语只能是第二语言。这样做，目的不是在终结华文教育，而是协助华文教育转型。年轻的新加坡人有了一定的华文程度，在需要时，就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那些有华语语言天赋、并且准备投身于和华文有关的事业的，我们的教育制度也提供足够的条件，让他们发展，鼓励他们发展，使华语成为他们的第一语言。
李先生每一次到中国访问，见到在那里工作的年轻新加坡人，就要问起他们，在中国工作，华文有没有问题？当他得到的答案是，只要半年到一年，华文就能赶上来。李先生就觉得安慰。他不断向我强调：奠下适当的华文程度是非常关键的。
讲华语运动是为了给华社一些安慰，才发起的？
讲华语运动之前，新加坡华族最普及的语言是闽南话。闽南话广泛运用，留了下来，对新加坡是不利的。更何况新加坡的闽南话，是没有书面语支持的闽南话，和香港的粤语不同。讲华语运动就是有意创造、普及讲华语的大社会环境，以华语替代方言，并进一步支持学校里的华文教学。如果没有讲华语运动，新加坡社会上的华语不可能这样普及。
普及的华语，是我们珍贵的社会资产。香港的华语，如果要像我们那么普及，需要多年的努力才可能达到。我们所不足的是，华语的文化成分，显然太低了。如果和香港粤语所带有的文化成分相比，我们需要相当时间的努力，才能办到。
李先生说：“那个报告书（指1979年的《吴庆瑞报告书》）指出，广泛应用方言是有效学习华语的障碍。讲华语运动就是这个发现的其中一个结果。”
讲华语运动发起于1979年，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在1980年合并，成为国立新加坡大学。因此，有人说，讲华语运动是为了给华社一些安慰，才发起的。这样的评论，就是没有看清楚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
李先生说：“新加坡有25%人口是非华人，政府不得不采用英语作为各族之间的共同语言。如果我们让方言普遍使用的情况继续存在，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新加坡不同籍贯的华人之间的共同语。大家讲一种语言当然比讲两种语言方便， 但是当时我们考量的重点不是方便不方便，而是怎样才能生存？怎样才能保存传统，让人民活得有尊严？”
“如果我们让方言普遍使用的情况继续存在，那么英语势必成为新加坡不同籍贯的华人之间的共同语。”这才是发起讲华语运动的真正原因。另外，他进一步说：“我们的关注点是这20%社会最底层的人，要让英语成为他们的日常用语……是永远做不到的事。既然他们只有掌握一种语文的能力，那么，与其让粗糙的福建话成为他们的日常用语，为什么不推广华语，使华语成为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体新加坡华人的通用语呢？”
其实，1979年到1980年之间，是新加坡教育大调整的年代。在双语教育的调整和大学教育的重组之外，语言的社会运动也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这是一个为了新加坡前途而进行的大调整。
李资政在晚年（89岁），还再一次谈及华语和方言的问题，他说：
“有时候，当我对某些事情有强烈的意见时，我会将意见告诉总理。当政府在考虑从新将方言节目在免费频道播放，就是一个例子。有建议说：‘华语已经在人民中间非常普及了，我们可以回到方言， 让年老的可以观赏方言连续剧。’我反对。我指出，当我是总理时，禁止方言节目，鼓励人民说华语，是付出沉重的代价的。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我和华族整代人对抗：他们喜爱的方言节目被删掉了。李大傻是很有名的说书人，他在丽的呼声的节目就停止了。我为什么要让广东话和福建话去影响下一代？如果你恢复方言节目，你将会发现一部分年老的一代开始和他们的孩子或者孙子说方言。方言一定会逐渐恢复的。
每个国家都需要一种大家都懂得的语言。将英国留给我们的四种源流的学校综合起来，就是非常艰难的事。……使英语成为所有学校的教学语言，母语作为第二语言，我必须在不同的战线上作战。…… 最后，市场价值解决了这个难题。英语跟世界接轨，吸引国际机构；母语使我们跟中国、印度和印尼联系。这是关键性的。如果人民做不同的选择， 新加坡就是死气沉沉。
……情感和实际的原因，我们需要华文第二语文。我们不需要方言。将我们用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和政治代价才达到的 —— 将方言从媒体中除去—— 取消，将是愚蠢的。”
新加坡在短短的四五十年内改变了人民的社会用语习惯，从华人之间在公共场合讲闽南话，不同种族之间讲通俗的马来语，到广泛采用英语，使华语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并且建立了双语教育制度，都是李先生的贡献。
双语教育的推行不是一帆风顺的双语教育的推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李先生说“40年前，新加坡推行了一个具有前瞻性，但却不讨好的双语教育政策。”他把推行双语教育制度，当作他一生的挑战。有一次，李先生也向我提及一个部长的孩子，因为华文不及格， 必须送到外国读大学。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一小部分人觉得华文难学而放弃双语政策。”“规定华文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升大学，是要付政治代价的。”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华文的学习价值还没有显现出来，那时，李先生担心新加坡两份华文报的相互竞争，将对华文报的生存造成威胁，因此，他将《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拼为《联合早报》，并且和英文的《海峡时报》等组成了报业控股，让华文报工作人员的待遇和英文报一样。这样做，保证了华文报的生存。
对于华文报的语言，李先生要求语言正确，尽量向普通话靠拢，并且建议从海外聘请专门人员，专责监督《联合早报》的用语。同时，为了减轻年轻人读报的负担，吸引他们读华文报，也要求《联合早报》用词尽量浅白。
有一位知名的教育者说：“单从港人的华文阅读水平来说，他们比我国人民高，我们只须看香港中文报章的遣词用字，与本地华文报章一比，便知本地读者的水平低，如在戴安娜王妃去世后一天，《明报》的封面大标题是‘戴安娜魂断夜巴黎’，多么有诗意的句子；而《联合早报》的同日标题是‘戴安娜与男友撞车惨死’，是一个平淡而缺乏感情的句子。戴妃葬礼举行后的9月7日《明报》标题是‘宠爱留身后，伊人遗心愿’与‘哀歌悠悠，港人同伤感’等动人的字句，想比之下，《早报》则是‘戴安娜长眠故乡’一个平铺直叙的标题。”
这位知名的教育者所说的都是事实。但在华文没有实用价值而又要鼓励学生读报，要求报章用词浅近，是不得不行的。记得多年前，我作为校外考委，考核印度政府派到本地来学习华文的外交官，就发现他们读得懂《人民日报》，却读不懂我们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当时我们的报章保留了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语文应用习惯，和香港报章的用词相同，阅读困难很大。就以戴安娜葬礼，《明报》的报道“伊人遗心愿”为例，什么是“伊人”？《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说：“〈书〉那个人（多指女性）”；《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说：“（文）那个人（多指女性）。”其实，这两部词典的释义都不完整。“伊人”出自《诗经·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整部《诗经》只有《蒹葭》用了三次‘伊人’。）这首诗一般认为是情诗，“伊人”是想念的情人，因此具有“那个人”以外的其他意义。那个美丽的人、可爱的人、令人喜欢的人等等附加意义。“伊人”这个词是一个书面词汇，不是一般人能懂得的。
这位知名的教育者接着说：“华校结束以后，我国的华文程度低落，读华文的年轻学子，离开学校后，大多只会讲华语，而不会读华文报，因此本地报章也只能以最浅白的最通俗的文字去迎合他们了。”这是事实，但不是报章主动迎合，而是李先生对华文报章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让年轻人亲近华文报，看得懂中文报。
后来，他也要求英文报 ——《海峡时报》，设立双语版，让英文教育者有机会接触华文。这个版位的第一任编辑，就是我的前博士生吴元华教授。现在《联合早报》出版的《我报》，也是一份语言比较简易，新闻内容也压缩了的双语报刊，可以免费在地铁站取得。这份报刊，也是在李先生的建议下出版的，目的是让新加坡人继续接触华文。
李先生设法保留华文，给大众提供接触华文的机会，多年来都是如此，用心良苦。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华文完全没有经济价值。华文能在新加坡留下来，是李先生决策的贡献。所以，他反复强调“每一个新加坡人必须掌握不同程度的英语，以便在新加坡谋生，也必须掌握他们能力能及的母语。”“关键是双语。工作上需要英语，保留传统文化需要母语。不容易。”
我曾在1998年说：“我国的双语教育政策，不只解决了母语的政治问题，解决了我国成长时代就业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也将不同的、两极化华英校学生，拉近了距离，而且在建国过程中，为母语提供了一个浮台，让母语保留了下来， 更加普及化，并对我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我们的母语程度稍微降低了，但这样的牺牲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李光耀内阁资政非常关心母语教育，认为只要我们能将母语保留在适当的程度上，将来有机会发展时，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今天我们能够面对新的挑战，就是这个政策的贡献。在评价一项政策时，必须客观，不能感情用事。”
（二）为了证明他的看法比我正确，李先生甚至可以等上好几年
我和李先生一起学习华语，在上完课之后，经常讨论各种问题，华文和华文教学是经常讨论的问题之一。每次谈论，李先生都让我充分表达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如果和他不一致，他会对自己的意见加以解释。有时，我们没办法取得一致的看法，也就只能彼此保留自己的意见。
为了证明他的看法比我正确，李先生甚至可以等上好几年。下面的一段话是李先生在2005年说的。这段话，就是他等了四五年之后才说的。
“周清海（教授）教导我华文已有30年之久，我每周与他会面一次。他下决心让他的孩子继续学习华文。我告诉他：‘你等着瞧，当他们达到A水准 时，他们就会开始阅读英文报，而不读华文报。’ 他不相信。我说，他们的功课太繁重，他们的课程都是英文，因此没有时间（兼顾华文）。如果他们得看报纸，英文报是那么简单，读起来快多了。最近我问他，孩子现在是否读华文报，他说他们很少读了。这是我们真正的问题。他们每天要应付生活，但他们仍然拥有华文基础，如果你把他们送到台湾、上海、广州或北京，六个月到一年，他们就会赶上。没有了那个基础，才是真正的麻烦，真正的损失。”
“我三个孩子……上了高中，他们完全不看华文报了。因为功课实在忙，应付不了，没有办法再兼顾华文。
我告诉我的华文老师周清海教授这个情况，他不相信，执意要孩子接受百分之百的华文教育。我说， 你看着吧，他们到了高中就不会再看华文报。果真到了高中，他的孩子一个接一个都不看华文报了。……人生就是这样，谁不同意我的看法，显然是人生阅历还不足。这个课题的争议只存在于那一代人，而且也止于那一代人，现在的情况怎样，大家都很明白了。”
这两段话，非常集中地表现了我们讨论问题时的气氛以及李先生对新加坡华文教学的基本看法。
我的三个孩子，现在都不看华文报了，他们给我电邮或者电话简讯，多数用英文，因为比较方便，他们也知道我看得懂。只有给妈妈的，才用中文，因为妈妈阅读英文不那么方便。我们给孩子的回邮，或者字条都用中文。这和我们最初的构想差距甚远，我原以为他们两种语言应该能够自由转换，结果却不是，他们的英语远远比他们的华语强，完全应了李先生的预测。但孩子们的华文基础非常好，和其他华语区人士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两个男孩，一个是学金融的， 另外一个是学经济的。日常的工作语言是英文，但到中国、台湾、香港出差、开会，华语完全没有问题。女儿是研究生命工程的，在中国、香港或者台湾参加研讨会，只能用英文发表论文，但能直接用华语回答提问，不需要任何翻译。女儿还曾经被参加研讨会的中国大专教学人士问道：你是什么时候移民新加坡的？现在，孩子们都当了父母，他们要求我们跟孙子只讲华语。
我和李先生相处，都是非常坦诚的。就是在这个坦诚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友谊。他对我的评语是“若以古典文学的文字来形容他，他堪称一位君子。”而且说“周清海教授是华文教学的先驱”。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李先生担忧新加坡的华族家长会要求子女学习超乎他们能力的华文，因此华文教学必须经常调整。
我一辈子从事华文研究与华文教学研究，一直关心下面的三个问题：一、新加坡的华文研究与华文的推广；二、在双语教育制度的框架下，怎样更好地做好华文教学的工作；三、培养华文人才，协助他们成长。这三方面，我都尽了绵力，也不时得到李先生充分的支持。
1989年12月26日，新加坡华文研究会主办“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我受当时担任会长的已故卢绍昌先生的委托， 邀请李先生出席主持开幕仪式。这是我第一次向他提出要求。李先生一口就答应了，而且偕同夫人一起出席。
李先生当时是总理，工作非常繁忙。但在开幕的前一天黄昏，我们上完课之后，他亲自赴会场，看了会场的布置， 也试了扩音系统。可见他是如何重视这个开幕式。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为了庆祝成立10周年而举办学术研讨会，我邀请李先生为主宾，主持研讨会开幕仪式。李先生马上就答应，并且说，主持开幕式过后，愿意拨出一些时间，让研讨会参加者提出问题。当天，国外来的参加者，虽然有人没礼貌地提出了一些作为客人所不应该提出的问题，诸如“南洋理工大学什么时候正名为南洋大学？” 等等 —— 属于新加坡人自己的问题，李先生还是客气地给予回答。提问者忘了，这是个学术研讨会，不是记者招待会。
由我倡议而成立的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如果没有李先生的积极支持，就没有教育部长的支持。大学校长亲自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孔子学院的牌匾，大学理事会通过拨款支持孔子学院的运作，都是在李先生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孔子学院的成立仪式，李先生也应我的邀请亲自主持。我之所以争取李先生的支持，是因为“我要让孔子学院能处在一个被重视的地位”。
我发起编撰的《全球华语词典》，定在2010年发布。中国的朋友托我请李先生当词典的荣誉顾问。我给李先生发了电邮，他也马上就答应，并且给我正式的回信，说“请在出版前让我知道还有谁接受了邀请”。后来我们更进一步邀请他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词典发布座谈会，他也答应了。李先生先到上海，主持世界博览会新加坡馆的开幕仪式后，专程赴北京，参加词典的座谈会，隔一天，再赴日本。李先生当时已经87岁高龄了，但是为了词典，为了支持我所做的事，他还是愿意奔波。
在出版座谈会上，李先生提议在《全球华语词典》的基础上，编撰《全球华语大词典》。他说：“现在的《全球华语词典》只收各地华语有差别的词汇，没有收共同的词汇。希望中国教育部和北京商务印书馆能在《全球华语词典》的基础上，编成《全球华语大词典》，将华语里共同的词汇都收进来。当这样的大词典出版时，就代表了全球华人的智慧，也表现了语言的和谐。”18他的提议，得到中国有关单位的积极支持，把《全球华语大词典》列为中国国家重大的出版项目。
在华文教学、华文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我给李先生提出的建议和李先生上课，我们也不时谈及新加坡的华文教学。这些谈话，就曾经给教育部的高级官员们带来许多不便。他们就曾经当面对我说，如果有什么建议可以直接向他们提出， 不要在李先生面前提及。但当李先生问起一些关于华文和华文教学的事时，我总不能不坦白说出自己的看法，我总不能敷衍他。因为这些谈话，给有关的人员带来不便，不是我有意为之的。
李先生有时也要我在华文教学、华文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提出建议。2001年，我就曾经对吸引马来西亚华族学生的事，提出一些建议（这个建议书是以英文书写的，我简单译为中文）。建议书包括下列的内容：我对马来西亚华族学生的观察：
马来西亚华族学生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掌握了三种语文：英文、中文和马来文。和新加坡的学生比较，他们说英语的能力较弱，而说马来语的能力较强。
马来西亚的华族学生掌握中文的能力和热爱华文文化的热忱，远远超过新加坡学生。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热忱远比殖民地时期更高。马来西亚的特殊环境使得他们更热爱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因此掌握了更高程度的华文。
南洋理工大学里有关中华文化的活动，他们都积极参与，而且他们之间的凝聚力很强。南大中文学会拥有6到7百个会员，大部分是马来西亚学生。他们参与书法、中国画、表演艺术、歌咏团、文学创作等等活动，也创办文学双月刊。
上面的观察可以从下列事实得到说明：1997年国际大专华语辩论比赛，在新加坡举行，马来西亚队获得冠军。1999 年在中国举行，马来西亚队获得亚军。由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世界华文文学比赛，小说的得奖者也是马来西亚的大学生。这些都不是偶然的现象。
他们和新加坡学生和谐相处，那些说流利英语的，都能和新加坡学生共同组织各种学生活动。他们也愿意成为新加坡公民。除了来自沙巴的学生之外，他们大部分都希望能留在新加坡工作。
1. 新加坡的大专机构开设中文副修，让在大专里就读的新马学生选修，以培养中文人才。马来西亚学生选修中文副修，能刺激本地学生的学习。
2. 吸收马来西亚中文大专的学生来新加坡学习：南方学院等四所马来西亚的私立大专，只提供三年课程，我们可以吸收它们的毕业生到来学习，以取得学士学位，然后留在这里工作。
3. 吸收独中和其他私立中文大专以及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来新加坡当华文教师。
2004年6月3日，我对华文教学再一次提出书面的意见（这个书面意见也是以英文书写，我简单译为中文）：
一、政策的层面：在多种语言，多种民族的新加坡社会里，普及英语作为行政语言，各民族之间沟通的语言，是非常成功的。但对于母语，我们不考虑家庭背景，只限定一个程度，恐怕是不现实的。以华文为例，对那些家里说华语的学生来说，程度太低了，而对于没有华语背景的学生，程度可能太高了。如果我们考虑学生的家庭语言背景，政策上应该允许有不同程度的华文课程。
1. “O”水准考试，降低华文第二语文写的比重而提高阅读理解的比重，是可行的。高级华文却必须维持原来的程度，读和写的比重照旧。
2. 在华文教学里，即使是华文第二语文，对于汉字的认读和书写，不应该减轻它的重要性。理由如下：
A. 在书写时，无可否认的，电脑能提供一定的帮助。但小学阶段，是学习认读与书写汉字的最好阶段，我们不应该太早剥夺学生在关键时期学习书写汉字的机会。
B. 只有能书写基本的汉字，认识字的结构，才有可能在电脑屏幕上选出正确的汉字。我们的高级官员，在给来自中国的市长和副市长班做简报时， 将“联络网”的“络”选了“落”，“商务支援署”的“署”选了“暑”，“资金实力”的“实” 选了“势”等等，就说明了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读汉字的基本能力，电脑也帮不了他。
A. 如果我们认真要培养华文精英，就必须考虑多提供一些用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科目。只有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在学校里用华文，他们才有可能掌握好华文。
B. 我建议考虑开设这些科目：中英对译、华文文学选读、现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导论等，作为“O”水准考试的科目，并且尽可能延长到初级学院。
A. 在聘用或擢升公务员时，精通双语的，应该给与适当的奖励。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将母语看作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语言。
B. 为双语精英提供奖学金。这个奖学金的层次应该和总统奖学金相当。
C. 我们应该让新加坡人民了解，双语精英的职业前景以及对他们的要求，如此他们才能认真对待语言的学习。
5. 华文教师的培训：华文教师的语文程度正在下降，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处理这个难题。不可以等到不可收拾的时候，才考虑这个问题。我建议采取下列的措施：
A. 小学的华文教师大部分只修读“O”水准的高级华文。他们在教育学院受训时，大部分的科目都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我建议对这些受训的华文教师，教育学院应该将一些科目的教学媒介语改为华文，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华文接触。
B. 我国两所大学的中文系应增加以华文为媒介语的科目，让主修华文的学生选修，以保证华文主修的学生具有适当的语言和文化基础。
2004年2月由教育部前提学司黄庆新领导的12人“华文课程与教学法检讨委员会”，探讨如何改进华文课程，教学法和评估方式。我也是委员之一。资政在这次的检讨过程中， 全程参与。我给资政写了下面的意见：
“我非常高兴您能亲自处理华文教学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让新加坡人了解华文问题的重要性，才能让不同背景的人认真地考虑华文问题，以取得共识，方便华文问题的处理。
我完全赞成您对华文在新加坡的地位的分析，以及对华文程度的要求等等看法。保留华文是新加坡人的共同责任，这一点必须加以强调。所以，我认为除了华文媒体之外，您也应该见一见英文媒体。
实际而且积极的鼓励，灵活的制度，政府高层次的支持，相信我们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李先生时时刻刻都关心新加坡的华文和华文教学，在作出决策之前，他都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包括《联合早报》和相关的团体以及专业人士。这就是他把自己的近著命名为《我一生的挑战—— 新加坡双语之路》的原因。
1 林明华〈李光耀和陈六使〉见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副刊〈云淡风轻〉，2011-11-30。
2 Lee Kuan Yew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Strait Times Press, 2013. P. 73.
3 Lee Kuan Yew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Strait Times Press, 2013. P. 792.
4 见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编《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页1。
5 李光耀〈李光耀资政致周清海教授贺词〉，见周清海《人生记忆》页221–225。
7 1989年12月26日，新加坡华文研究会主办“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开幕辞。
8 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 新加坡双语之路》（英文版）页172。
9 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 新加坡双语之路》（中文版）页143。
11 Lee Kuan Yew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Strait Times Press, 2013. pp. 296–298.
12 刘蕙霞〈香港的双语教育值得我们参考〉，见《刘蕙霞文集》（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2013）页19。
13 吴元华著《务实的决策—— 新加坡政府华语文政策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
14 蔡志礼主编《学语致用 —— 李光耀华语学习心得》（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05）页57。
15 李光耀《我一生的挑战—— 新加坡双语之路》，页65，
◇ 周清海：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理事长，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顾问。长期从事中国语言和语文教学研究。
（作者：周清海）
本文收录于《学者谈李光耀》一书中,作者周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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