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母亲的哭声
在人烟稀少的野外
显得格外悲怆
”
1965 年，新加坡历史步入新的转捩点。我也面临人生第一个重大抉择。
小学快毕业，必须为自己选择中学就读的学校。当级任老师把选校意向表格交到我手中，我脑里一片茫然。密密麻麻的名单中，没一所是我认识的。过去在乡村长大，对城市印象欠缺，偶尔随母亲提着人心果到如切贩卖，也像大乡里进城，连过个马路都提心吊胆。想到要为自己选一所中学，完全不知如何下手。
没人指导，母亲也无法帮忙，只能看着校名，想象它会是一所怎么样的学校。正在伤神，突然在表格上看到两所名称一样的学校，分别列在第一和第二选择名单中：“德明政府华文中学”和“德明中学”，像一对孪生兄弟，就此决定不把它们分开。
小学会考成绩公布，级任老师很兴奋的告诉我，我被分配到德明政府华文中学。很多师长也向我道喜，而我全然不知新学校究竟好在哪里，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小学会考成绩考得如何。
我就要迈向人生新里程，但我不知道德明在那里。
1966 年 1 月 2 日，学校开学了。母亲担心我从没自己下过坡，怕在上下学途中有失，在开学前特地找了住在旧加冷机场的亲友商量，希望能让我在他家住几天，确保开学时一切顺利。旧加冷机场靠近德明，也可以节省交通时间。
（早年的德明政府华文中学，图源：德明官网）
这要求很快就被回拒了，我必须自己去面对这人生的新改变。
第一天怎样来到学校，已完全没印象。但我确是走进了德明礼堂，列在等候分配班级的新生队伍中。带着好奇心情，环视周遭一切，我很快就喜欢上新环境。看风中摇曳的木麻黄、听沙沙作响的枝叶声、踏在洒满木麻黄落叶的园地、走长长的走廊，一切是那么恬静，让人立刻平和下来。
上学比较麻烦，从家到学校，先要走15分钟村路到加基武吉（Kaki Bukit）路口等50路巴士，搭到芽笼士乃（Geylang Serai）路和赫（Haig）路交界处，再沿赫路步行15分钟到德明（Dunman）路交界，转右就看到学校大门。
来回车资两角钱，每一天母亲给我五角钱，除了车资，三角钱是零用。有时因为要买文具，食堂就去不了，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没办法，只好走路回家。
（2017年，新传媒第8频道《星期二特写》栏目播出《钟声响起时》系列，讲诉传统华校创校、演变的风雨历程。其中，《钟声响起时之情系木麻黄》讲诉的就是德明政府华文中学，也采访了李宁强。图源：YouTube）
这是一项考验意志力的活动。6点放学，沿着赫路，转入芽笼士乃路，经过热闹的芽笼士乃巴刹。刚好是晚餐时间，煮炒摊飘来食物香，赶忙加快脚步向前走。
家还很远，继续左转进入惹兰友诺士（Jalan Eunos，俗称甘榜达）。这时天已暗下来，黄黄的街灯斜斜摆弄着我的影子。走过两旁马来浮脚屋，村民生起火堆燃烧树叶，烟雾吹进我眼里，分不清是汗是泪。
（作者年幼家贫，有时为了省下一毛钱买文具，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只好走两个多小时的路回家。）
过了新生学校，看到政府诊疗所，在加基武吉回教堂旁右转下山坡，来到加基武吉马来甘榜（Kampung Kaki Bukit）。这时已过了两个多小时，脚酸痛得不听使唤。
终于看到海南村口那一间印度人杂货小店，整颗心顿时松下来。估计15分钟后就可到家，但接下来的村路也不好走，两旁随时有狗冲出来朝你狂吠，还有在庭院里聊天的村民总在窃窃私语，大概是不明白我为何要搞到如此狼狈。
(1962年勿洛的马来甘榜。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Wong Ken Foo摄影)
母亲站在门边一脸焦急，看我大汗淋漓回来，开口骂几声算是间接的关心。当年什么通讯都没有，放学后两个半小时才回到家，母亲虽不说什么，但心情可想而知。和母亲的焦虑相比，我走路的苦又算得什么。
走路回家真是一种毅力的锻炼吗？我不知道，但我并没有选择。
加盐的可乐
父亲死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和母亲、大哥一起去扫墓。
父亲的坟在俗称三百依格（Jalan Tiga Ratus）的樟宜十条石(编按：即今日之四美组屋区；“樟宜十条石”是一个俗称，意即樟宜路[从芽笼士乃开始]的第10英里，新加坡在70年代之前使用英制，旧路每隔一英里，就竖立一块写上里数的小石柱作为路标，通俗的叫法就是“十条石”)，下了车还要走一段很长的黄泥路，入口就在现今废置的尚育中学篱笆旁。路两旁有一些家庭工业作坊，斜斜木架上晒满一捆捆米粉，也有拜神用的香枝，远远就闻到浓烈的气味。走不远村屋就少了，开始出现坟墓，比黄泥路高出两三尺，几乎触手可及。就这样一路阴森凄清，陪着走到坟场深处。
不到一年光景，草长了，再寻不回当时路。凭着手里印有坟墓号码的小纸条，踩着泥土积水，一脚高一脚低，才找到父亲埋在坡下的矮坟。
金银纸在风中化成灰烬，所有不愉快的回忆忽然在烟灰里重现。我听到母亲的哭声，在人烟稀少的野外，显得格外悲怆。
（图片说明：樟宜十条石“鸟瞰图”，图源：Facebook Changi-10-mile (Somapah/Mata Ikan/Jalan Tiga Ratus/Gulega & Others）
回程时，我告诉自己：我已长大，必须忘掉这些不愉快，因为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
三人六脚踩过黄泥地，发出稀索声响，此外，再无一言。炎阳当空，汗从额头滴下，依旧没人出声。来到路口，有一间杂货店，外头摆了几张桌椅。大哥突然拉住我：“来！我们去喝水。”
我心下一愣，以为母亲会反对，没想母亲倒先走过去了。大哥要了一瓶可口可乐，两个带冰的杯子，就在桌边坐下，开始分那一瓶可乐。过去很少在外头喝汽水，可口可乐究竟什么味道从无体会。大哥打工赚钱，已经尝过可乐滋味，大概想让我们也尝尝。大哥把可乐分到两个杯子里，又从盐罐子里掏出细盐洒入杯里，一阵汽泡从杯底升起。
“喝呀，加了盐好喝。”在大哥的催促下，母亲喝了，我也举起杯，一入口，舌头就受不住了，这是什么味道？一种呛喉的不适很快传遍口腔，舌头像被摸不着的小刺刺着，苦涩的味道征服了甜，我对可乐的幻想破灭了。
我没敢说出我的感受，这还是我第一次尝到可乐的味道。都说加盐的可乐好喝，却没人告诉我，如果我的人生不加那么多盐，会可乐吗？
（图源：李国樑《从夜暮到黎明 from dusk to dawn》）
学校假期，我也想找工作赚钱。隔邻海南叔在芽笼31巷口咖啡店卖鸡饭，问我要不要帮他，一个月30元，不愁三餐。想到有钱赚，一口就答应了。
接下来三个多星期，每天清晨6点就跟着他搭车到咖啡店。一到店里，海南叔先在厨房处理鸡只，我则在档口削黄瓜、切黄梨，再把酱油和辣椒酱装满罐子，摆到每张桌子上。
（1963年的华人咖啡店，图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海南叔不吃早餐，我也饿着肚子不敢出声。第一天，他趁空跑来看我做得如何，刚好看到我用小塑料袋包辣椒酱，因为袋子打不开，把袋口凑到嘴边吹。海南叔一见，急得高声喝止：“不能这样！顾客看到还敢吃吗？”
海南叔很认真，我犯了饮食业大忌，心里自然十分不好意思。
咖啡店环境复杂，我却喜欢它的草根和随性。来往客人都叫我“肖条”（闽南方言，意即“小伙子”），把我当小伙子，和他们说话不需顾忌太多。
约8点多，海南叔煮好八只鸡，视需要再添煮。他把鸡从热水中捞起，置入冷水浸泡。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程序，煮鸡除了留意大火及文火的烹煮时间，还要经过冷水浸冻，使肉质更香滑，切鸡时刀板一拍，不仅易切，摆盘时也好看。
有时我也溜到厨房偷师，看海南叔煮鸡煮饭。我总在饭里见到一个小布袋，海南叔神神秘秘，里面装些什么就靠猜测了。
11点左右，顾客陆续上门。大都是熟客，有时只需一个招呼，海南叔就知道他们想吃什么。我摆好碗碟酱料，又拿饭盛汤，最后把海南叔切好的鸡肉端上。
这一忙就忙到下午2点。午餐很随便，海南叔炒两样小菜就应付过去，印象中也没吃过鸡肉。吃饱饭开始洗碗碟，海南叔又再煮鸡煮饭，为晚餐做准备。
我最怕送外卖，托着大托盘，有汤有饭，过大街转小巷去找订餐的客人。芽笼车多路窄，有几回立在街头，不知要往那里去，十分狼狈。其实送外卖最影响档口生意，但海南叔视顾客为父母，再麻烦也不拒绝。
忙过晚餐时段，我和海南叔吃完饭，开始清洗收档，大概在8点半离开咖啡店，回到家已9点多。身心很疲乏，但卖鸡饭让我累积不同的经验，至少，逢年过节，煮一餐鸡饭绝不成问题，切鸡摆盘，我总会被请去操刀。
– 待续 –
李宁强，祖籍福建金门，是一手拿笔，一手持相机的文图创作人。
他成长于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乡村，受教于传统华校中小学及末代南洋大学，投身于电视新闻编辑与电视剧制作。2008 年退出五光十色的传媒界，自学摄影，开拓摄影结合文学的创作道路。著有三本摄影文集、一本散文集、一本诗集，并参与三本诗歌合集。坚持，是创作的原则；分享，是最终的目的。
通过摄影，李宁强把一切负面的想法和郁闷尽情倾泄。每天高高兴兴出门，去见识新天地、去体会新发现。坚持做每件事，就算摸索也要闯出一道门路。通过摄影，让他慢慢悟出一些道理，从而找到一些正面的能量。
2015年创作《说从头》，停笔在离开电视台后，没想这才是真正精彩的开始，像自学摄影、文图创作、停笔四十年再续文字缘、重新写诗、出版五本书和历经七十八年找回金门祖居的寻根之旅，都在这时发生，这促使李宁强决定写《回甘》，算是《说从头》续篇。继续记录个人回忆，当成一种经验分享，分析过去对错、坚持不放弃、提醒和鼓励自己。《说从头》像是在心情亢奋中喝下一杯百味杂陈的茶，而《回甘》却是气定神闲喝着一杯苦茶，入口苦涩，慢慢甘甜。
《回甘》沿袭《说从头》写法，单篇独立却互有关联，每一篇都有画面，配文照片更是大幅度增加。为了不脱节和方便阅读，以感情为重点，保留了《说从头》部份篇章，并增加一些后续内容。全书分前辑《回》，后辑《甘》，图片以黑白和彩色区分。请读者共品这杯余香袅袅的人生茶，诚意推荐《金门寻根记》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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