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习近平的核心外交政策
被称之为“一带一路”或者新丝绸之路的战略开启了习近平治下中国的核心外交政策。为了赢得丝绸之路沿线60多个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支持，中国政府正在动员政治、经济和外交资源全力对外推销这一宏大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是习近平的标志性工程，对于实现他治下中国的对外战略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在国家层面推进新丝绸之路战略和统筹协调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工作，中国政府成立了以张高丽副总理为组长的一带一路领导小组，成员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和杨洁篪。如此之多的高层官员参与其中，表明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政府的重要性。
对于中国而言，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为了实现对外、对内两大目的。从对外层面上看，新丝路战略有利于深化中国与丝路国家的经贸联系和人文往来，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额，同时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对内层面上看，新丝路战略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平稳增长，刺激疲软的中国工业，尤其是为出口导向型企业寻找新市场。同时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扩大对外产能合作，刺激中国先进制造业装备和基础设施产品出口，有助于化解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的严重产能过剩，并为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赢得时间和空间。
建设和完善区域国家之间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一项核心目标。为了加快推进这一战略的实施和区域间互联互通项目建设，中国于2013年10月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短短一年之后在2014年10月，中国和其它20个亚洲国家在北京共同签署成立亚投行的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亚投行正式启动进入议程。
从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缅甸，到南亚的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许多亚洲国家面临本国基础设施老化和严重不足的制约，落后的基础设施阻碍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高昂运输成本和过长的运输时间打击外来投资者投资的意愿，从而影响这些国家吸引外资和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努力。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2010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从2010年到2020年里，亚洲国家需要总计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额。
经济地理理论告诉我们，高效而便捷的现代交通基础设施是实现国家经济起飞和工业化的前提和关键所在。然而许多亚洲国家都面临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的艰巨任务。这些国家经济落后，缺乏独立完成庞大基建工程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能力。同时现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开行远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来满足这一庞大投资需求。
中国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领军者，大批中国公司和大量中国工人早已走出国门，参与其它国家的交通和其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设计和建设，在亚洲、非洲和美洲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都能看见中国公司的身影。因此，来自中国的基建投资和优惠贷款正在赢得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好感。从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以来，许多国家表达了对亚投行能早日开始运作的期待，并渴望从中获得贷款，以加快各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建发展落后的面貌，从而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目标。
过去三十五年基于对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和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经济模式的成功，中国确信一带一路战略将会通过区域互联互通扩大区域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额，有助于相关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实现区域经济繁荣。
亚投行：中国施展经济影响力的先锋
作为正在崛起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通过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倡议成立亚投行，中国在区域发展和全球金融议题上开始逐渐取得领导权和主动权。
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决定亚投行资本结构和各国出资份额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无疑将成为亚投行最大的出资者和股东，并拥有对相关基建项目融资的否决权。同时，亚投行的首任行长普遍预计将由中国的金立群担任。
金立群具有在国内相关政府部门和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的丰富经验和完整履历。他曾经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进修学习，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金立群曾任中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司长和副部长，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和中国主权基金中金公司的董事长。中国政府清楚亚投行要实现高效运作，必须有一位具有丰富国内和国际工作经验，同时有很强沟通协调能力的专业人才来掌舵。金立群无疑是最佳人选。同时中国政府表明亚投行将会借鉴现有多边国际金融组织的运营理念和做法，以完善自身的运营和管理体制，并努力避免现有金融机构官僚机构庞大，贷款审批程序繁琐和效率低下的问题。
亚投行的成立折射出中国作为资本充裕国家急于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愿望。亚投行将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对外战略利益，并增强其全球政治经济影响力的重要金融工具。亚投行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融资平台和先锋。
加入亚投行的竞争和对地缘政治经济的影响
在过去几个月时间里，亚投行在区域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快速上升。2015年3月初,英国政府宣布英国加入亚投行，寻求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通过加入亚投行来更好分享中国和其它亚洲新兴经济体经济成长的蛋糕，不仅会进一步强化伦敦作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有助于英国公司更好打入规模庞大和潜在利润丰厚的亚洲基础设施市场。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在解释英国政府作出加入亚投行的决定时表示：“这将为英国和亚洲实现共同经济增长，和扩大双边经贸联系创造独一无二的机遇。”
英国加入亚投行极具示范意义。在英国之后，韩国、澳大利亚和许多欧洲发达国家例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相继宣布加入亚投行。欧洲发达国家另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希望以创始会员的身份获得足够的话语权来参与亚投行规则和章程的制定，以确保亚投行的放贷标准能够符合西方主导的现有多边融资机构标准。
如此多国家的参与，使得亚投行从区域金融机构迅速演化成为具有潜在全球影响力的多边国际金融组织。事实上中国政府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倡议成立亚投行如此之受欢迎。早在2015年3月初，金立群公开表明希望在2015年3月底亚投行创始会员申请截止日期时会有最多37个国家参与其中，然而最终多达57个国家加入亚投行。
因为担心亚投行会威胁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美国对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从一开始就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多番公开表明担忧亚投行管治结构和放贷程序会缺乏透明性，同时忧虑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信贷标准过低，会冲击现有国际金融机构长久以来执行的放贷原则和标准，并担忧亚投行的贷款项目可能对当地环境生态造成负面影响。
从实质上看，美国认为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的真正目的是试图改变国际金融秩序，和与其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开竞争。今年1月美国国会所做的2015年国情咨文中，美国总统奥巴马指责中国试图制定亚太地区的经济规则，这将使美国的工人和商业利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美国运用自身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和外交手段试图说服其传统盟友不要加入亚投行。很显然，近60个国家（其中许多是美国传统盟友）不顾美国反对，争先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表明美国的外交和经济压力并没有奏效。57个亚洲和非亚洲国家加入亚投行表明中国政府战略和外交公关的成功，特别是在亚投行还未正式成立运行的时候。美国在亚投行的议题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和外交失利。
美国前财政部长和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于2015年4月6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过去的一个月可能会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美国丧失了作为全球经济体系担保者的地位⋯⋯自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我想不出有任何事件能够像中国建立大型机构（亚投行）和美国未能说服以英国为首数十个盟友不要参与其中这样意义重大。”萨默斯指责美国政府在亚投行问题上出现政策失误和外交失败，他要求美国全面检讨其全球经济策略。
面对美国、日本和西方媒体对亚投行的猜疑和负面评论，中国政府多次表明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而非取代西方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中国无意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体系。同时中国认为亚投行的主要使命在于对亚洲基础设施的融资，而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的重心在于向减贫相关的教育和公共卫生领域发放贷款。因此亚投行并不会与世界银行和亚开行产生竞争。不可否认的是现有多边金融机构也广泛涉足区域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因此，亚投行将不可避免与现有多边金融机构展开竞争。但是因为区域基建投资领域市场足够庞大，所以彼此之间能够既竞争又合作，双方不会陷入恶性冲突。
发起成立亚投行的背景
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的背景主要有两大方面。从国内层面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资本输出国，为了实现资本的最大利润回报，中国急于为其充裕的资本寻找市场和对外投资机会。亚投行的成立无疑为中国资本走出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和通道。
从国际层面上看，倡议成立亚投行表明中国对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缓慢的不满与失望。尽管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的60%，也是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近两倍。但是中国在所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中缺少表决权和股份份额。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美国占有约17.67%的股份份额，日本占有6.56%的份额，相比而言，中国只有约4%左右的份额。因此，中国急于通过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提高其在现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以此反映国际经济实力的东移和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应有的地位。美国和其它国家在2010年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中达成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改革方案，然而在四年过后，因为担心相关改革方案会削弱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美国国会依然拒绝通过奥巴马政府签署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
中国清楚没有美国的首肯，难以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因此中国转而采取两手策略，中国一方面联合其它新兴国家利用各种国际场合继续推动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发起成立新的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投行来对美国施加压力，以此试图倒逼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亚投行面临的挑战：如何确保贷款的安全性
亚投行的成立和正式运营无疑会强化中国在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其潜在意义和影响重大而深远。尽管如此，亚投行的正式运营会面对许多挑战，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甚至阻碍亚投行的经营和对相关项目的融资。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受一些国家的国内选举和相关政策变动的影响，会对中国企业参与所在国大型基建设施建设造成负面影响。使得中国与相关国家业已签署的协议难以实施，甚至因各种原因被废除。例如中国企业在斯里兰卡投资建设中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被叫停和在缅甸投资的密松水电站项目被缅甸当局废止都是鲜明的例子。这些事件对中资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在这种环境下，无疑会对未来亚投行在海外基建项目的融资造成巨大的政治和政策风险，导致融资风险难以控制和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如何确保亚投行融资的安全性和风险的可控性？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更好利用其金融资源实现自身最大战略和经济利益？
与此同时，不少丝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落后，政府财力极为有限，它们对于来自多边金融机构的基建贷款是否具有足够的还款能力？如果有，通过何种渠道获得？这些问题都是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在制定贷款担保和保障原则及条款的时候必须认真面对和思考，并努力寻找相应对策的。
本文节选自政策分析类刊物《隆道观察》，由注册于新加坡的隆道研究院出版，关注中国和平崛起和亚太地区发展带来的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变化，追踪世界热点、难点问题，从东方视角提出政策建议和战略构想，帮助国家和地方政府实现可持续发展，打造和谐社会。《隆道观察》定价每期$10新币，如需订阅可写email至[email protected]，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和邮寄地址，将有工作人员与您联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