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报道了中国国防大学今年初出版《新加坡发展之路》的消息。此书以借鉴新加坡经验为主题，建议有序推进政改；它的出版释放了两个信号——中国政改是有方向的；中共恢复了对新加坡政治模式可持续性的信心。
既提起了“新加坡模式”，自然又一次引发“中国是否该学习新加坡”这个30多年的老课题。
▲李光耀和邓小平的会晤，拉开课题序幕
首先，“学习新加坡”这一说法，最初的版本是“借鉴”，并不是“学习”。此言出于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
他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邓总设计师的范围划得很明确，一是社会治理，但后来中国官员到新加坡考察学习的多了，很快就越出这个范围；二是借鉴；鉴者，镜也，所谓借鉴，不是全盘照抄，东施效颦，而是通过对照，从中吸取经验或教训。
之所以不能全盘照抄，因新中两国有三处基本差异。
从幅员上看，新加坡是城市国家，中国则是国情复杂的大国；新加坡是一级政府，令出即行，中国则是五级政府，时有人感叹政令不出中南海。船小虽好驾驶，也好调头，但经不起风浪；大国资源丰富，左右国际局势，但不灵活，治理起来极其困难。大国、小国各有先天优势劣势，这注定小国模式无法复制于大国。此其一。
▲苏州工业园区，是两国合作的试验田
新中两国政治体制不同，虽然都是一党独大，但中共是写进宪法里的执政党，而人民行动党每隔几年就要接受一次选战炮火洗礼。新加坡有反对党的存在，尽管疲弱，但并非花瓶。资深媒体人郑维认为，新加坡体制有一个强大的纠错能力，就是让执政党根据得票率，来反思施政出现的问题并且尽快做出改进。对执政党来说，大选既是考卷，也是民意的温度计和减压阀；对反对党来说，大选既提供了“翻身”的机会，但也有“被剿”的危险。因此，惟有切实为民服务，才是政治人物成功赢得选举的主要法门。
中国只有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不存在竞争执政权力的反对党。对地方官员来说，既然政绩考核压力主要是自上而非自下，上级自然比百姓重要；民意无法通过选举适时表达，因当权者无视而成为民怨，积压过久或爆发为恶性事件，然后上级查办撤职；无论继任者是谁，只要考核模式不变，地方长官的行为自然也不会变，长此以往，形成循环。两国的上层政治结构存在基本差异，处于下层的社会治理和经济管理结构自然无法复制。此其二。
新加坡是移民国家，劣势是历史短浅，担心文化断根，优势是没有历史包袱，较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概念，较易塑形。中国历史悠长，历史包袱不少，而且还有意识形态之争，接受新事物和新概念不容易。因此，新加坡作政治和政策创新时，压力较小，中国则反之。此其三。
▲若干年前的下南洋，又称“过番”
既有三不可学，是否就没借鉴的意义了呢？非也。本文试举三可学。
首先，具体的城市治理和经济治理模块如环境治理、城市规划、企业国际化、金融管理等，以及操作层次的制度，如反贪污、公务员人事管理、政府危机管理等可学。由于体制不同，这些理念和制度无法全盘照抄，即便全盘照抄也无法达成同样效果，但是，基本的理念和原则还是大体适用的。此一可学。
▲新加坡城市规划馆
▲新加坡水处理技术的杰作“新生水”
其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取得巨大成果，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故中国人多有“中国崛起”之雀跃欢呼，爱国主义高涨，时而盲目乐观，忽略了仍然存在的许多重大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对外甚至形成非理性民族主义，郑永年称之为“义和团主义”。新加坡也讲爱国，但新加坡讲爱国的基础不是崛起意识，而是忧患意识。强调忧患意识的一个好处是常反思反省不足，修自身以备不料之患。中国是大国，立于此历史关键点，若无崛起意识则无法锐意进取，但过分强调崛起意识恐易陷于冒进。若辅之以忧患意识，则能致中和。
再次，张之洞早在1898年已提出“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了此法之不可行。新中两国目前都不是“中体西用”，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出适合自己的制度。新加坡虽继承了以英国议会、司法系统和行政系统为国家机器的治国制度，但作了大量政策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中国强调本身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死搬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当前，新加坡政治正在转型，同时继续对继承下来的西方制度作出本土化，等于是西体“新”化，化为己用。
▲走向国际的新加坡企业
▲开进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中国工商银行
无论政治人物或人民乃至外商都在一步步探试、适应这些转变，就如邓小平所说之“摸着石头过河”。治大国若烹小鲜，经不起折腾，就这点而言，中国可借鉴或至少观察新加坡政治转型之成败案例，以新加坡为活体标本，从中分析，扬长避短，一如当年的苏州工业园区对中国工业化和城市治理之借鉴价值。
（原载《联合早报》，作者许振义，隆道研究院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