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主要以万历年间的6个人物为切入点，在讲述历史介绍人物的同时，从制度，经济，法律，军事，哲学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明朝灭亡的必然性。
—— 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9岁登基，接受严格的教育。
初期，他每天的功课有：经书、书法（后期取消）、历史。
有课后作业，同时，他还需要批奏章。
由于皇帝年幼，奏章“已经由各位大学士看过，用墨笔作了“票拟”。在冯保和其他宦官的协助下，皇帝用朱笔作出批示。”
而且，他的母亲慈圣太后极为严格，万历虽是皇帝，也会被罚跪几个时辰。
不仅如此，极为繁冗的礼节也需要皇帝一一照应。
比如皇帝会参加类似学习会的活动。
在“经筵”上，“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
讲官会不断重复这句话，直到皇帝坐正为止。
可怜的皇帝，连二郎腿都翘不得。
万历登基不满四个月时
“有客星出于阁道旁，其大如盏，光芒烛地。这在当时被人们看成是上天将要降灾的警告。”
因为这颗星星，“相当长的时间内，万历皇帝不得不注意节俭，勤勉诚恳地处理政务和待人接物，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化凶为吉。”
由此可见，万历皇帝在条框中长大，童年生活极为压抑。
万历皇帝以30年不上朝“出名”，但他并非一开始就如此怠政。
他曾经出题询问应试举人，
“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这原因，是在于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
不过，在与文官“切磋”过程中，彼此的信任逐渐消失。
万历皇帝失望，直至绝望：
“自己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
万历皇帝终究是人，他想立自己喜欢的儿子为储君，可他也明白在，“立长不立幼”的道德准绳之下，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
张居正事件以后，万历皇帝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
他也略微偏激的“矫正” 了自己的想法，认为一些诤谏者并非对他尽忠，只是“讪君卖直”。
仅靠万历一人，自然无法和成熟文官制度抗衡，“他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
最终，这位皇帝“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安居垂裳，无为而治。”
—— 张居正和申时行 两位性格迥异的首辅
张居正是一个积极进取的理想主义者。
在文官制度已经达到极致的时代，依然敢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也扶植有实干能力的人才，戚继光就是其中一位。
张居正的政治理想 “在理论上找不到更好的学说，就只能以自己的一身挺立于合理和合法之间，经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他声称己身不复为己有，愿意充当铺地的席子，任人践踏以至尿溺。”
他提出的“一条鞭法”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把各种名目的赋役折合成银两，以附加税的形式遍加于全境的土地上，不分贫富，计亩征银。”，简化了赋役制度，标志着赋税由实物为主向货币为主。
万历年间，明朝的国库相对丰盈是离不开张居正的在税制上的改革的。
（另一位首辅）申时行记得清楚：“在万历初年大家对张居正还心存钦慕，他们没有责成这个首辅舍弃旧章，创造一个新的行政系统。”
可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死后被彻底推翻呢？
—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
“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
—对文人刻薄
“平心而论，张居正对待一般文人，确乎过于偏激而有失宽厚。这些撰写文章的专家根据“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认为他们的诗词歌赋是赢得厚禄高官的资本。张居正纵使因为他们没有济世之才而加以摈斥，也不妨采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敬而远之，不去触怒他们。”
— 不理解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
“在他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
同张居正相比，申时行的管理方式要柔和许多。
“王世贞所作《内阁首辅传》称他“蕴藉不立崖异”，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
最重要的一点，“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
“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在张居正一案结束后，“申时行认为，他现在的任务是要竭诚帮助年轻的皇帝治理国家大事，当务之急是增加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其暴露各人的阴，毋宁提倡他们的阳。”
“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而实际上他是强迫要求各人保证不生罅隙。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动地各尽其能地补救罅隙。”
这以上是两位首辅风格的不同，当然，两位政绩和最终命运也有很大差异。
—— 经济发展，税收，及法律制度
作者借介绍海瑞的章节中附加了一部分对经济和法律政策的讨论。
海瑞是一位君子：“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
然而，单单以一个品行高尚的人不可能扭转制度落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本质上，“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
最终，海瑞并没有实现其政治理想，“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怎么可能由一个普通官员撼动？
当时的制度已经同时代不相称，不能解决社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
“合资贸易、违背契约、负债、破产，扶植私人商业的发展等等” ，都和地方官员的考成无关。
官员所管理的项目仅限于“田赋之能否按时如额缴解、社会秩序之能否清平安定。”
“海瑞文集中有关司法的部分，指出本朝的法律就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
国家不同地区物资调动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
虽是泱泱大国，但却是一盘散沙。
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中国长时间使用碎银，没有足够数量的铜币作为辅助，零售业极受限制。
碎银这种货币“非政府的财政机构所统一发行，主管当局就无法作必要的调节，以伸缩全国货币的流通量。”
明朝开端，“洪武皇帝虽下令发行过大明宝钞，但既不能兑现，也不能用以交纳田赋。”
钱币源自信任，大明宝钞背后缺乏必要的经济储备和民众的信任，最终，“宝钞在最初就没有能按照面额使用，数十年后即等于废纸。”
—— 戚继光 武官和军事制度
军事制度？重文轻武的明朝没有军事制度！
“帝国的文官，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
“别的国家里，一个退伍军官通常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如果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愉快。然而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
即便在倭寇成患时，“在文官们的心目中，戚继光的军队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家的威胁，加之他又和张居正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必须对他作严厉的弹劾。”
举个例子：“明文规定，漕运由专业化的军士负责运送，运送的军士即称之为运军。但是这个庞大的队伍却没有一个统筹后勤的机构来做周密的安排，以使其秩序井然地运转。”
“组织上的低能必然造成装备上的落后。”
戚继光的军事才华和作战方针略去不讲。
在这个武官地位极其低下的朝代，戚继光之所以取得成功，
“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惟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
但仅仅靠现实感是不够的，需要有文臣的辅佐和帮助。
“凡是故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后来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陆续迁调。”
对于戚继光的人品，历史上也存有一些争议。他并非只是一介武夫，能在那个年代生存，必然懂得斡旋于“阴”“阳”之间。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
—— 矛盾的哲学家李贽
李贽是个矛盾的人。
想要冲破当时思想给他带来的束缚，可思想的根基是泰州学派。
他的性格和学说都有些自由散漫。
离开妻子孩子出家，可做了和尚却也没有守戒律。
“他一心想要创造独立的思想和人格，离开了独立，他的内心就得不到满足。”
“对李贽的缺点，很少有人指斥为过激，而是被认为缺乏前后一致的完整性。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他没有能创造一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
他的诚实在于能够坦白承认“做官是为名利”，而不打出去绝私欲、为国为民等等高尚的幌子。
“这就接触到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每个人公开承认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自己的个人打算，以免口是心非而阴阳淆混？”
李贽一生和诸多上流人士结交，声明显赫。
留下了一些著作《藏书》，《焚书》，在当时颇具影响力。
他的书籍并没有像他自己期待的，成为“经筵的奖章”和“取士的标准”，但却也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参考资料。
最终，以书上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分享：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 读过《万历十五年》，或对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有一定兴趣且有所了解
— 请预先针对《万历十五年》某一章节或某一人/几人预先准备自己的看法
— 认真的讨论：
苏格拉底曾说：“要是我们的目的是寻找金子，我们就绝不会只顾相互吹捧反倒错过找到金子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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