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学者:研究鲁迅不能忽视他父亲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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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家世、幼年的经历这些“背景材料”非常微妙地牵制着作家成年后的所作所为,甚至贯穿作家的一生。鲁迅也不例外。

关于鲁迅的“背景材料”,他的胞弟周作人写过两本书:《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皆为珍贵的史料,在此不必赘述。鲁迅本人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也是本对故乡及童年深情追忆的书。另外《〈呐喊〉自序》里也总结性地谈了日渐没落的家庭对于他幼小心灵烙下的创伤。

其中父亲的病和死——疾病和死亡一直是鲁迅小说的主要题材——给他的打击最大。1896年,鲁迅15岁,他的父亲伯宜公终于在病情日重一日之后亡故了。这个悲剧的阴影,可以说笼罩了鲁迅一生。

在《朝花夕拾》里那篇《父亲的病》的文章中,鲁迅把对父亲的爱写得深沉悲怆,一方面对庸医及迷信尽情调侃和攻击,另一方面鲁迅在“潜意识”中对于父亲的死也抱有深深的“愧疚”。伯宜公在经过长年的中医误诊后终于危在旦夕,就在这样的时刻,“精通礼节”的远房亲戚衍太太便用起了民间的“招魂仪式”,让鲁迅在病榻旁一个劲地呼唤:“父亲!父亲!”

一个堂堂书香世家却要听从一个远房妇人的迷信习俗,使得伯宜公临终时也不得安宁,这是鲁迅三十年后(该文写于1926)仍然耿耿于怀、隐隐作痛的。所以《父亲的病》一文结尾这样写道:“‘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错处。”

伯宜公肉体的死是庸医误人的结果,而他精神的死,却是受中国旧文化传统中的糟粕之害。对于中国旧文化传统之负面,鲁迅在以后的作品中一再给予猛烈的抨击,这似乎也与父亲的死有关。我们知道伯宜公是一个科举制度下的失意者,旧的传统文化的牺牲品,不得志便与烟酒为伍,郁郁不乐一生。我们当然不能把“孔乙己”与鲁迅的父亲等同,但作者对旧文化之痛恨与对受害者之同情(这两种感情往往又交错合一)又不觉让我们联想到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伯宜公。

作为长子的鲁迅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父亲的死就一直纠缠着他。鲁迅后来去日本学医便是“对被骗的病人和他家族的同情”,“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随着鲁迅思想的成熟,加上在日本某次看画片的刺激(众所周知),他觉得改变国民精神更为重要,于是弃医从文,就像他三十年后(1926年)追忆父亲的病死一样,他深刻认识到庸医固然可以杀人,但愚昧迷信同样可以杀人。鲁迅的弃医从文并未改变他“医人”的初衷,只不过由医人的身体上升为医人的精神。

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Erikson)写有《甘地的真理》一书来分析父亲的死对儿子的影响。甘地是一位敬孝父亲但又耽溺肉欲的人(指他童婚以后那几年,后来他却是一位提倡“节欲”的圣者),他对父亲的病一直尽心侍候,从不疏忽。可就在他父亲垂危的那晚,他的叔叔来代替甘地为父亲按摩,而甘地自己却并不谦让,径直回到寝室与妻子亲热起来,惩罚终于到了,没过几分钟,佣人便来敲门报丧,父亲去世了。

后来甘地在《甘地自传》一书中写到:“我知道我若当时不为情欲所蒙蔽,我就能够在他的最后一刻分担其痛苦。我还能够为他按摩,那他就会在我怀中死去。但是现在却由我叔叔享受这份荣耀。”甘地内心的愧痛,成了他一生中的“咒”(curse)。这一年甘地16岁。

在世界伟人中,有不少在幼年时代承受过这种渊源于父亲的“咒”。卡夫卡在小说中梦到杀死父亲;杜斯陀也夫斯基的名作《卡拉玛佐夫兄弟》,也是以弑父为主题,所以弗洛伊德认为杜斯陀也夫斯基写此书的潜在意识,是受到幼年时经验的刺激,他的父亲原是一个残暴的地主,有一夜农奴聚合起来把他杀了,杜斯陀也夫斯基事先已有所闻,但未干预。鲁迅在父亲临死前所受的心灵上的“创伤”,我们也可看作是他心理上的一个“结”,这也就是爱利克·埃里克森所谓的“咒”:一切行为之根源。

《朝花夕拾》里有篇情深意长的怀念文章《藤野先生》。藤野是作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的解剖学老师。鲁迅先生把藤野与他的那段师生之情写得异常感人,甚至超越了师生之情,接近父子之爱。这也不难理解,对幼年失去父亲、现又游学异国的鲁迅来说,藤野对他的爱护无疑满足了他期望父爱的饥渴,同时他把藤野假想成父亲也能补偿他对父亲的感情,赎一次“罪”。这种无意识活动当然都是那个“咒”起的作用。更为值得琢磨的是《父亲的病》和《藤野先生》同写于1926年,前者写于10月7日,后者写于10月12日,相差不过五天。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鲁迅的潜意识世界里,父亲和藤野是离得很近的。

1929年,海婴诞生了。鲁迅终于做了父亲。鲁迅对于海婴是百般溺爱的,这在鲁迅给母亲的信中可知。鲁迅的两句名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也是证明。鲁迅晚年,把对儿子海婴的爱推及扩大为对青年学生、青年作家的爱护。他和萧红、萧军、柔石等青年的感情也是介于师生、父子(女)之间的,这与他心理上的那个“咒”同样有着潜在的联系。

我们举两篇悼亡文章为例:《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这在鲁迅众多的杂文中,应该是感人至深的两篇了。除了别的原因,我们不能不从心理上来探测一下这两篇作品所以感人的因素——其实,鲁迅无意识中把个人的“小爱”揉合进了对国家前途的“大爱”之中,既有很强烈的社会意识,又有很炽热的个人情感,两者结合得恰到好处。如果鲁迅只是出于政治上的应酬,他是不可能写出这种饱含个人情感的悼文的。

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到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上,因为这也牵涉到鲁迅内心的那个“咒”。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一书对他们兄弟间感情的演变有详尽的记载。其实鲁迅对周作人一直关爱有加,无论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是归国以后。造成兄弟决裂的原因是周作人的日本太太。她对鲁迅诸多诟病,并加以排挤。兄弟两人本是全家同住的,最后鲁迅带母迁出,另起炉灶。作为长兄的鲁迅责任感十分强,他之所以父亲般迁就、爱护周作人,这自然离不开那个“咒”,照顾好家庭、照顾好弟弟也是对父亲表示赎罪的实践。

兄弟反目无疑对鲁迅是沉重的打击,而这一切,鲁迅只能默默承受,他对周作人并无什么责怪。这是1923年夏秋间的事,我们翻开鲁迅的日记,对此他只轻描淡写,而这时的日记却有不少大病的记载,足见此事对鲁迅身体的不良影响。

由此可见,研究鲁迅,就不能忽视鲁迅父亲的死这一“细节”。

 

作者介绍:何华,中国安徽出生,现为新加坡公民。复旦大学中文系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联合早报专栏作家,目前任八方文化创作室主任。

本文节录于王润华、潘国驹主编新书《鲁迅在东南亚》,感谢出版社八方文化创作室授权给新加坡眼刊发。

《鲁迅在东南亚》是一本由主编王润华教授、潘国驹教授与编辑何华、许通元邢诒旺,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学者合作编辑的论鲁迅的文集。论文共有大约50篇,主要作者郁达夫、郑子瑜、方修、刘思、王赓武、王润华、黄孟文等几十人,从1950年代到2016年,作者包含新马、东南亚及中国,主题都是对鲁迅在东南亚各方面的影响,从政治文化到文学艺术。

关于鲁迅在东南亚的论著很多,几乎可放满几个大书架,这50篇都是精选代表作。可以说明其对华人与非华人作家的写作、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的影响。他在印尼,影响了苏卡若政府的政治于文化的左倾,是最大的奇迹。

《鲁迅在东南亚》新书发布会

主讲:
王润华教授(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副校长)
潘国驹教授(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及总编辑)
刘宏教授(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杜南发先生(本地文化人、资深报人)

主持:
南治国博士

 

日期:2018年1月14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2时至4时30分
地点: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大厦 NationalLibrary Building, Level 16, the POD 100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188064
网上报名:https://goo.gl/2a5fmF
询问电话/电邮:6466 5775 ext 410 / globalpublishing@ws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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