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使人们惊讶的是，党政官员贪污金额的数量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少则以千万元（人民币）计，而多则以数百亿计。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资料显示，截止2013年3月的近五年中最高检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从2004年到2014年，中国就从海外追回赃款100多亿。根据中纪委的资料，光是2014年就从海外追回赃款30多亿。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2亿多元。现在还没有权威的关于反腐败追回的赃款的统计数据，但是通过了解到的很多个案的贪污数据且随着反腐败运动的深入，追回赃款数目会很大且还会快速增加。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在反腐败过程中所没收的或者所追讨回来的钱去了哪里？这么庞大数量的钱应当用在哪里？
中纪委近日称，遵照相关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对于在查办腐败案件中暂扣的涉案款物的处理原则是：第一，属于涉嫌犯罪所得的，案件移交司法机关的同时，相关款物一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第二，系违纪所得的，由纪检监察机关依纪收缴，上缴国库；第三，对于经调查不属于涉案款物的，及时予以退还。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其余一律上缴国库。
这虽然提出了赃款处理的一般原则，但是长期以来还没有足够透明的并且具体的赃款处理制度细节。或者内部有，但没有公开，老百性并不知道。人们只是通过各种新闻知道某某官员贪污了多少，被没收了多少财产，但从未被告知这些财产的去向。是被收回了国库，还是用作他途？尤其在地方层面，赃款往往从一个贪官手里转到另外一个贪官手里。其实，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透明的制度，人们就有理由担心：反贪污会不会是一个贪污取代另一个贪污？一个贪官被打倒，另一个贪官又站了起来。这种情况经常使一些人回想起当年重庆的薄熙来案。薄熙来用铁腕的手段进行反贪污，没收了贪官和企业家的大量的财产，但自己却也成为了贪官。如果是这样，人们也就有理由怀疑反腐败运动的性质及其可持续性了。
如果政府在这方面没有公开透明的制度，政府反贪污的公信力就很难建立起来。但如果这方面政府能够做得好，老百性就会更加信任政府，政府的合法性会增加，反腐败运动会得到更大的社会支持。因此，建立透明的制度，让老百姓具有知情权，是处理赃款的第一步。
老百姓有了知情权之后，又会想这些钱应当去哪里呢？收回赃款不应该是一个腐败案的结束，将此赃款放置到它应去的地方，阻止它再次成为“赃款”的可能性，这才应是一个反腐败案成功的标志。
钱到底应该去哪里呢？ 人们很容易想到的是二种可能性，第一，回国库，变成国家的钱，进行再次分配。如前面所提到的，最近中纪委所发布的赃款处理原则就是这样；第二，归还受害者。
第一种是最基本的作法。如果政府做到了这一点也很好，但政府既不会在建立政府公信力和增加政治合法性上得到很多加分，老百姓也应该不会因为这样的做法而有愤怒之情。国库得到了充实，国家更加富裕，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充实的国库，让政府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比如增加军事力量，增加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等等。
不过，这样的做法从逻辑上忽略了一点。其实，腐败是一个违法行为，违法行为肯定是有受害者。在法律上，对于违法行为的惩处的同时应伴随有对于受害者的补偿。因此，反腐败的赃款应该返回受害者。然而，这里又会出现一个重要问题，即谁是腐败活动的受害者呢？如果人们要去分析一个腐败活动中所牵涉的受害者，且细化到个人，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甚至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说，一个政府工程招标项目的腐败，直接的受害者可能是受到不公平竞争待遇的参与者。但是间接上，有很多隐性的受害者，例如，超过市场价格的项目合同，其实是对纳税人利益的侵害，贪官通过腐败活动把纳税人的钱卷入了自己的腰包。所以，受害者其实还包括了所有的纳税人。另外，如因为腐败而导致的环境污染等，腐败活动的受害者是整个社会，只是受害程度不同。实际上，那些完全没有任何特权，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必定是受腐败活动所害最深的群体。很多年里，政府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所引发的大规模的拆迁、盲目产业政策所导致的环保危机和生存危机，受害者大都是社会的最底层。
正因为中国社会是腐败的受害者，特别是底层社会，从道义上讲，这些群体应该成为反腐败活动的被补偿者。
这么多年来，中国社会已经是伤痕累累。环境污染造成的癌症村、艾滋病村，导致了很多家庭和个人的生存危机，教育、医疗等社会政策的低水平，也往往使得更多的社会弱势群体经常无力自救。中国社会急需被拯救，国家通过经济建设变得越来越富有和强大，但社会确越来越孱弱。这也是今天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现在真的是时候去拯救社会的时候了。让那些癌症村的人拥有正常的健康的生活环境，并得到应有的医治；让那些艾滋病人得到妥善的关照；让贫困的人们过上稍微体面一些的生活；让本来就不是很大的中产阶级社会群体不会因为底层穷人的暴力行为而整日担心受怕。
如果从重建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一次机会，把反腐败收回的赃款，建立专项的社会救助基金，且每一笔钱都向社会公开，完全透明。这样做的政治意义非常重大，至少体现在几个重要的方面。
首先，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的提高。老百性可以直接感受到，这是一个为老百性做事的政府，反腐败是为了老百姓，不仅仅是执政党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老百姓得到了好处，就会发自内心地去拥护执政党的领导。
再者，社会生态因此会得到改善。这么多的钱在认真管理和没有腐败的情况下，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社会底层的人得到了帮助，社会会变得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在帮助弱势社会群体方面，中国政府现在号召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的参与，这是个好势头。然而，在很多方面，鉴于中国社会问题之多，社会力量仍然无能为力。解决社会问题，政府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在西方也是如此。中国政府实际上也是可以利用这次很好的机会，觖决它急需解决的一些社会问题，用在反腐败过程中没收来的大额款项，做最需要做的事情的同时，必受全国老百姓和全世界的瞩目。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处理反腐败所没收的赃款，更是反腐败制度建设中的有机部分，并且是这个过程中重要且关键的部分。解决反腐败赃款何来何去的问题，也是反腐败运动最终胜利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一个层面，人们可以说，钱是万恶之源。同时，钱也是人们行善的基本工具。对中国的反腐败运动来说，问题是如何断其恶，而得其善呢？这是人们需要拭目以待的事情！
（谢娜，新加坡隆道智库分析师。隆道智库为非盈利性的战略、发展、思想研究中心，高端培训、咨询服务机构及论坛智力支持机构。以龙永图和郑永年为领军人物；以林志奇为理事会主席，郑永年、曾士生、徐冠林为副理事长。隆道智库将充分利用新加坡在东西方之间的独特地位和开放自由的舆论学术环境，关注中国和平崛起和亚太地区发展带来的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变化，针对相关问题及世界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和交流，从东方视角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和战略构想，以形成政策影响力，帮助国家和地方政府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造福普罗大众，惠及人类福祉。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之上，智库对外提供高端培训和咨询顾问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