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过去几周，新加坡因出现多个社区感染群和无关联病例，目前处于“高警戒第二阶段”。
大家是否还记得，去年三月底出现的那波疫情，主要为客工宿舍传播。当时，新加坡独立时事评论员蔡裕林就曾著文，分析了新加坡客工宿舍爆发病例的诸多原因，以及当局的应对策略存在哪些短板和不足。
最近，客工宿舍病例零星出现，经历了去年的惨痛教训之后，相信当局已经做好准备，进行的密集检测、迅速追踪等，防止客工宿舍爆发感染群。
本文完成于2020年3月，目前已被收录在蔡裕林今年5月8日出版的《新加坡抗疫纪事》一书中。
检视新加坡应对冠病19的表现，客观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剖析与论述：一是它具有着怎样的正面意义和亮点；二是它面对与存在哪些短板与不足。
从疫情演变出现令人意外的确诊病例竟然如此之多，的确显现新加坡方案存在明显的不足，不过，当人们深入的剖析病例数字的真实情况，又会发现这个国家的防控冠病疫情还是做得极为扎实与可取。
新加坡所展现的防控实力与功能，概括而言，就是既关注经济也心系人命健康。因此，在整个防控过程中，始终坚守这两个核心理念。具体表现在可防可控阶段，极力维续经济与社会正常运转的同时，确保每一个病患得到最好的收治；在难防难控阶段，当疫情出现大规模传播后，不惜实行阻断措施的同时，也要确保每一个病患，不论是国民还是客工，都得到最妥善的照顾与收治。
深究新加坡病例飙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基于彰显这是一个以法治国，信守承诺的国家。为此，当疫情全球化导致在国外的国人（包括长期准证持有者）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也就义不容辞地敦促和承担一切费用让他们回国。即使是数十万计的客工，也感于他们对国家建设的贡献而给予等同相待。这种高度重视法权的践行，不能不说是它不足中的亮点。
（榜鹅S11客工宿舍曾是新加坡最大的感染群，图源：谷歌地图）
尽管客工宿舍病例的出现，成为新加坡防控对策中一大缺陷，但随之开启的应对举措，却又充分证明新加坡具有非常强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新加坡采取有别于中国创建方舱医院的应对举措，就是最大限度地善用现有的设施和空间，如军营、空置组屋、学校、展览中心、酒店、体育场等，改建成收治病患的社区护理设施、社区康复设施、拭子检测中心、健康客工隔离设施等。新加坡政府还在对抗疫情过程中，大力扩建医疗设施，如ICU病床；大力组织与动员自愿者加入医疗护理。可以想象，要在一天内为超过10,000名的马国客工安排住宿地点，又得为数以万计来自其他国家的客工疏散到不同住所，没有强大组织能力是不易办到的。
新加坡方案的政策思路，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共同防疫。因此，由始至终展现高度的公开透明。不仅对疫情没有任何隐瞒，而往往是事前把可能发生的不好情况加以预示，以提醒人们做好思想准备。该做就必须做，就像严密的检测必然出现病例的递增，也绝不会为了面子而失去里子。
（图源：新加坡人力部）
谁都知道有钱好办事。新加坡在对抗冠病19过程中，显现与许多国家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政府先后五次推出的财政预算，展现了新加坡别具一格的形象。新加坡得以从长期累积的国家贮备受益，不仅对国人和客工可减轻冠病带来的打击，并为保企业、保员工、保未来提供了有力的支助。
新加坡防控冠病19的表现，当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一点从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联合主席黄循财、以及时任人力部长杨莉明都已先后表达了将会在疫情结束后进行反思与全面检讨。
到底新加坡防控疫情的最大不足或缺陷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状？有什么教训值得吸取？它又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1、防控疫情的心态与姿态。从时间点看，冠病疫情的突如其来刚好发生在代际过渡的关键时刻，作为深受世人瞩目的小红点，为了展示新加坡的国力、优势，也为了显现国家领导的决心与能耐，秉承成功的信念和战胜病毒的意志，从而设定的对策就充分地显现在不仅必须确保有效的防疫，更要做到最好以凸显新加坡和代际过渡的能耐，从而取信于民。
这样的定位与立足点，确实是客观发展的需要，既要维持最好也要做到最好。换言之，从李光耀时代向后李光耀时代过渡，这是必然。但能否维续最好也做到最好，并不取决于决策者的定位与思维走向，而在于决策者是否能站在巨人肩膀上展现应有的高度和智慧。从疫情演变的事实，显而易见，决策者并不足于展现如此的高度和智慧。
（图源：Unsplash）
联系近年新加坡应对诸多国内外重大事件，就像维续与展现小国大外交，2011年大选受挫后的一连串改革、公交事件的滞后处理等，深究起来，或多或少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领导能力落差引发的治理缺陷。这一点必须从根本上加以重视，并须寻找应对方案不可。
2、疫情的出现开启了新加坡防控冠病的战斗，正如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联合主席颜金勇所言：“只是按下按钮。”进而当社区出现抢购食物和生活用品的恐慌现象时，时任贸工部长陈振声在闭门会议批评市民“丢脸”，试想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态与架势？
就当时的疫情看，决策者的确应对得很好。不过，如果深一层地分析，这种态势对疫情可能出现变化是否具有高度的警惕，不无存在疑问。客观而言，决策者必须对任何一次新的病毒可能引发的危害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不是因有了“警示级别”（DORSCON）就能自然顺转。同样的，面对一种新的可怕病毒，人群中必然存在相对易于引发恐慌的群体，严苛责备不在于是否对错，而是作为决策者如何审视与评断疫情与民情。一句话，在新冠病毒面前，展现的是低估而失去高度警惕，而不是高估造成的恐慌，有必要受到认真的检视。
作为经验教训，今后有必要在设定和调较警戒级别的内容与执行机制时，清晰阐明或附加说明在执行既定的警戒级别时，如何应对新的风险评估与预警。
3、新加坡这次面对客工群体大面积感染冠病19，客观而言，既有结构性的问题，也有决策者思维盲点的缺陷。虽说疫情严重化后，决策者在化解危机上有着不错的表现，但整体而言，仍然无法忽视和低估由此带来的惨重损失。
在全面检视问题之际，有必要先追溯与厘清客工宿舍为何会造成如此情状。新加坡的客工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由于数量相对还没有那么多，尽管不时都曾出现住宿或社区纠纷，但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新世纪之后，特别是大量引进外劳以拉动经济增长，导致客工问题逐渐严重化。2013年12月，小印度的骚乱事件便是这一事态发展的集中表现。政府的事后反思与检讨，显然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类似事件而寻找可行方案。建造客工宿舍犹如雨后春笋，也就不难理解。
就新加坡的现实而言，不可能不引进客工，即使是有限度地引进客工，也无法根本排除由此引发的问题。因此，如何引进与如何避免引发不可控的情势涌现，便成为了当政者的治理难题。在检讨时，就必须意识到不能单从防控疫情的需要考量，正如建造客工宿舍可以预防客工假日在特定地点群聚的风险，却也存在病毒集中扩散的风险。长远之计，应当是兼顾多层面的需要与风险评估才是上策。
客工宿舍疫情演变至如此严重，决策者存在的思维盲点是毋庸置疑的。时任人力部长杨莉明和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联合主席黄循财的说词，说白了，正好从反面印证了决策者的思维盲点。作为统领者，不仅要眼观四方，耳听八方，更要心中有数。这个数就是国情，就是实情。每一个问题的出现，都必然引发可看见和不可看见或难以看见的情景、状况、群体。心中有数就意味着，时时刻刻都记得或知道客观上存在着哪些问题，风险在哪里？如何应对？只有事事考量周到，处处防备到位，才有可能做到滴水不漏，而不会因为思维盲点总在事后补救，成为救火忙人。
治国难，治好国更难。同样的，防疫难，全面有效防控更难。但身在其位，不得不为之也！再难也要做到最好！这就是作为人民公仆的职责所在。
《新加坡抗疫纪事》讲述了新加坡在2020年面对疫情的反应以及政府、民间团体如何应对挑战、全民上下抗疫的过程。本书于5月8日起陆续在各大书局上架，现可点击这里，在玲子网络书房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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