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如
《怡和世纪》总编辑
一、家世和时势造就了郭鹤年比起同时代的成功商人，郭鹤年从小一直处于得天独厚的位置。二战前父亲就有稳固事业基础，居然有50万马币家产。父亲也懂得应该送他进英校，还是坐汽车上课的。日本时期为三菱做事，日军投降时，给他大批物资交换香蕉票。日本投降后，父亲得到英国人提供的各种合同，父亲的东成公司战后三年就赚了四百万马币，郭鹤年是父亲的得力助手。他说受母亲影响大，实际上是父亲为他打下了事业基础，包括传授给他与高官打交道的门路。母亲对他的影响，更多的是影响他成为一个具有独特的商业人格和行为规范的儒商。在创立郭氏兄弟时，他照顾所有堂兄弟（包括二妈），都成为股东。他主政，承接米、糖等代理。1952年左右到新加坡设分店，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委任他为在新的大米进口总代理。来往新加坡吉隆坡之间，进入上等社会与高官贤达打交道。
二、如何成为糖王
米价波动不大，利润有限。他也同时做糖，但是糖当时是受控制食物，只能通过香港的英商太古、泰来洋行等才能进口，而英商歧视有色人。1958年在做糖方面取得突破，日本三井要卖肥料给印度商人，印度商人只能以白糖交换。但是日本不需要白糖，三井叫郭出钱承购白糖。郭决定进口3万吨印度白糖，谁知中国也同时到马来亚进口白糖。最后他与中方合作，同时进口印度白糖，他成为最大的食糖进口商，打破了英商的垄断。在1958年，与日本人签约来马来亚设厂生产白糖，日本人的条件苛刻，他为了引进炼糖技术，忍痛接受。糖厂（MSM）设在槟城，1964开始生产。在关税制度保护下打败所有竞争者，发展成为东南亚最大炼糖厂。他经营了45年后把糖厂卖给国营公司，获利30亿马币。1963起，他在伦敦做糖的期货。开始与经纪打交道，学习他们的专长，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起初小规模做，慢慢做大。1960年代在伦敦做期货买卖就赚了1500万英镑，从此被称为糖王。
三、喜欢玩抛球的杂技
他说喜欢看杂技表演，特别喜欢看抛球杂技，形成他也一直要在商界同时抛几个球。他先后投入大米、食糖、食油和面粉的投资。他向日本人学，立意要做大规模、有成熟市场、稳
定而持续的产品。1962年与三井合作，在巴生设联邦面粉厂，1966年投入生产，后来也得到许可在新山，开设了新山面粉厂。
四、自认有闯世界的本能
他自认有闯世界的本能。一心要往更深、更富饶的海洋寻获更多的鱼。他说若留在新山，一年赚几十万，50多岁退休，是一种平庸的人生。他离开新山到新加坡，放开眼界，进口大米、面粉、食糖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转运到印尼各地。移居新加坡是他登上世界舞台的跳
板，移居香港是进一步巩固做为龙头老大的地位。
五、如何在印尼发展？
苏哈多一向与印尼华商关系密切，后台都是华商。苏哈多未上台前在爪哇中部一个小镇当军官，与林绍良建立起交情。1969年苏哈多要林绍良开设面粉厂，林绍良拿到licence，来找郭合作。虽然条件苛刻，郭还是与他们合作开设了Bogasari面粉厂。他的眼光看得远，虽然觉得在面粉厂方面“受尽委屈”，却借机会在印尼发展，并通过林绍良的前股东Yani 接近了苏哈多，成为印尼大米与食糖的总进口商。
六、香格里拉集团的建立与发展
香格里拉集团的建立与发展应该是他最为津津乐道的回忆，最能显出他与同时代华商不同的地方：他的英文教育背景、社交圈子、锐利的眼光，加上他的勤奋与胆识。他与香港人曹文锦合伙开设马来西亚国际船运公司（MISC），股东包括马华公会。虽然赚钱，却是一段不愉
快的经历。
七、是一部成功商人的生意经
郭鹤年应该还有没有讲的、或是只讲了一半的故事，最明显的就是香港南华早报的收购与出让。自传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读者感觉不到大时代的气息；尽管如此，却是一部精彩、令人羡慕、一个懂得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成功商人的生意经。
邹文学
《怡和世纪》编委
一、《郭鹤年自传》是一本内容精彩、容易阅读的书。它呈现了不同时代的画面。日本占领马来半岛时期，他在日本公司工作，深获信任，从此奠下经商基础，并为他战后同日本机构的交往铺路。他先是做大米生意，却发现赚钱不够快，便涉足糖业，后来还一年飞往伦敦多次参与世界性的糖期货市场买卖。他善于同英国经纪打交道，又懂得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一年便能从这种投机生意赚取几百万马币。他与印度尼西亚华商林绍良、林文镜和林燕志建立的结识及合作关系，以至他取得苏哈多总统的信任与友谊，都是导致他能大力扩展自己商业版图的契机。书里叙述的他和苏联、朝鲜、韩国和古巴官商作生意的经过，也都不缺少惊险场合。他在中国既缺糖又缺外汇买糖的困难时期，出钱又出力，也为他以后在中国市场的纵横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其实，郭鹤年也是新加坡领导层如李光耀总理及财政部长吴庆瑞的朋友。后者便曾请他帮忙，勉为其难接受马新联合航空公司主席的职务。不过，郭鹤年自认由于新加坡与香港税务政策的差异，后来便选择香港为自己商业王国的根据地。
二、这本书的特点之一，是不隐瞒自己的行事作风，不掩饰自己
性格上的缺点。我读完书的印象是，他对己待人都很严格，他认为一个好职员的标准是：能干、人品好、做事勤奋。我还觉得有几个场合，他是得理且饶人。他认为：生活中本来就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你不能把所有人都想成通情达理的人。也觉得他心地不错，沙斯时期不裁员。他说做米糖和食油的生意时，听妈妈的话，利润不超过2%。郭鹤年有做善事，成立了四个慈善基金。
三、郭鹤年在书里多次表示自己爱马来西亚和中国，并以当华人自豪。另一方面，他对日本人的凶残十分痛恨，也大骂英国殖民主义者为害和遗害殖民地：掠夺、贪得无厌、种族歧视。不过，他也赞美所认识的两个日本人是难得的好人。他也指责美国侵略和轰炸越南的罪行，以至一宗合作安排告吹。他认为政治与商业分不开。
四、书中说的几个有趣的小故事。这本书也说了几个有趣的小故事：曼谷银行陈弼年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审查贷款申请，而是亲自参观申请者的工作地点，鉴定他们的可靠程度；有一次他与合伙人陈锦耀飞伦敦，买的三连座位，他躺下睡，双脚就搁在对方膝上。他在书里还宣称：福州人没有其他籍贯的商人那么冷酷无情、那么不择手段，速度和果断性也输给他们。
五、自传也说了好些家事。自传也说了好些家里事，爸爸老是欺负贤惠能干的妈妈；妈妈是位博览群书、熟知天下事的旧中国知识女性，郭鹤年连投资等大事都听从她的意见。他对二哥郭鹤龄参与马来亚共产党百般赞美，认为他是一个真正为国为民的英雄好汉。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大哥做事的弱点。他不隐瞒自己背弃发妻的行为，还显得有点内疚。他致力发展郭氏兄弟家族的事业不遗余力，颇能招揽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后代一起奋斗。他对侄儿郭孔丰的赏识、容忍和支持，显示是个有肚量的长辈。郭鹤年是个有远见、精明、勇于实践、敢于争取胜利的生意人。他也没忘了老祖宗、家族与亲人。
六、对这本书的总体观感。这本书的翻译还是挺流畅的，不过，译者对某些地名和人名的翻译，由于懒得翻阅资料，便增加了阅读上的困难和误解。译者常把马来亚和马来西亚混淆，是个严重失误。第246页把马来亚共产党写成马华公会也很不应该。
南治国
《怡和世纪》编委
一、郭鹤年是勤奋善学的经商典范
再精明的大脑也离不开勤奋和好学，郭鹤年是勤奋善学的经商典范。郭鹤年说他一生都坚信“忙碌是一种治疗”，只有忙碌中身心才会结合和愉悦。在自传中很多次提到了他的勤奋，虽然不是刻意为之，但给人印象深刻。譬如第87页他写在1953年至1958年间他开始涉足大米交易，“我不断扩阔视野，就如磨砺自己的武器。我每天清晨七点半到八点便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十点到十二点才收工。我不断从旁观摩他们的办事方式，观察他们哪些地方犯错，并发誓不要让自己犯同样的错误。”后来生意越来越大，赚的钱也越来越多，郭鹤年没有耽于享乐，相反，他为了生意，经常世界各地寻找商机。他说，从1963年起，他在家好像没有待过一周以上，“像风筝一样到处飞翔”，甚至有一段时期，常常连续20多天没有睡在同一张床上多过两晚，“我不是逞强或闹着玩。我的生意迫使我不断向前，不能停步。”
二、把商业当成是一种砥砺自我、挑战极限的志业
为何要经商？郭鹤年创业之初，资金周转并不容易，当时的英资银行对华人是公开歧视，也让郭鹤年受到了羞辱。但商界就是如此，“除非你能奋力爬到岩礁顶部，否则便有被淹没的危险”。郭鹤年把白人对华人的歧视视为自己努力经商的最原初的动力，到后来，生意成功了，他的境界也更高了，他不能安逸于衣食无忧的平庸的生活，赚钱和商业成了他毕生的志业。他说“我专注于赚钱，但渴望追求的并不是钱本身，而是希望从汇聚造王者和决策者的商业世界中崛起，并且登上云端。”我想，这大概就是郭鹤年和很多商人所不同的地方。
三、对华族深具信心
郭鹤年的英文教育背景对他打造自己的商业王国至关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自传中，他也不止一次提及他商业的成功要归功于他对英语及其文化的掌握。尽管如此，郭鹤年对华文和华族的信心从未动摇。
本文刊载于《怡和世纪》2018年4月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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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V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