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新加坡人不能进中国!但拍摄手艺赐给我了一张“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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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爱拍照的文佐成把自己的业余爱好变成了职业,从助理一路坐上了主管的位置,甚至还随着李光耀先生随访去了二十几个国家。这一路的心历路程是怎样的呢?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出自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回望加利谷山》一书。

·文佐成 Mun Chor Seng

我在1958年加入马来亚广播电台的广播部当广播助理。当时的泛马来亚广播总部设在新加坡,槟城、怡保、吉隆坡和马六甲都有分台。

 

我被送到位于吉隆坡的联邦大厦接受两个星期的培训后,就马上开始工作了。当时我的工作是协助播音员/制作人设置麦克风,在录音室里调节他们录音的声量和平衡音频。在他们进行录音之前,我得确保留声机和录音设备处于良好的状态。

 

当年新加坡人不能进中国!但拍摄手艺赐给我了一张“通行证”

1961年冯宝宝访问新加坡广播电台。

摄影——我的最爱

我从1958年到1962年担任广播助理的四年里,由于对摄影的浓厚兴趣,我还协助广播部拍摄一些活动照片,例如广播名人和海外艺人到我们的录音室访问时,我都会抓紧机会。这些照片主要是刊登在《南洋广播周刊》广播杂志。我因此收集了许多来访艺人的照片,例如F1 赛车手Stirling Moss,香港童星冯宝宝,英国博学家 Tom Harrison和印尼歌唱组合 Blue Diamonds 等人。这是一项额外的工作,制作人如果选用了我的照片,每张会付我3元。试想当年我当广播助理的月薪只有171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

当政府筹备设立电视台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申请在新成立的“摄影与录音组”里助理摄影师的职位。我很满意这份工作,也对工作充满了热忱,就这样,我在电视台待了36年。

 

摄影与录音组

1962年11月成立“摄影与录音组”时,我们只有五个人,主管是来自印度的摄影师。

 

当年新加坡人不能进中国!但拍摄手艺赐给我了一张“通行证”

在60、70年代RTS的外景摄制一直使用16毫米胶片摄影机。从1984 年开始使用录像带摄像机。三位摄像员(左到右)吴志祥、作者和S. Sariman。

 

当年新加坡人不能进中国!但拍摄手艺赐给我了一张“通行证”

作者(中)与SC Lim(右)乘船前往石巴迪岛。

 

我们首先学习如何在暗房里将胶片装入摄影机的片盒。16毫米格式胶片通常有100英尺、200 英尺、400英尺和1200英尺的长度,我们会根据情况的需要选用不同长度的胶片。在外景拍摄现场,我们就用暗袋将400英尺的胶片装载到摄影机的片盒里。后来,我们购买了更多来自不同国家的16毫米胶片摄影机,当中有德国的 Arrif lex(16S, 16M 和 16BL 型),法国的Beaulieu R16ES 和Eclair NPR,美国的 Bell & Howell 70HR 和 Auricon Pro 600,瑞士的Bolex H-16,以及日本的佳能Scoopic MS。我们一直都在用这些摄影机直到1983年录像带摄像机面世。

 

最初,我还不能操作摄影机。我接受的培训是协助摄影师在拍摄现场把100英尺的胶片装进片轴,并将片盒固定在相机上,我的工作还有为摄影机电池充电,并为摄影器材和照明设备进行例行维护。这是为了确保摄影组出勤前所有必要的摄影器材都准备就绪。我就这样在工作中不断地学习。

 

摄影与录音组主要是拍摄新闻、时事和综合节目。如果我们同时接到多个外景拍摄任务,通常最先考虑的是新闻。

 

从1962年开始,我成为一名助理摄影,一直到了1968年才晋升为摄影师。当时,我多少已累积了本地和海外拍摄的经验。在这期间我到了文莱、马来亚、北婆罗洲和砂拉越,拍摄关于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纪录片。然后,发生了印尼对抗,我们到石巴迪岛(Pulau Sebatik)拍摄节目。这个岛屿位于斗湖(Tawau)岸外,北部归马来西亚沙巴州管辖,南部属于印度尼西亚东加里曼丹省。

 

1968年,我被委任为摄影与录音组主管,并着手改善组里的拍摄水平和技术。我很幸运得到了来自日本东京广播电台的M T Komiyama 的协助,他是科伦坡计划下的专家。我们招募了更多的见习摄影师,并由这位专家训练。

 

在早期,我们所拍摄的素材,不同语言的节目制作人都能使用。后来随着节目的分工越来越细,各语言节目组拥有他们各自的素材。我们也得为各个部门制定一个使用摄制队的优先次序。通常新闻组会有最多的配额,其次是时事组,接着才是综艺节目组,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必须同意这样的资源分配。在后来的几年中,有时候我们也会请特约摄影师来协助拍摄工作。

 

在我主管摄影组时,我的行政工作不断地增加。我设计了一本记录簿来记录每天的任务和工作。它纪录了当天各项任务的详细信息,包括了摄影队队员的姓名以及影片用量。记录簿设计得一目了然,所有的信息都在上面,这不但方便我写报告,如果出了状况我也容易追查问题的根源。

 

除了行政的工作,我仍然继续拍摄的任务,尤其是那些重要而敏感的工作,制片人通常都会要求经验丰富的人来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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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作者跟随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带领的马来西亚代表团访问非洲。

 

我记得曾经跟随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进行长时间的海外出访。1964年,在印度尼西亚对抗的背景下,“马来西亚非洲访问团”之行, 旨在阐明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并寻求非洲国家在外交上的支持。我们1月20日搭乘瑞士 Be- lair 航空公司包机从新加坡出发,访问非洲37 天。我们访问了埃及、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利比里亚、象牙海岸、加纳、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喀坦噶尼喀和马达加斯加。我们还去了印度、缅甸、泰国和吉隆坡。

 

1965年新马分家。我们不得不再次去非洲,说明为什么我们不再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这次,我们在1965年9月4日直接去了纽约,申请加入联合国,然后又去了伦敦。这趟的外交出访,我们打着新加坡代表团的旗帜,一切行动自主而且团员全是新加坡人。第一次出访团的团员则有来自马来西亚联邦的马来亚、沙巴、砂拉越和新加坡的代表。在第二次出访时, 新加坡的“联合国代表团”由时任副总理的杜进才博士率领,时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先生也是团员之一。我是此行唯一的随行摄影师,除了负责拍摄影片也兼顾拍照。第一次出访非洲的随团记者是我台的资深记者余文利(Ee Boon Lee)。第二次的非洲之行,主编S T Keong 也是随团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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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新加坡记者团随时任副总理杜进才博士(中)参观柬埔寨博物院。后排右一是作者。

 

在执行海外任务时,我们必须将已拍摄好的胶卷空运回新加坡。那时候还没有卫星链接。电视台在两、三天后才收到影片,之后素材才剪入新闻片以便播出。

 

另一个有趣的任务是报道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我们必须去马来西亚拍摄选举活动。好几组摄制队得穿梭在不同的州和城镇之间报道群众大会。如果晚间群众大会是在面积很大的空旷地区举行,我们就会碰到照明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照明设备不足。回到新加坡,报道选举活动的挑战性就比较少了,因为我们比较容易安排到足够的摄影配备。

 

在众多海外出访任务里,最让我有满足感的是1976年5月10日跟随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到中国的13天正式访问。我们到了北京、山西阳泉市的大寨、西安、延安、上海、无锡、桂林和广州。那时新加坡旅客还不能去中国旅游,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海外培训

 

1973年7月,我在伦敦的维斯新闻社(Visnews)、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独立电视台(ITV)的新闻部接受为期三个月从黑白电视转换成彩色电视的课程。1977年3月1日至5月25日我也远赴西德柏林的Sender Fries 参加“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影机和照明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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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1973年到英国接受训练时在伦敦Visnews大楼外留影。

 

我在1980年国庆日颁奖典礼上获颁效率奖章(fte Efficiency 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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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总理李光耀(前排左十)与当时的中国主席华国锋(前排左十一)在人大民会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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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代表团在山西大寨受到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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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摄于西安秦始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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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毛泽东延安故居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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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当年的广州白云机场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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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摄于当年的上海虹桥机场。

1976年时任总理李光耀率领新加坡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作者是随团摄影员。

新加坡广播局与分权制

 

在1980年代,摄像和录音组有了一些重大发展。当新加坡广播电视台更名为新加坡广播局后,随之而来的是设施和人力扩充。我的组从最初的五名员工增加到100多人,包括摄像师、录音师、灯光师、电工、摄像助手和驾驶员。公司里每个部门都在扩展,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多、更好。结果,我的组被分成几个独立的小组—— 新闻组、时事组、综艺节目组和华语戏剧组。每组都有自己的摄像设备、摄制队和主管。我在1994年被委派掌管华语戏剧组的拍摄和器材设备。

 

随着时间的推进,摄像机的技术也有了进步,胶卷摄影机和重型摄影机被较轻便的录像带摄像机和录像机所取代。新广购买了许多Sony Beta 摄像机。有人告诉我新加坡广播局是仅次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最大买家。这样的摄像机为我们  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好的质量。此外,录像带更轻,更便于携带。录好的影像素材可以在现场预览和剪辑。视频剪辑与后期制作部可以轻松完成后期制作。

 

回到华语戏剧。采访新闻事件和录制华语戏剧有什么区别?新闻采访是一项比较直接的工作,只需要两人摄制组合—— 一名摄像师和一名录音师。拍摄通常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完成。而华文戏剧则需要一支六人的摄制队,当中有摄像师、录音师、灯光师、电工、摄像助理和驾驶员。复杂的摄像器材和照明所需要的发电机是外景拍摄必备的装备。通常华语戏剧都会花很多小时拍摄,通宵拍摄也是常见的。最初,摄制组人员每天工作长达12个小时以上,直到工会喊停。华语戏剧的拍摄是完全不同的作业方式,最终,我们发现自己还没有制作华语戏剧的技能。于是决定从香港聘请有经验的导演、摄影师和灯光师。

 

冯仲汉先生是首位领导华语戏剧组的本地人。在两位香港导演的协助下,他成功地制作了单集华语电视剧《实里达大劫案》。《实里达大劫案》是用16毫米胶片拍摄的,它的成功为更多的本地华语连续剧的制作和国外人才的涌入铺路。另一个摄制戏剧和其他制作的不同是操作的规模。我们不得不带上大灯,还必须将发电机带到拍摄现场(例如:到中国花园拍摄外景),而且需要有灯光师来操作照明。我们购买了大型货车来容纳发电机、摄影和照明设备以及摄制组人员。我们通常别无选择,只能在夜间拍摄。因为大多数的场所我们白天租借不到,因为这会干扰到人家的日常运作。通宵拍摄让人日夜颠倒,我们引进了夜班制 (从午夜12点到早上8点)。然而,它干扰了一些摄制组人员的生活方式。有些人比较可以适应。比如香港摄制队人员就比较习惯这样的工作方式,对他们来说安排他们在这时段工作通常不是什么大问题。

 

华语戏剧组的其他成员,例如导演、编剧助理和艺人,也面临通宵拍摄而产生的问题,而且生产力也没有预期的高。自从我们建立了新的戏剧摄影棚,并且随时可以在搭建的街景拍摄,通宵拍摄就大大地减少了。在克服这些困难之后,本地华语戏剧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收视率提高,员工士气高涨。

 

在加利谷山工作了40年之后,我在1998年退休。2001年,我在冯仲汉先生的邀请下加入了“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们跟随孙中山先生的足迹到马来西亚、泰国、香港和台湾,拍摄与收集了很多珍贵的档案历史照片。

 

当年新加坡人不能进中国!但拍摄手艺赐给我了一张“通行证”

2005年作者(左一)与时任新加坡孙中山南洋 纪念馆馆长冯仲汉(右二)摄于孙中山故居。

如今回顾,我丝毫不后悔选择了摄影师这份工作,因为拍摄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爱好。如果有人叫我给有抱负的摄影师忠告,我会告诉他们最重要的是紧记两点:首先,你必须喜欢这份工作;其次,你必须了解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当你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你自然就会非常有效率。

冯璧慧译

当年新加坡人不能进中国!但拍摄手艺赐给我了一张“通行证”

文佐成

作者简介:

文佐成是加利谷山摄影组的主管,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图片摄影师和摄像师。文先生为许多和新加坡广播与电视业有关的出版刊物提供了很多珍贵的私人档案照片,他也积极参与出版和历史相关的书籍。他是2019年出版的《On Air》的副编辑。最近Marshall Cavendish 也为他出版了一本档案历史相片集——《ftose were the days》

《回望加利谷山》是第一本详细记录新加坡广播电视发展史的重要中文书籍,是50多位曾在加利谷山新传媒(MediaCorp)中文节目组的台前幕后人员撰写的集体记忆,图文并茂地讲述了80年来发生在加利谷山(Caldecott Hill)的重大事件和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本书50个篇章分为八辑:统帅、先驱、广播、新闻与时事、综艺节目、华语戏剧、幕后大军、熠熠星光,时间跨度从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一直到2016年新传媒搬迁到纬壹科技城。真实地记录了一批热爱广播电视事业的台前幕后人员,如何在摸索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从零开始不断追求卓越;如何为观众制作更好更精彩的广播和电视节目所付出的汗水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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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