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保山惨案”，现在恐怕还记得的人已经不多了。
5月4日那天上午，章少伟特地邀好友蔡汉良去赶市。章太太三天前刚生一女孩，于是他准备去买只鸡，让妻子坐月子。
当时，蔡汉良恰好有任务，必须去领车队的蓄电池，于是与他分开。早在三年前的1939年，日军封锁了东南沿海，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只剩滇缅公路，所有外国援助的战略物资包括军火都是从这里运进中国，是中国抗日大后方的“大动脉”。在陈嘉庚的号召下，三千多名南侨机工从新加坡的怡和轩出发，回国支援抗战，蔡汉良就是其中一人。
陈嘉庚力主积极抗日，绝不和谈。1938年，他听闻汪精卫主张“和平救亡图存为上策”。陈嘉庚十分生气，立即发电报给汪精卫，说他“卖国求荣”，并致电参政会，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提案。
1939 年中国沿海被日军封锁（见红色虚线）国民政府只好在西南方开辟滇缅公路（见左下角红色实线）图源：林少彬珍藏此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几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直逼缅甸，企图切断援助中国的国际运输路线，威胁中国抗战的大后方。
在中南半岛，当时盟国设有中国战区和东南亚战区。缅甸战区虽然属东南亚战区，但在战略上和中国有密切关系。因此，中国组织远征军入缅配合盟军作战。在第五军、第六军出师进缅作战期间，不少南侨机工转而运送兵士、军火及其他补给品入缅甸。
另一方面，美国第14 航空队（即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进驻云南，支援中国。但供应线过长，飞机燃油常有短缺危机。1942年三月间，华侨运输第二中队奉紧急命令，当日下午调一分队车辆由遮放到畹町装飞机燃油，急运云南驿机场。
中队长张智源亲自带队执行任务。他回忆说，“我们日夜赶程。中途忽有一车因电路发生故障，车灯不亮，为了抢时间，不能停下来，故在夜间行车时，选用‘三车连锁行车法’。无灯车居其中，前车灯光引路，后车灯光照路。如此，紧急行车，至云南驿机场时，恰好是深夜11 时许。既无食堂，也无旅店，我们只好由随车炊事班煮白粥加盐巴充饥。吃完后，大家打开自带的被盖，铺在汽车底下睡觉。天刚亮，即刻开车赴仓库卸货。机工就是在艰苦中战胜重重困难，完成抗战物资的运输任务。”
（军用飞机部件运抵雷允。图源：林少彬珍藏）
四月初，华侨运输队接到有更危险的新任务。中队长张智源奉命带五辆车赴叠允机场（今瑞丽县境内），抢运高射机枪子弹、医药、通讯器材，运至缅甸的腊戌。
4月30日，腊戍失守。之后的短短几天内，云南的畹町、遮放、龙陵也失守。
5月4日，中午12 时，就在蔡汉良和章少伟到市场上时，日军飞机突然来炸保山。蔡汉良与老机工邱建河迅速从驾驶室下来，就近疏散到田岸沟里，幸而脱险，而章少伟却被炸死了。
蔡汉良回忆，“这一天，学生、难民等无辜百姓被炸死几千人。我们将车队疏散到大理之后，又奉命回来掩埋死难者。其时成千上万的腐尸，臭气薰天，惨绝人寰。这是我有生以来目睹的最大惨剧。”
这就是“五四保山惨案”。
在袭击保山的同一天，日军已占领遮放和龙陵。如果让日军过了惠通桥，不但保山将成为囊中物，下关及昆明也岌岌可危。
隔天，5月5日上午8时，中方下令炸断惠通桥。当时桥西还有约 500 多辆汽车，有不少机工来不及过河，有些把车开进河里，跳河游过来，大部分都罹难了。损失惨重，至此两军隔江对峙，滇缅公路于是中断。
两年后，日军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所有港口，切断了英、美、东南亚到中国的武器弹药和战略物资的供应链。
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大后方唯一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抗日的军需物资全从这里输入。
军训完毕后，南侨机工投入服务，从缅甸把外援的军火，如炸药、子弹、枪炮、配件、汽油及医药等，源源不断运到中国西南大后方。
陈嘉庚回忆：投入抗战之后，“当地设备极简陋南侨机工面无血色，带病含泪，自不忍睹！”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但此时，三千多名南侨机工，有的战死，有的病死，有的死于饥寒，那些劫后余生的机工也备受失业与挨饿的痛楚，最终回到南洋的只有1100多人。
南侨机工以血、汗和泪，为和平做出重大贡献！
先辈的忠肝义胆，必须成为我们集体记忆永不磨灭的部分。他们所体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公平、正义、自由等等，会随着人文发展而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南洋学会将在5月20日（星期六）130pm在怡和轩（43 Bukit Pasoh Road, Singapore 089856）举办新书发布会，主宾为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次长蔡瑞隆。
欢迎各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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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A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