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语的前世今生

本文原载于《怡和世纪》第52期，由于在微信上刊用，本文有所删节。全文可阅读《怡和世纪》  

总体来看，新加坡华语与汉语具有高度的相同点，在相互理解和沟通方面，可说是无甚障碍，也就是我们强调的“大同”；另一方面因方言和多语环境的影响，小部分词汇、语音、语法有异于现代汉语，这就是所谓的“小异”。

新加坡新学堂从20世纪初创办开始，采用的课本都是来自中国。直到1950年代才陆续改由本地出版商编辑出版，不过课文大部分还是采自旧有的教科书。可以说，我们学的“华语”，是从课文习得的“民国国语”。

新加坡华语的方言味

另一方面，华人家庭用语普遍是南方各个族群的方言，给我们习得的“华语”添上方言色彩。形成的“新加坡华语”既带有“民国味”，也带有“方言味”，这就是它与现代汉语产生小异之处。

以语音来说，我们过去采用“民国音”，以《国语字典》的注音为准，比如“成熟”读音是“chéngshǒu”，“提携”读音是“tíxī”，“角色”读音是“jiǎosè”。1970年代之后，新加坡教育部在中小学的华语教学上，语音以《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汉语拼音为标准，“成熟”改念为“chéngshú”，“提携”改念为“tíxié”，“角色”则改念为“juésè”。    

新加坡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大部分来自华南，有各自的发音传统和语言习惯，所谓“乡音难改”，大可不必处处与汉语看齐。比如“儿化音”，我就不赞成，“没事”要说成“没事儿”；“小孩”要说成“小孩儿”。说一段笑话，过去有一位著名报人，他是来自北京的满裔，写社论喜欢用“儿化词”，令许多人受不了，被人讥为“该儿也儿，不该儿也儿”，最后他竟然因“文字”出了“事儿”。

又比如叠字词“娃娃”“妈妈”“远远”等，后一个音节要念轻声，身为“南蛮”的我们念起来，一不小心，“妈妈”就念成“骂马”。另外，根据南方人的语音习惯，“吃风”是念成“chīfōng”；“蜜蜂”念成“mìfōng”，“风”和“蜂”不像汉语拼音的发音，要发为“fēng”。这些发音的问题，对我们南方移民的后代来说，有语言习惯的原因，更多的是地域感情的羁绊。   

新加坡华语与中国白话文运动

说到语法方面，鲜为人知的是新加坡的白话文教学，和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几乎是同步发的。

1906年新加坡第一所新学堂广肇养正学堂成立，一开始就采用“官话”教学。1919年，中国政府教育部下令，改“国文”为“国语”，在“国语运动”的推动下，全国新学堂改为白话文教学，新加坡新学堂萧规曹随，也相应采用白话文教学。

这一百多年来，新加坡办报写文章，产生大量的文学作品。从这些文章和文学作品中，可以发现新加坡华语的语法规范。由于受南方方言影响，新加坡华语在一些句子结构和语法方面，会与现代汉语略有不同，所幸的是两者在语法方面差别不大，不至于产生误会。

另一方面，新加坡华语教科书长期采用民国编书传统，以“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作为编辑方针，课文选用许多中国新文学时期的文学作品，新加坡华语借此得以借鉴及熟悉“国语”的句子结构和语法，拉近两者之间的差别。

新加坡华语词汇的四个来源

新加坡华语词汇是最能区别新加坡华语与汉语的部分，也是最能显示它在大华语中独特存在的表现。

新加坡在1819年开埠后，身为自由港和居于有利的地理位置，冒起成为东南亚的经贸中心，吸引大量的华人移民，很快地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华社。华人的方言和华语与马来社会的马来语、殖民者的英语，来回交错，交流碰撞，吸收彼此的元素，产生许多新词汇，成为新加坡华语词汇的来源之一。    

16世纪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华人移民早已落户南洋各地。中西文化接触，是从洋人与南洋华人的相遇开始的。南洋华语与西方语言、文化的接触互动，创造不少的新词汇，新加坡有幸继承这些南洋华语词汇的遗产，大大丰富了新加坡华语词库，这是新加坡华语词汇的另一个主要来源。

新加坡华语词汇的构成，按其词素组成来分析，主要可分为四大类：方言借词、其他语言借词、自创华语词汇以及港台引进词。

这些词汇有一部分尚停留在口语阶段，另一部分已经完成口语向书面语的转化，成为定型的新加坡华语词汇。这些定型的词汇，是我们讨论的主要对象。

方言借词主要来自福建（闽南语）和广东（粤语）两大方言，少部分来自潮州、海南、客家方言；其他语言借词，涉及的主要语言除本地马来社会的马来语，殖民者带来的英语，少部分源自印度人社群的印度语，以及葡萄牙语和荷兰语等；自创华语词汇主要是本地华人对接触到的新事物，根据华语的构词习惯，创造较有学理性的新词；港台引进词汇是指直接引进流行于港台的特有用语。

新加坡华语源自方言的词汇，主要集中在食物名称，比如：海南鸡饭、肉骨茶、菜头粿、发粿、炒粿条、捞鱼生、红毛丹、山竹、黄梨、杂菜饭等；其他有怕输、舞狮、脚踏车/脚车、大耳窿等。

其他语言借词马来语占的比例较高，比如：榴梿、沙爹、罗惹、叻沙、咖喱、浆露等，这部分属于食品名称；另外还有：甘榜、巴刹、奎龙、五脚基、拿督、拿督公等。

源自英语有：三文治、比萨、固本、固打、德士、巴士等。

自创华语词汇主要有：组屋、乐龄、胡姬花、集选区、山芭、烧芭、华社、华校、华教、街头党等。

港台引进词汇有：电脑、人气、写真等。

新加坡华语还有一些词汇，在过去一段时期很流行，事过境迁，逐渐少人运用，不过多少了解一下对了解我们的历史，不无帮助。比如：健康文艺、颠覆分子、紧急状态、黑区、默迪卡、私会党等。

新加坡单语化加深

独立后，新加坡政府在语言政策上的用心，其苦心积虑，其雷厉风行，有目共睹。在经济繁荣的背后，这四十年来，新加坡语言生态发生激烈的变化，比如英语的地位得到大力提高，作为法定的行政语言，英语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深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以英语当作家庭用语的占比大幅度提升。    

华语被分配为代表华人的“母语”，在学校当作第二语言学习，禁止方言在官方或公共场合的应用。在没有古典文化和经典新文学作为根基的新加坡华语，“民国味”的消失指日可待；华语和方言作为社会和家庭用语逐渐被英语取代，新加坡华语的“方言味”也失去赖以滋生的土壤。

新加坡呈现的是“双层语言”（diglossia）而非“双语”（bilingualism）的语言现象（美国语言学家费舍曼所言：“diglossia without bilingualism”） 。

在精心打造的人工语言生态花园，单语化现象加深，新加坡华语赖以生存的多元语言生态不断萎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表现新加坡多元文化特征的新加坡华语只能走向简易版的华语。

在过去，新加坡华语的发展只能依靠华社民间力量和资源来推动。庆幸的是在独立前，新加坡华社以坚忍不拔之志，建立了完整的华文教育系统，华校和教科书成为新加坡华语规范化的重要推手，对新加坡华语词汇的定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从过去新加坡华文报章的用语情况，可以看到两个特点：其一是新加坡长期在殖民统治下，华语不是官方语言，缺乏官方主动介入推动，也没人主导编辑词典来规范，华语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进程缓慢而且不是自觉的。

因此，造成在词语应用上出现紊乱和恣意的状况；其次是新加坡华社主要是由来自中国南方的各个方言族群组成，其语言社区难免受方言深刻的影响。一些方言色彩浓厚的词语长期受到华文媒体青睐，在民间日常交流和使用上更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

新加坡华语虽说集南洋华语之大成，但并不是孤悬海外，它与汉语长期保持互动，对丰富汉语词汇贡献不少。新加坡华语词汇，有些是从汉语原乡直接输入；有些是因社会环境的不同产生。两地词语之间的碰撞和互动，其中有交集，也有变异。它们之间没有主从关系，两地词语在演变中，既有汉语给予的影响，也有新加坡以区域华语的身份反哺的成分。    

探索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是以新加坡作为地标，去检视华语在南洋地区以及中国的发展，这过程不仅仅是新加坡（南洋）华语与汉语的交流和互动，也是一个双方共创和共享的成果。

我们不应该把华语词汇的产生和发展的探索，仅仅局限在中国大陆地区，而是必须扩大我们的视野，把它一同放到东南亚整个地区的历史大语境中去考察，才能对其发展的轨迹拼出较为完整的图景。

本文原题《新加坡华语的前世今生》，载于《怡和世纪》第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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