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立国57年以来，一直是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在实施普选制的国家里，十分罕见。
在2011年的大选里，工人党作为反对党，史无前例拿下阿裕尼集选区，让人民行动党颇有前途的时任外交部长杨荣文从此退出仕途，被大众看好的王乙康推迟五年进入政坛，被新加坡国内外视为标志性的事件。
反对党执掌阿裕尼市镇理事会管理几年后，被质疑财务管理有严重漏洞从而控上法庭。工人党从党魁到骨干人员在新加坡这个严格的法治国家里，是否能脱身，不仅仅是一场法律事件，也深受包括全球社会对新加坡政治生态的的关注。
11月9日，纠缠十年的工人党市镇理事会上诉案，终于下判了。
以大法官（中国称为“最高法院院长”）梅达顺为首的五司（五名法官）判决，工人党最高层的刘程强、林瑞莲和毕丹星等答辩人，2011年委托FMSS公司为AHTC市镇物业公司虽然没有经过公开招标，但是确定他们是“出于善意”。从这个意义上看，答辩人赢了。
然而，答辩人在后续对FMSS公司的付款中，却出现严重疏漏，没有妥善地独立监管和审查FMSS的工作，付款机制也有严重漏洞，形成失责，答辩人需要对此负责。上诉庭判决，如果起诉人能够证明答辩人给AHTC造成损失，答辩人须做出赔偿。从这个意义上看，答辩人输了。
至于具体的应赔偿事项和金额，五司谕令诉辩双方在21天内提交书面陈词，再由上诉庭做下一阶段审理。
刘程强已在2020年大选卸下议员职务，林瑞莲和毕丹星则是阿裕尼集选区国会议员。如果他们无力赔偿，将面临破产，破产的话就会失去国会议席。
2011年大选，5月7日，工人党首次攻下阿裕尼集选区。在攻下阿裕尼集选区之后，工人党就从执政党PAP手中接管阿裕尼市镇理事会，与工人党的后港选区市镇理事会合并，成为阿裕尼后港市镇理事会AHTC，负责阿裕尼和后港的市镇管理，包括物业。
当时，工人党高层刘程强、林瑞莲、毕丹星等人有理由相信，原本服务于PAP阿裕尼市镇理事会的CPG物业公司不再愿意服务工人党的AHTC市镇理事会，“已经开始或很快就不积极管理”，因此，有必要尽快物色愿意为工人党市镇理事会全心全意服务的物业公司，才能更好地服务选民。
由于时间迫切，刘程强等人找来工人党的支持者侯文芳和她的丈夫卢仲明商量此事。卢仲明在5月15日成立物业管理公司FMSS。在赢得阿裕尼集选区的三周之后，5月30日，CPG表示不愿意续约。8月11日，CPG与AHTC签署解除合约协议，9月30日合同期满之后就不再服务。8月26日，AHTC要求CPG在期满之后提供紧急服务，但被拒绝。
被CPG拒绝之后，工人党AHTC紧急开会，9月18日，AHTC决定在未经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把紧急服务合同交给FMSS公司，为期九个月。
隔年，2012年4月13日，AHTC在主流媒体登广告，为市镇物业管理招标。后来，只有FMSS公司投标，并获得三年合同。
2013年1月26日，工人党赢得榜鹅东国会议席，把该选区的市镇管理合并入AHTC，改名为AHPETC。
2014年，审计师出具报告指出，对AHPETC的审计无法取得足够的评估证据。
隔年，2015年，执政党PAP夺回榜鹅东国会议席，工人党的AHPETC改回AHTC。同年，法院裁定，AHTC必须委任独立审计师。
再隔年，2016年，独立审计师毕马威发布报告，指AHTC给FMSS公司和承包商FMSI的付款存在疏漏。
又隔年，2017年，AHTC成立独立委员会，代表AHTC审计财务；同年，AHTC独立委员会提出诉讼，认为刘程强、林瑞莲、毕丹星等工人党领导人和市镇理事一共七人，在2011年7月至2015年7月期间，失职于市镇会的管理，造成市镇会蒙受损失，为此索偿3370万新元。
2018年，刘程强、林瑞莲、毕丹星三人设立博客In Good Faith，向公众通报官司进展。博客写道，“虽然没有指控我们收取或者挪用任何款项为己用，但这两项诉讼案向我们索赔总额超过3000万元。我们会抗辩到底。从诉讼程序开始到现在，我们动用自己的储蓄和朋友的资助来支付律师费。我们没有用到工人党的钱。仅仅在法庭开庭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已经支付了将近60万元的律师费。这笔费用几乎已经掏空了我们个人的经济资源”，因而通过众筹诉讼费。截至2018年10月28日已筹得107万新元，之后中止众筹。
两年后，2019年10月，高等法院做出第一阶段判决，判定刘程强、林瑞莲有负受托责任，毕丹星则有负“善巧与谨慎责任”。高庭判决，由于市镇会在工人党的管理下，损失了3370万新元的不正当付款金额，毕丹星、林瑞莲、刘程强必须赔偿损失。
再两年后，2021年，终审法院五司受理上诉。2022年11月9日，最高法院上诉庭发布终审判决，判定刘程强等答辩人虽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委托FMSS公司，但事出紧急，此行为出于善意，没有不妥，不必赔偿。
上诉庭认为，工人党领袖当时有理由相信，所有较大的物业公司都愿意向执政党的市镇理事会提供服务，而不愿服务于工人党，因此，成立并委任FMSS公司，是谨慎并明显有必要的，并不存在不轨之心。因此，上诉庭推翻了高等法庭对此的判决。
同时，上诉庭认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工人党高层委任FMSS公司，是为了让侯文芳和卢仲明从中获得金钱利益，或是为了工人党高层或市镇理事从中获益。
上诉庭也认为，AHTC尤其是林瑞莲，由于他们与侯文芳曾多年共事，因此，有理由相信FMSS公司有能力、有积极性为AHTC提供物业服务。
另一方面，上诉庭判定，AHTC在刘程强等人的管理下，财务机制有巨大疏漏，答辩人有赔偿责任；如果起诉人能够证明答辩人给AHTC造成损失，答辩人须做出赔偿，这两个部分将在下一阶段审讯。
起诉人认为，刘程强等人一方面聘用侯文芳和卢仲明为AHTC总经理和秘书，另一方面又委托他们设立的FMSS公司为AHTC的物业管理，而且，侯文芳和卢仲明有权签署给予FMSS公司的付款，有利益冲突，机制不当。
大法官指出，AHTC制度规定，给FMSS的付款支票必须有AHTC主席或副主席的签字，此二人在FMSS公司并无利益关系，刘程强等人可能认为，这个机制能够规避侯文芳和卢仲明在AHTC和FMSS的身份冲突和利益冲突问题。因此，尽管他们很早就觉察到这个机制有问题，但一直未出手整顿，这是失责所在。
另一处重大失责是，AHTC没有对FMSS公司的物业管理工作进行具体检查，而是假设一切工作都已做到位，并给予付款。
而且，林瑞莲身为市镇理事会主席，在选择维修公司时，没有选择与报价较低的两家公司，而继续与原有承包商续签合同，同时没有解释为何作此决定，也属于失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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