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当“红娘”,为大龄剩女操碎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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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李光耀诞辰100周年。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年09月16日~ 2015年03月23日)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 ,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始人。新加坡建国总理,被誉为“新加坡国父”。2018年12月18日,李光耀获得“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为纪念“李光耀诞辰100周年”,本号将推出“百年光耀”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李光耀当“红娘”,为大龄剩女操碎了心

清官爱管家务事,没想到一个国家的开国总理,居然会“婆婆妈妈”,操心起大龄女的婚姻大事,为了给“剩女”介绍对象,他竟然在极少的国家机构中(新加坡政府部门只有15个部门)设立“社交发展署”。还在全国开展“婚嫁大辩论”,他公开号召:男大学生找对象不要降低标准,要找就要找女大学生。对女大学生,结婚证比博士文凭更重要,要抓紧谈恋爱、尽快结婚。

他还提出“龙生龙、凤生凤”的血统论,认为只有高智商的母亲才会生出高智商的孩子等等,这个人就是日理万机的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

名副其实的“父母官”

中国人习惯把政府官员称之为“父母官”,意思是官员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李光耀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父母官”,他曾经说过,自己是新加坡的第一“公仆”。他把新加坡的老百姓都看作自己的子女一样, 所以人们又把他称之为新加坡的“国父”。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单身女士,由于这些人特别优秀,社会上有人称之为“白骨精”,意思即是“白领、骨干、精英”的简称。“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找对象却成为“剩女”的“老大难”问题。

新加坡也曾有出现过这种情况,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报告显示:新加坡当时的大学毕业生中有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近2/3都小姑独处,因为这批受过教育的女性找不到受过同等教育的男性愿意娶她们为妻,受过高等教育的单身女性人数逐渐增加、生育率逐年下滑、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显现。同时期,一项调查就发现,新加坡的单身男女几乎都是工作狂,没机会认识新朋友,社交圈子又特别小。

于是,李光耀就着手解决新加坡的”剩女”问题了。

当时新加坡的状况是:

好女不好找对象。尽管新加坡高度现代化,多数新加坡人表面上看起来很西化,但人们的观念仍相当传统,男性仍希望娶个学历比自己低的贤妻良母,女性只愿上嫁,所以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男性只愿下娶,无论是华族、印度族抑或马来族的男人,都宁可娶个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妻子。

数据显示,1983年,只有38%的新加坡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了学历相同的男性。 

父母要求门当户对。除了“年轻女性只愿上嫁、年轻男性只愿下娶”外,他们父母的观念也非常陈旧,当时,新加坡非大学毕业的男生的母亲希望儿子娶个非大学毕业的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来。因为传统的文化偏见总认为,男人维护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怜又可笑的事,华人如此,印度人更是如此,马来人尤其严重。

素质越低生得越多。新加坡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得多,完成大专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完成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完成小学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2.3个子女、没上过学的妇女平均生育4.4个子女。素质越低生得越多,受教育程度与生育多少成反比。

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就是当时新加坡单身女性的缩影,出生于1955年的她至今单身,21岁时,李玮玲与一名医生进行了人生第一次约会,后来李玮玲很快与这名医生分开了。

李光耀当“红娘”,为大龄剩女操碎了心

2009年,李玮玲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题为《我为什么保持单身》的文章,她写道:

“首先,我妈给我定下了太高的标准。我无法想象自己成为和她一样的妻子和妈妈。我知道我不能围绕着丈夫生活,也不希望丈夫的生活围绕着我。当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夫妇的关系存在许多不同的形式,但双方肯定必须要改变行为或习惯来相互适应,(而)我向来习惯自己的方式,并不想改变自己的行为或生活方式。”“其次,我的性情与父亲相近。”李光耀曾对李玮玲说:“你具备我所有的品质,它们也成为你的缺点。”

李玮玲说过:“多年前,当我还有一丝机会可能结婚时,爸爸对我说:你妈妈和我可能因为自私,对你维持单身,可以在我们年老时照顾我们感到高兴。但你会觉得孤独。”李玮玲如今已是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名副其实的出身名门又自身优良。

无独有偶,特别优秀的女士就特别难找对象,台湾的蔡英文至今也是独身, 当记者问蔡英文可考虑结婚成家时,蔡英文说,谁敢娶我呀!这倒是一句大实话,如果要求男方地位要比女方高,在台湾现在有什么单身男生的地位能超过蔡英文呢?

李光耀当“红娘”,为大龄剩女操碎了心

成立官方红娘组织

发现问题所在之后,李光耀就把单身大龄女的婚嫁,这个“私人问题”问题当作“国家大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官方红娘组织–“社交发展署”以及社交促进组,李光耀总理亲自兼“红娘”。一起扛下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想方设法为嫁不出去的单身女做媒。

为什么会有两个官方红娘呢?李光耀认为,这样就能把拥有大学学历的男女和非大学毕业生分开,更大的原因是担心把高学历女性跟非大学学历的女性放在一起的话,男人们都对后者趋之若鹜,最后女大学生又会落得个找不到归宿的可怜下场。

社交发展署:主要是组成研讨会、讲座、电脑培训和游轮度假、地中海旅游等等,帮助上过大学的单身男女进行交往。

社交促进组:帮助受过中等教育的男女交往。

两个不同的红娘组织除了举办各种社交活动让年轻男女有机会多接触外,也挖空心思拍摄广告,在报刊、电视、大街上的广告牌上大力宣传,希望单身男女抓住机会认识新对象。不只如此,他们都呼吁已有对象的好心人为其他单身朋友做媒。 

李光耀还亲自挑选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医生范官娇来主持大局。范大夫当时年近50,丈夫也是医生,两个子女在念大学。她待人处事温文可亲,总有办法叫年轻人放松绷紧的心情,所以是李光耀心中挑此大梁的最佳人选。

结婚证比博士文凭更重要

机构和人选落实后,李光耀开始为剩女们提供建议了。他苦口婆心劝适婚年龄女性不要太挑剔,催促她们早早找个男人嫁了好多生几个孩子。

他说,女性最好早点找到对象,最好在求学的时候就开始找,这样以后结婚的概率就更高一些,不怕没人要。

1983年8月14日晚,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出人意料的讲话,李光耀说:

 “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如果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

此话一出就引起了极大反响,一石激起千层浪,拉开了新加坡“婚嫁大辩论”的序幕。在《李光耀回忆录》一书中,专门有一章介绍“婚嫁大辩论”。 

李光耀当“红娘”,为大龄剩女操碎了心

图为《李光耀回忆录》一书中的“婚嫁大辩论”

在2011年的一场李光耀与南洋理工大学的大学生对话会中,李光耀又呼吁她们尽快找对象。一位27岁的女博士就针对国家如何促进外来人口和本地社会的融入情况做出提问。李光耀重申了低生育率以及人口老龄化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并为政府吸纳外来移民的政策继续做出解释说完之后。紧接着,他反问女博士生的年龄、婚姻状况、是否有男朋友等个人隐私的问题。李光耀就像慈父一样,劝她别浪费时间,希望她早日找个男朋友结婚生子,因为孩子比博士学位更重要,更能带给她满足感。

然而,他的这番劝告“得罪”了许多人,因为那个年代没有多少大学生,高学历男性不会因为他的话特地去物色女大学毕业生。那些成为了焦点的高学历未婚女性也不会为他的话感到高兴。但是李光耀并没有因为有些人的反对而停止,对“红娘”这项工作仍然乐此不彼。

龙生龙、凤生凤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儿会打洞。中国几千年的“血统论”,在文革中发展到顶峰,根据“血统论”,在政治上划分“敌我友”,“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革命儿好汉。”一时以出身划线,什么成分是革命派,什么成分是反革命派。

李光耀也有他的“血统论”,主要是把生物学上的理论运用到婚嫁遗传上。李光耀说,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遗传的,大约20%则取决于后天的栽培。孩子的能力介于双亲之间,少数会超越或不及他们的父母。因此,大学毕业的男性娶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等于没有充分制造让孩子能够升上大学的条件。 

同时他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两个或更多子女,他相信人的资质主要是靠遗传的。

对此,李光耀把过去几年12岁、16岁、19岁这三个年龄层在考试中成绩最好的学生的10%作为调查对象,对这些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分析,并将统计报告公之于众。定期公开调查结果,并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统计分析。逐渐让新加坡人接受了一个事实:家长的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达到同等的水平。数字说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孩子学业成绩优越与否的关键。

李光耀的“血统论”与中国的“血统论”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是政治学上的,他是生物学上的。他认为人的智力主要靠遗传,聪明的父母才会生出聪明的孩子,这些“剩女”如果不结婚,她们的优质基因得不到遗传,人类将会越来越笨,下一代就会出现没有那么多的聪明人来养“笨人”,社会就会很麻烦。高学历、高智商的人不结婚,是对“人才”的一大浪费。

不要以貌“娶”人

才貌一般难两全,高学历的女生虽然智商高,但是不少人却是相貌平平,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对此,李光耀劝说男大学生找对象时降低对相貌上的要求,他反复对年轻的男大学生说,电影电视上的美女是靠化妆打扮出来的,我们对配偶的长相要求应该实际,你只要看一看自己的兄弟,自己的表亲,一般人的长相也不过如此。如果你以电视剧里的演员为标准,你就麻烦了,一辈子都在寻找十全十美的对象,而这个标准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寻找绝色美女,而这梦想中的伴侣除了靠化妆打扮,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男大学生在找对象时还是要现实一些,不要把相貌作为首要条件。

从政策上鼓励

为了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李光耀提出,上过大学的女性生育第三个孩子后,在为孩子选择学校时有优先权,这是每个家长都求之不得的特权。

这个提议在内阁中引起争论,但是在李光耀的坚持下,仍然得到通过。在实施过程中,受到没有上过大学的母亲强烈反对。 但令李光耀始料不及的是,连大学毕业的母亲也提出抗议,甚至不愿接受这种优先权。既然这份特权使女性大学毕业生感到尴尬,李光耀最终决定取消。

取而代之的是,李光耀给予已婚妇女特别所得税优惠——这次以大学、理工学院、“A”水准和“O”水准毕业生为对象,扩大范围,避免过于强调一小群精英。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这些妇女本人或者她们的丈夫,就能获得可观的特别税金回扣。 这项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使更多妇女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

同时,新加坡政府规定:单身公民要到35岁(原规定25岁)才能购买政府组屋。将年龄提高到35岁, 目的就是鼓励大家能尽快“脱单”。

引进外籍人才

1980年,新加坡成立了两个委员会,其中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物色人才,另一个负责协助这些外来人才在新加坡安顿下来。相关官员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招揽人才,每年为新加坡引进数百个大学毕业生,填补了新加坡受高等教育者每年有5%至10%移居到工业国所留下来的空缺。这样使越来越多的男性白人娶了新加坡女性,尤其是受过大专教育的女性,因为新加坡男性大学毕业生对她们敬而远之,大学毕业的白人却不介意。

现在新加坡外来人口增加,来自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聚集在此,也给新加坡人增加了选择的对象。数据就显示,异国通婚的比例明显增加了。

不包办代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李光耀在新加坡政坛上的鼎盛时期,可以说在很多地方,他是举足轻重一言九鼎,女儿李玮玲也正处于青春年华。新加坡在对待“剩女”婚嫁问题上,李光耀只介绍他们认识,绝不包办代替,不搞“拉郎配”,在成千上万对新婚夫妇中,没有一对是“奉‘旨’成婚”乱点鸳鸯谱的。 李光耀女儿至今一直没有“脱单”,李光耀在遗嘱中强调,他的故居可以一直由“单身”的女儿李玮玲居住,直至她搬出去,才会考虑拆除问题。

李光耀当“红娘”,为大龄剩女操碎了心

李光耀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要想解决自己女儿的个人问题应该是不难的,中国传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可以决定子女的终身大事,但是李光耀虽然对他自己的女儿也说过“孩子比博士学位更重要”,希望她尽快能找个如意郎君,但是李光耀并没有包办代替她找一个乘龙快婿、“强迫”她结婚成家。

李光耀当“红娘”,为大龄剩女操碎了心

李光耀这个“红娘”虽然 “有心栽花”用心良苦,但是至今还是有一些人“无缘牵手”, 新加坡一些“剩女”没有成功“脱单”。一心为人作嫁衣,却孤单了自己的“小龙女”,他也没有解决自家的问题,女儿至今也是孤单一人,确实令人感到有些美中不足。

有网友说了一句题外的话,虽然在新加坡地小人少选择的余地小,但是大中国却是人才济济,况且,李光耀曾经到中国访问了33次,并且多次带着女儿李玮玲一道,与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关系都十分密切,而且李光耀还是“两岸关系”的“红娘”,首次的“汪辜会谈”就是在新加坡举办的。中国对外开放后,中国人与外国人通婚也是司空见惯的,在外国是“剩女”,在中国往往就会成为“皇帝女儿不愁嫁”,海外著名的女单身富商陈某某,就嫁给了中国一个著名的演唐僧男演员。只要李光耀有这个意愿,想给女儿在中国老家找个对象,还不是小菜一碟,只要这个“绣球”一抛出去,想当“驸马”的中国人大有人在。

李光耀当“红娘”,为大龄剩女操碎了心

如果真是这样,“家事”也就成为“国事”,对李玮玲来说是美事一桩,对中新两国来说,也增添一段佳话,为中新关系锦上添花。

随着这一系列举措的落实,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交组的会员已经近10万人,通过社交促进组的活动结识的会员中,超过三成结了婚。到1997年,63%的新加坡男性大学毕业生娶了教育程度相同的妻子,比1982年的37%提高了26%。也有越来越多女性大学毕业生愿意下嫁给非大学毕业的男士,不再保持单身。

同时,以中学教育程度的男女为服务对象的社交组织,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政府社交发展署下成立的社交促进组,会员人数到1995年时已增加到9.7万人,通过它所组织的活动而互相认识的会员中有31%结为夫妻。成千上万个家庭,在李光耀的“红娘”组织帮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甘当“超级奶爸”

有国外媒体嘲讽新加坡政府是什么都管的“保姆政府”,李光耀却说,新加坡有一个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如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保姆之邦”的话,我反而要为它倍感骄傲。在新加坡除了大家知道的乱吐口香糖会罚款外,还有一些奇葩法律,如在家中裸体如果不关门窗被人看见要罚款;家中发现蚊虫要罚款;不冲厕所要罚款;乱丢烟头要罚款;在公共汽车上吃东西也要罚款等等,所以又有人把李光耀称之为“超级奶爸”。

婚嫁的背后是“人才”

在婚嫁问题的背后,李光耀不但是“君子成人之美”,更重要的是,担心新加坡的人才匮乏问题,在资源匮乏的新加坡,人才起到决定性作用。李光耀对优秀女性的婚嫁及生育问题的关注,就是要为新加坡的未来积累更多的人才资源,他反复强调,如果人才不足,我们永远无法跻身第一流的国家。

政治就是“众人之事”

古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婚丧嫁娶是人之常情,这些婆婆妈妈的琐事,在很多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关心的,但李光耀却“爱管家务事”。其实,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其本意就是老百姓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脱离了这些“小事”,那就是“空头政治”。可见李光耀当“红娘”,才是把“政治”落到了实处,抓到了真正的“政治”。

作者简介

田柏强 原中国安徽工人日报高级记者 现旅居新加坡。